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个全世界都天天关注的焦点。古代封建王朝时期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而到了现代，原本最被看不起的“商”成为了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虽然今天没有所谓的等级制度，但社会上默认的等级已经变成了商士工农。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腾飞，靠的是那批“商”，而中国经济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尴尬的地步，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出在“商”身上。
随着“商”的壮大，经济发展也日渐增速，以至于到了完全失控的超速状态。本世纪的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光着膀子在磅礴大雨中狂奔的少年。不顾风吹雨打，仅为享受刹那间的喜悦。殊不知，这份潇洒的代价是未来的高烧、生病。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追逐财富的行列。有些人生怕错过了发财机会、有些人看到了未来的危机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有些人纯粹是盲目跟随大流被他人所影响。
当全社会都沉浸在拜金主义氛围时，为了“经济效益”，不少人都无可奈何的经受着高压环境蒸烤。
中国每年50多万猝死人群中，很多都是因为过劳死，而过劳死的源头就是压力。而且，这些猝死人群中有不少还是已经事业有成的中青年，前阿里DT总监欧吉良34岁猝死，凤凰网原总编辑、百视通首席运营官吴征39岁猝死。其他猝死的年轻人更是不计其数，比如众所周知的程序员们。
向他人施加压力的人，往往自身也背负着巨大压力。在企业运作时，底层有KPI压力、中层有对结果负责的压力、高层有担负整个企业命运的压力。在国家治理时，基层有执行压力、中层有背锅压力、高层有来自民间的压力。
可以说，逼死人的恰恰是人，而逼死他人者，自己又在被其他人逼迫。整个现状依旧像鲁迅所写的那样，一个吃人的社会。
身处这样的环境，无论个人是否愿意、无论个人品德如何高尚都不得不同流合污。
从走出象牙塔那一刻起，就不得不从事与塔内所学背道而驰的行为。一开始还会心怀芥蒂，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等适应环境后，自然就变成了以前自己所唾弃的那种油腻、萎缩之辈。而这种转变往往会被冠之名为“成熟”的美名。
有能力的四处伺机争抢蛋糕，甚至从底层群体中压榨奶油；没能力的除了拼命守住自己领地外，还要互相残杀争夺有限食物。
所以，有人把保健品当药品卖、有人敢于疫苗造假、有人从病人口袋中榨取救命钱、有人忽悠老年人理财投资、有人裸贷逼迫大学生“下海”、有人用地沟油下锅、有人生产毒奶粉……为了钱，他们甘愿赴汤蹈火，也是在所不辞。
主事人固然可恶，可知情者、协同者难道就是清白无辜的吗？有人本就是同道之人，可以心安理得的赚取黑心钱；而有人则还残存着些许良知，但即使如此，要他们放弃金钱的诱惑举报自己老板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说穿了，其实一切都是为了钱。那些人难道就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吗？毕竟不是小孩子，大道理肯定懂，但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大道理不能消除焦虑、大道理无法规避风险。他们心中又何尝没有一丝愧疚、一份担忧、一种恐惧。但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好的活着，有些事不可为也得为之。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是上一年代国内企业家圈层中的名言。而事实证明，只要敢干的，现在都活得不错。那些老老实实听话的，现在整天要为房子、医药费犯愁。
除了此类较为特殊的群体之外，平日里那些老老实实的个体在日常工作中也难免勾心斗角，为了自己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点小算盘，受伤的就总会是自己。
无论是谁，只要想融入这个社会，或多或少都会背负一些罪恶。其实，所有人都十分清楚自己的罪孽，这份原罪也如同烙印般刻在所有人心中。只不过，在人前，人们都为了所谓的“面子”隐藏内心真实的想法。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活下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从降临这个世界开始，优生优育的婴儿就该庆幸自己父母身体健康，自己没有进入那6.8‰的不幸群体中。
所有走正常程序的出生婴儿都会被迫要喝医院提供的第一口奶，这些婴儿应该祈祷自己吃到的奶粉厂商还良知未泯。
并且，投胎也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像王思聪那样会找娘胎。有不少就是因为投不准胎，要么成为弃婴、要么遇到一对不负责任的主。
闯过人生第一道关的幸运儿立刻就需要面对幼儿园的考验，熊孩子间的欺负、霸凌还算小事。运气不好的，会遇到“容嬷嬷”保育员，喜欢拿针管教孩子。
好不容易上了小学，就要开始与假疫苗、地沟油、问题食材搏斗。更可气的是，说不定会遇到一些怪兽家长，动不动就把“书记”搬出来，或是找家里“基金经理”把股票砸跌停，搞得自己孩子得有特权一样。可“书记”与“基金经理”都是少数，多数家庭只是普通家庭。
进入中学后就得为中高考而奋斗，就算寒门鲜有贵子出，也得为那如同中彩票一样的概率而拼搏，因为这是当前社会穷人家唯一的机会。从这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会开始进一步拉大。
高考是人生重大的分流点，不谈985、211之类的分流，即使一二本、高专职的区别也足以把人划为三六九等。这时候，投胎的好处又显现了，有人可以避开这种漏斗式的筛选机制，出国镀层金就成了高贵的“海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