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听到过卢广有什么新动作，他曾说自己六十岁就打算“退隐江湖”，因为“拍不动了”。
现在他早过了这个年龄，但江湖一直流传着卢广的传说。
作为纪实摄影师，他专门把那些中国不能外扬的“家丑”公之于众。
他镜头下的，尽是淘金者、吸毒者、艾滋病人，形貌丑陋，是这个强大国家身上的疮疤。
相机便是他的手术刀，切开华丽的外衣，暴露出下面不堪入目的图景。
讨伐他的声浪曾汹涌澎湃，爱他的人，却时常是“沉默的大多数”。
他一直处于中国新闻摄影界争议的风口浪尖，圈内人批评他“急功近利”、“人品有问题”，关于他作品层面的质疑层出不穷。
大家质疑的点包括但不限于照片Photoshop处理的痕迹太重、摆拍、图片说明模糊、日期出错及其拍摄目的不单纯、拍摄手段不“道德”……
但卢广曾多次强调自己不是“新闻摄影者”，而是“纪实摄影者”或“自由摄影师”。
为了拍出心目中好的照片，他会深入险地，和被拍摄对象成为朋友，长时间待在他们身边，等待那个富有表现力的瞬间出现，然后按下快门。
卢广的作品，就像被摆上一架摇摇摆摆的天平，一端盛满大家对他质疑的一切、钱，还有荣誉，一端则摆放着“真相”。
但在他人生的前半场，或许有一项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那就是“要钱不要命”。
卢广只上过7年学，就辍学到社会上开始打拼，他做过木匠、泥水匠，卖过红枣、苹果，曾经给人挑沙子，挑一担八九十斤重的沙子，赚几分钱。
机缘巧合之下，19岁的卢广尝试着拍了一张风景照，卖了4分钱，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拍风景照片卖给小摊贩，给人拍全家福，参加摄影比赛，后来开起了照相馆和广告公司。
在1993年那个“钱很值钱”的年代，他已经攒下了10万元。
在本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谁都不理解的决定，到北京正式学摄影，而那一年他已经32岁。
在北京，他除了深造摄影技术，更得到高人点拨：“想获奖就要拍别人没有拍的题材，因为你想超越别人很难。”
彼时的西藏，金矿开采遍地开花，大量的非法淘金者涌入这片梦想之地，寄希望于发一笔横财。
但正因如此，这片土地被混乱笼罩，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四五千米的海拔，普通人听了就腿软。
他和朋友从北京坐车来到西宁，刚到西宁当天，他身上的所有证件就被偷走了。
从西宁出发到西藏的金矿，他为了省钱一路搭车，一共走了8天8夜。
白天烈日暴晒，晚上气温降到零下，加上高原反应和缺少药品，在这条路上，疾病和死亡如影随形。
卢广曾目睹在一辆拥挤的卡车上，一个淘金者死了都没人知道，同伴叫他吃饭才发现，人都已经硬了。
卢广病了一路，差点没命，好不容易到了海拔4700米的文部金矿，休息了3天就赶紧开始拍摄。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淘金客每天需要负担14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每个月都有人死去，工友们只能用废轮胎和柴油火化死者。
在这股狂乱的浪潮中，受到伤害的还有这片土地，矿坑在大地上留下一道道丑陋的疤痕，清洗砂金的泥沙流向远方，吞噬着草原的生机与活力。
卢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待了3天，与淘金人一起吃馒头，喝柴油机里的冷水，用镜头记录下西部淘金的癫狂。
他带着这组拿命换来的照片回到北京，一举成名，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把照片刊登在头版，大大小小的奖，也让卢广拿到手软。
吸毒者的危险程度不亚于狂野的西部，许多人被毒品折磨得精神错乱，甚至持有枪支，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
更重要的是，和吸毒者朝夕相处，太容易染上毒瘾，赔上自己的后半辈子。
他背上行囊，坐了20多个小时火车，来到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瑞丽。
吸毒者多好赌，为了混入吸毒者群体，他拿出200块钱赌博。
200块钱输光了，他嚷嚷着要“吸两口、恢复恢复劲儿”，吸毒者的警惕也放松下来，有人带他去吸毒者聚集地，给了他一些海洛因，还教他怎么吸。
为了获取吸毒者的信任，他小口小口地把毒品吸到嘴里，吸两口就吐出来，不过肺。
