“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又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会、讨好各种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申请书、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
文 刘瑜
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这不是请君入瓮吗？
总有一种冲动，去做自由撰稿人算了。那天某电视台重放Jack Nichol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今天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我常常怀疑学术圈子，觉得它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
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退休工厂闹示威，官员很腐败，农民闹上访，乡镇企业不行了……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有用……没用……有用……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譬如“此在”、“现代性”、“逻格斯中心主义”之类，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知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知水平的结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论文，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研究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该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几万，弄出一本书几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信息封锁的年代还有其特殊意义，但在信息逐渐放开之后，其功能几乎可以被新闻报道替代。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几次采访吃五年饭。而学者，简直可以说是将“无趣”当作了自己的使命——他们致力于寻求全世界最无趣的方式去表述一个观点，在这方面也的确越来越炉火纯青。也许他们不能讲出比新闻报道更新鲜的东西，但他们显然找到了证明自己智力的最有效方式：给简单的东西带上术语的墨镜使其显得扑朔迷离。
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的平庸。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当然，精致的平庸总好过粗糙的平庸，which，是当下很多中式社科作品的特点。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知道），对于说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总得把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垮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加1等于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我只是懒，懒得为自己漫天飞舞的灵感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不惜把他人在流水线上的精雕细琢工作说成是自欺欺人。
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年又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会、讨好各种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目的申请书、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当然也可能我对学术生活所寄予的期望太高了，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搞学术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程序员的饭碗，分析数据是分析师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作为一个饭碗，它有什么义务来陶冶你的情操净化你的灵魂呢？
《肖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我是不是也被体制化到这个程度了呢？偶尔畅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高任鸟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