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化对于剥削的后果
虽然将“英雄”这个标签用来表达对护士、教师和军人等多个职业群体的支持、欣赏和敬仰听起来是件好事，但实际上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作者们通过九项事先注册的研究来支持这一理论，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和实验范式。研究发现：（a）“英雄化”加强了人们对教师、护士和军人愿意自我牺牲的期望；（b）“英雄”标签及其后果甚至会影响到这些工作者转行后的新职业（例如，相比于非退役军人，人们更期望一名军事退役者在其后的平民工作中愿意自我牺牲，因为退役军人被认为比非退役军人更具英雄主义）；（c）由于影响了人们对“英雄化”工作者自愿选择的信念，职业英雄化实际上降低了人们对剥削政策的反对。简而言之，这些研究显示，英雄化最终促进了对其本意要赞颂的群体的更糟糕对待。
Stanley, M. L., & Kay, A. C. (2024). The consequences of heroization for exploi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1), 5–25.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365
关于内在和外在动机的元动机信念
这篇论文研究了内在动机（像是个人的兴趣和乐趣）和外在动机（如奖励和成就）对不同类型任务表现的影响。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内在动机比外在动机更好，研究发现这实际上取决于任务的本质。具体来说，对于需要质性评估的开放式任务（比如创意写作），内在动机更有助于提高表现；而对于需要量化评估的封闭式任务（比如选择题），外在动机则更有益于提升成绩。通过11项研究（包括7项主研究和4项补充研究，共计3544名参与者），探讨了人们对于内在和外在动机在这种任务-动机配合上的看法。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对不同动机调节策略的效用的看法：一些策略旨在增强对任务的兴趣和享受，而另一些策略关注于任务结果的价值（如自我相关策略和奖励策略）。在所有研究中，参与者都认识到这些策略的适应性取决于完成的任务类型。一致地，与任务-动机适配的标准理解相一致，参与者普遍报告说，增加兴趣的策略对于开放式任务更有用，而奖励策略对于封闭式任务更有效；然而，在一些研究中，参与者报告说奖励策略在不同类型的任务中同样有效（第2、3和5项研究）。更符合标准的信念与更符合标准的行为选择（第6项研究）和更好的任务表现（第7项研究）相关联。我们讨论了这些结果对于动机和自我调节理论的意义。
Hubley, C., Edwards, J., Miele, D. B., & Scholer, A. A. (2024). Metamotivational beliefs about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1), 26–57.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362
“谢谢，但不用谢”：表达感激反常地标志着距离。
这篇论文探讨了感恩表达对人际关系的复杂影响，特别是考虑到文化背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和关系远近（亲近的与疏远的关系）这两个变量。研究发现，表达感恩可能会传达出一种信息：关系中的期望已经被超越了，所以如果是因为关系中预期的职责而表达感恩，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做不太合适。通过观察数据和实验中的真实行为，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例如中国），比起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例如美国），更不倾向于对亲近的人表达感恩（第1和2项研究）。通过假设性的情景，研究证实了这一模式，并进一步发现对于疏远的人，两种文化之间没有差异（第3项研究）。这种在表达感恩上的文化差异反映了对感恩的内在感受以及对被感谢者可能反应的预期上的差异（第4项研究）。这种文化差异可以通过文化对亲近他人应尽的职责范围的不同预期来解释（第5和6项研究）：中国人对亲近的人有更多的期望。也许因此，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对于向亲近的人直接表达感恩的偏好更弱，但对于疏远的人则没有差异（第7项研究）。总的来说，我们的发现表明，表达感恩并不总是对亲密关系有益。
Yu, J., & Chaudhry, S. J. (2024). “Thanks, but no thanks”: Gratitude expression paradoxically signals dist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1), 58–78.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435
自然培养真实性：机制与后果