吸了一会儿，卢广掏出一个小相机，对旁边的吸毒者说：“你能帮我拍张照么？我想做个纪念。”
后来，有人带他去了另一个吸毒者聚集地，他跟他们聊天，慢慢混熟了，经常吸毒的女孩给他香烟，教他如何把烟丝换成白粉，再用唾沫把加工过的烟弄湿，延缓其燃烧速度。
他拍过一个叫廖贵英的吸毒女，因为常年吸毒，早已骨瘦如柴，眼神黯淡，如同行尸走肉。
她每天晚上出去卖淫，白天用卖淫赚来的钱买毒品，已经这么过了十几年。
在这里，两岁的孩子模仿母亲的样子吸烟，身后的母亲，则沉浸在毒品的快感之中。
在街上随便走一走，都能看到“扎针”的人，装满毒品的注射器，明晃晃暴露在阳光之下。
为了省下房租买毒品，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旦有人“吸死了”，大家就把他抬到山里丢掉。
在瑞丽，卢广拍了十几个胶卷，在最后一天飞一般地逃离了瑞丽。
组照《吸毒者》发表后，卢广获得全国性摄影艺术最高奖项，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
获奖之后，卢广在新闻摄影圈里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说他在当地与人称兄道弟，转头就把照片发表，为了荣誉和奖金出卖朋友。
但无论如何，那些未曾被人注意过的丑陋，那些总该解决的问题，就这么被更多人看见。
但拍着拍着，他觉得照相机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它用画面说话，直观表现弱势群体的痛苦。
没过多久，一根重若泰山的稻草从天而降，落在放着“真相”的那一端。
完成《淘金者》、《吸毒者》等几个小专题的纪实拍摄后，攒下来的钱花完了，卢广没了“拍摄经费”，回到了老家。
2001年，当卢广重新回到北京后时，赚来的钱可以在北京购置一套大房子，并且可以支撑他进行几年的拍摄。
一天，他在看报纸，在那些头版头条、家国大事的夹缝中，捕捉到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
新闻很简单，一个8岁女孩，2岁就患上艾滋病，来北京求医。
可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染上艾滋，这个疑问在卢广心中膨胀。
通过报社，他找到了女孩的父母，这才知道，在农村，有许多人因为卖血感染上了艾滋。
几天之后，河南某个村庄外，一个扛着相机的男人逢人就问“哪里有艾滋病人”，没人理他。
过了两天，他拿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名单，继续打听，得到的回答却还是“不知道”。
屡屡碰壁的卢广决定“绕路”，问村里的老人们：“你们这里有孤儿吗？我是从北京来帮助孤儿的。”
那年，张夏依12岁，因为没钱已经不上学了。他的卖过血的叔叔、母亲、父亲先后死于艾滋病，3岁的妹妹也没逃过艾滋病魔爪。
他的亲人，只剩下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还有79岁的爷爷和78岁的奶奶。
卢广买了书包和课本，掏出210元学费，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张夏依的奶奶特别感激，给卢广煮了一碗面，把张夏依爷爷讨饭讨来的肉都放进去，一定要卢广吃。
整个村将近4000人，95%都感染了艾滋病，当时已有200多人死亡。
数字只是冰冷的，当卢广深入这个村庄，看到的尽是残酷的现实。
因为艾滋病带来的感染，许多人皮肤溃烂，鲜血和脓水渗出，空气中弥漫着长期没洗澡的恶臭。
人们看到村里来了个“拍照的”，觉得卢广能帮他们，纷纷求卢广到自己家里看看。
卢广看到，有许多病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用微弱的声音呻吟“救救我”，老人抱着他的腿，求他救救她的媳妇、儿子。
“我拍了20多年的照片，从没遇到过这种震撼、痛苦。我一定要拿相机记录它，要告诉大家。”卢广如是说。
艾滋病孤儿的手臂上刻满了“忍”“仇”“杀”等字，眼角一滴泪将坠未坠，他说要杀掉血头，给父母报仇。
2003年的春节，合家欢聚的日子，13、11岁的两位姐姐，正在准备埋葬自己的弟弟。
妻子在艾滋病晚期的丈夫身边掩面大哭，丈夫表情却很安详，或许他早已对这一切麻木。
那时，经常有人半夜给卢广打电话，说自己亲人死了，让他来看看。
有些人尽力遮掩，粉饰太平，甚至以恐吓病人及家属的方式封锁消息。
当地出产的西瓜，每年都被拒绝收购，运到三四百里外也没人要。
