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正月，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2075年人类面对绝境，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热议，网络上也不乏网友们针对电影所作的各类解析。本次对话，《北大青年》（以下称“北青”）邀请《流浪地球》的心理科学顾问、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临床心理学副教授钟杰博士，与我们分享该电影人物形象设计中所隐藏的心理学原理——人物性格与关系设计。
北青：您刚与《流浪地球》剧组接触的时候，团队最大的困难在哪里？钟杰：最初我知道要拍《流浪地球》是在2015年，郭帆导演带着《流浪地球》的第三稿剧本来和我讨论。当时他们遇到一个困难：希望把人物关系有机地串联起来。我们都知道：《流浪地球》的服装有套骨骼是穿在身上的外骨骼，其实这部电影还有另一套隐藏在剧情里面的“内骨骼”，就是主线人物性格及其之间的关系。北青：您能从心理学的角度介绍一下《流浪地球》的主角们吗？他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钟杰：从性格分析的角度来说，刘培强应该是高功能的“强迫型人格”，刘启是高功能的“自恋型人格”，韩朵朵是一个比较高功能的“边缘型人格”，韩子昂则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的人（精神分析业内叫做处于“神经症”水平）。这样去设计不仅是因为这样的性格跟他们的经历相契合，更因为这样的性格所关联的心理冲突能够拉动和展现出人物关系的张力。我曾使用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对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简称IMDB）里面评价优秀的影片进行角色性格与人物关系的分析后发现：发现人物之间的冲突最好是“人物三角关系“，比如：刘培强、刘启、韩子昂三人之间就需要建立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他们既有共同的利益、目标，也有冲突。刘培强和韩子昂之间的关系，有爱也有恨，是典型的岳父与女婿的关系；而儿子刘启和刘培强的关系，也是经历了爱恨交织到最后化解误会、共同协作完成壮举的过程；韩朵朵对于刘启和韩子昂来说，则有点像离世的刘启母亲的角色，是他们去爱的“替代客体”。北青：您是怎样将性格分析确定为您的研究方向，并把它应用在电影编剧领域的？钟杰：我本身是做精神分析的实践与研究的，我特别强调精神分析的实践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如果我要去比较全面地理解一位病人，不仅需要理解其“病”的机理，更需要深入理解琢磨他/她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的“性格”，这样才可以对病人进行所谓的案例建构（Case Formulation），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心理治疗。我开始全面接受比较系统的精神分析的临床训练是从2008年到2015年，基本上每周见我的分析师4-5个小时（session），与此同时也会学习很多精神分析的理论。在受训过程中，我的一位理论老师奥托·肯伯格（Otto F. Kernberg）对我影响很大。肯伯格可以说是精神分析学界的“活化石”，他最著名的学术成就就是“人格组织”概念的提出。2008汶川地震那年我就不断去思考我的人生价值，也考虑怎么把我的经历“整合”起来。之后我决定从精神分析临床领域里面寻找研究思路和经典理论，用科学心理学的方法做临床心理学的科研。因此从2008年以后，我就一直着眼于“人格组织”领域的研究。后来，我当副教授后就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人格与心理病理学”的实验室，其实做的就是性格分析的研究。叶俊策是《流浪地球》的编剧之一，他有时会与我聊起作为编剧的困惑。因为对于编剧而言，剧情是由人物的欲望和人物关系决定的。如何写好人物及人物关系，编剧行业目前并没有系统的方法，属于“不可教”的部分，大多是靠编剧个人的观察和领悟，很难上升到专业理论的高度。我一听到他这个困惑，就发现心理学正是他要找的，因为心理学研究性格，而决定人物关系的正是人物性格，所以这就连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跨界交流，横跨电影和心理学两个领域，一起组织了四期编剧心理学——性格分析的研讨，这两年在电影行业逐渐有了一些影响，《流浪地球》就是在这种跨界理论探索之后的实践。北青：我们知道《流浪地球》中的剧情设定不符合西方一贯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主角团并不是一路逆袭，反而是接连遇到打击，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钟杰：是的。刘启不算那种好莱坞式的“一个人拯救世界的英雄”，他总是在经历绝望，但始终保持希望。或者说其实英雄不仅仅只有主角刘启、刘培强，电影只是没把别的英雄演出来而已。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个体是“渺小的”，但是个体一旦聚集成一个团队，就有无穷的力量。文化的积累使它某种程度上，并不是那么的兼容个体的英雄主义，甚至可能会认为个人的英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们团体的一种伤害。当然这是中国的价值观，西方人可能不同意，但至少可以理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青：电影中有一句话：“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性，的确是一种奢求。”刘慈欣在原著里可能更强调末世的绝对理性，例如保留人类的火种才是看似合理的选择；而影片中却充满着感性，尤其结尾刘培强独自驾驶飞船冲向木星，那么您是怎么理解这种差异的呢？钟杰：按照刘慈欣的理解，生和死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而在影片中，实际上你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生与死的考验使得全球团结起来，大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命运，我们称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末日的这种环境设定下，人性会更凸显出来，无论是爱恨情仇都会凸显出来。比如电影中，在运送火石的过程中，救援队的一名队员花了好大力气把韩子昂甩了出去，他自己牺牲了，但韩子昂也快死了。那他到底值不值得这样去做？其实这些都推动观众要去思考的。我认为一部好的影片不仅视效要好，故事情节要“烧脑”，情感上更要让观众“烧心”。当人在面临生死的抉择时，你能看出他的价值观，这可以推动观众在观影后持久的去思考。刘慈欣的原著内容跨度很大，电影没办法表现出来，但是这部电影也吸收了很多刘慈欣原本的一些重要理念，所以刘慈欣的味道还是有的。北青：编剧心理学在一些经典电影中有怎样的应用？您怎么看待编剧心理学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作用呢？钟杰：比如说为什么电影《疯狂动物城》能“老少通吃”？小朋友一看，动画片好看：有兔子、有狐狸；年轻人也喜欢看，这是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一个兔子最后当了警察，它是个励志片；哲学家和影评家一看，这是兽性和人性的冲突！“老少通吃”，那这肯定是个好片子。再比如美剧《纸牌屋》，男主角是非常典型的“高功能反社会人格”——他操控各种关系于鼓掌之间，并且最后当了美国总统。《纸牌屋》的角色塑造的就很成功，而且我们稍微琢磨就能发现他们的性格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甚至他们有些对白都非常有心理学的味道，其实在美剧里面是有很多心理学家参与了人物性格设定的，所以心理学在这里面是有应用的。我认为电影本身既是一种艺术，也应该是一种科学，它是在科学基础上的艺术。现在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工业化制作过程，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各司其职，就像没有任何一个作坊工人能够独自将把iPad生产出来。科幻电影制作过程必须是一个大的集团作战。在工业化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就好比发动机之于汽车的作用，而心理学在其中的应用就是要去设定符合人物动机的性格，去推动剧情合理的发展。《流浪地球》是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一次小小的尝试，最重要的收获是我们通过这次合作探索了心理学如何参与到电影创作中去，如何把心理学应用放在电影工业的层面去考量。例如，在以后的项目合作中，在创作前期塑造人物的时候，我们心理科学顾问就可以介入了，然后在完成大纲、分场、初稿等阶段，就可以对人物的自洽性和人物关系进行梳理，甚至在开机后，还可以给演员分析人物的性格和人物之间的团体动力。《流浪地球》是这种探索和尝试的起点，或许并不完美，但如果我们从发展的角度看，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了！
北青：除了剧作人物设计，您也是著名的心理咨询师，您可能经常接触到一些有心理问题的人，您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面对的？又是怎样保持健康心态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