村子周围仿佛筑起高墙，村民被囚禁其中，眼睁睁看着亲朋好友离世，而痛苦在身边不停繁衍。
两年间，卢广拍了30多次艾滋病村，跑了五六十个村子，胶卷都用了几百个。
人们的目光常常局限在舞台上精心编排的表演，看不到角落里的灰尘。
2004年2月，卢广的《艾滋病村》获得了第47届荷赛当代热点类组照一等奖。
一石激起千层浪，河南省领导组织76名干部，和医护人员一起开赴各艾滋病村，展开救助和治疗。
当地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让孤儿能免费上学，孤寡老人得到照顾。
在全国范围内，上亿的资金还有数不清的善款，纷纷流向这个群体，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艾滋病人没那么可怕。
卢广有二三十个艾滋病村的朋友，他经常接到艾滋病村朋友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吃上了政府发放的免费药。
小说《堂吉诃德》中，骑士堂吉诃德在向被他想象成巨人的风车发起冲锋前，说道：
“即使你们的手比布里亚柔斯（希腊神话人物，据说有五十个头、一百只手）的手还多，也逃脱不了我的惩罚。”
冲锋之后，堂吉诃德的长矛折断，自己被胯下战马摔在地上动弹不得。
被侍从桑丘扶起来后，他没有后悔，而是说：“不过到最后，他的恶毒手腕终究敌不过我的正义之剑。”
完成《艾滋病村》之后，卢广再次拿起相机，向一个庞然大物策马冲锋。
1995年，乌海市郊的公乌素矿区里遍地都是私人小煤窑，矿工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卢广去拍了一回，引起广泛关注，在政府敦促下，小煤窑纷纷关闭。
2005年3月，卢广打算“故地重游”，看看公乌素矿区是否有遗留问题。
但在路上，他发现这里的天空被一股股污浊的黄烟笼罩。
在黄烟的源头，109国道边，一块巨大的牌子耸立，上面写着“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
这里方圆50里兴建了7个大规模工业园区，园区里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产业。
沿着公路向前走，卢广遇到一群村民，他们来自附近的北山村。
看到卢广拿着相机，村民都拥过来向他诉苦，有的跪下来求他救命。
他们的村子被工厂环绕，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晚上睡觉必须关紧门窗，但早上起来，村民脸还是漆黑一片。
从2003年开始，村民里一直有人患上癌症，几乎人人都有呼吸道疾病。
北山村里的小麦产量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种植的蔬菜和水果也总是出现黑点和腐烂，根本无法销售。
卢广到来时，在距离北山村100米的地方，正在建造一个焦化厂。
卢广拍下10张照片，连同村民们的投诉信，一起寄给国家环保总局，不久，环保总局派了工作小组到当地考察，责令当地政府整改。
经过协商，工业园区给予村民补偿，北山村村民全部搬走。
但卢广知道，剜去一点腐肉，并不足以祛除巨人身躯上的病症。
自此，他背着相机，踏上了跟踪中国工业污染之路，这条路一走就是五年。
从乌海所处的西部黄河中上游沿岸为起点，卢广的足迹逐渐向中国中部、东部扩展，他走过三大海域和七大河流水系，走过12个省份，拍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图景。
在浙江宁波，透过污水管道，可以看到高端楼盘“金色水岸”，但住户们推开窗，只能望见一股浑浊的黑水。
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收集污水却不进行处理，而是用1.5公里长的管道，直接把污水排入长江。
安徽省慈湖化工园区的地下管道，污水每天从这里排放到长江。
不同化工厂排放出不同颜色的污水，决定江水是什么颜色——黄色、深红色、灰白色，或是黑色。
河南安阳钢铁厂附近的一个村子，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家里用吸铁石一吸，总能吸到铁屑，用手一擦脸，铁屑钻进毛孔里，满脸都是疙瘩。
黄河被沿河而建的工业园严重污染，一个老汉在黄河边放羊，身后是臭气熏天的污水，不得不用粗糙的手紧紧捂住口鼻。
湘和化工厂偷排废渣、废水、粉尘，严重污染了当地的土壤，村民捧着漆黑的柚子欲哭无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