这篇论文探讨了接触自然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也能增进心理自我感受。基于人类与生俱来对自然的亲近感（生物亲和假说），研究提出自然环境能促进个人感受到与环境的契合，这种感受被视为真实性（与自我真实状态的一致）。我们提出了几个假设：（a）自然促进真实性感，这一过程至少通过四种可能的机制实现：自尊、基本需求满足（自主、能力、关联）、正念和正向情感；（b）自尊是最强大的机制，自主是三个基本需求中最强大的机制；（c）自尊和真实性依次中介自然对当前心理福祉的积极影响（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生命意义）；（d）真实性中介自然对长期心理福祉的积极影响（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生命意义，更低的抑郁、焦虑和压力）。通过12项研究（N = 5512）支持了这些假设。这些研究在设置（实地、实验室）、设计（横断面、实验、纵向）、方法（不同的自然操纵和中介/或依赖测量的评估）和抽样（大学/社区、东亚/西方）方面各不相同。研究结果表明自然是真实性的相关因素和决定因素，主要通过自尊机制，进一步确定了真实性（由自尊引导）作为自然对心理福祉积极影响的中介。这些发现还具有生成性，并对政策制定有启示意义。
Yang, Y., Sedikides, C., Wang, Y., & Cai, H. (2024). Nature nurtures authenticity: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1), 79–104.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432
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伤害了你：关于日常性施虐、施虐快乐与责怪受害者的联系
这篇文章探讨了为什么有些人倾向于责怪受害者，特别关注了一种不太寻常的心理现象：从他人痛苦中获得快感的人（日常性施虐者）如何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施虐快乐增加和同理心减少而更可能责怪受害者。通过三项横断面研究和一项采用在线体验抽样方法（ESM）的行动评估研究（总样本量为2653人）来证明这一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不仅在性格模型（如诚实-谦逊、情绪性、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和开放性）中得以显现（研究1a），而且在考虑了其他所谓的“黑暗特质”（研究1b）、不同的文化背景（研究1c），甚至在经常面对受害者-加害者情境的人群中也是如此，比如警察（研究1d）。研究2和3强调了责怪受害者的一个重要行为相关性：日常性施虐与降低从事努力认知活动的意愿相关，即那些日常性施虐倾向较高的个体（与倾向较低的个体相比）回忆有关性侵犯受害者-加害者情境的信息较少。在ESM研究中获得的结果（研究4）表明，日常性施虐、施虐快乐和责怪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存在，并且这一关系不会因与被责怪受害者的人际亲近程度或事件的影响程度而显著改变。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扩展了我们对于无辜受害者遭受贬低的理解，并强调了观察到的关联的情感机制、社会相关性和超出实验室环境的普遍性。
Sassenrath, C., Keller, J., Stöckle, D., Kesberg, R., Nielsen, Y. A., & Pfattheicher, S. (2024). I like it because it hurts you: On the association of everyday sadism, sadistic pleasure, and victim blam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1), 105–127.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464
从晚童年到青春期的性格轨迹能预测学校成功吗？来自一项对墨西哥裔青少年纵向研究的发现
这项研究调查了从晚童年到青春期的性格特质变化与晚青春期和青年早期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研究数据来源于对674名墨西哥裔青少年从10岁到23岁期间共12次评估的加利福尼亚家庭项目和学校记录。研究结果表明，10岁时较高水平的努力控制（EC）与晚青春期和青年早期更好的学业成就（即更高的高中平均成绩和考试分数、更大的高中毕业和大学入学可能性）相关。10岁时较高水平的负面情绪性（NEM）与较差的学业成就相关，但这一效果并非适用于NEM的所有方面。积极情绪性（活泼、亲社会行为）的水平和变化并未一致地预测学业成绩。EC或NEM的变化曲线本身没有主要效应；然而，这些变化与父母监管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当父母监管较低时，经历较大增长的EC青少年（与变化平坦或下降的曲线相比）有更好的学业成就，而经历较大增长的NEM青少年有较差的学业成就；相反，当父母密切监管他们的孩子时，EC和NEM的变化与成就的关联只是很弱。总体来说，这些发现表明晚童年的性格特质及其在青春期的变化对学业成绩有重要的预测效应。
Cheng, R., Lawson
, K. M., & Robins, R. W. (2024). Do temperament trajectories from late childhood through adolescence predict success in school? Finding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xican-origin you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1), 128–149.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475
利用三个大型面板研究中的个体内变化估计性格的年龄轨迹
这篇论文探讨了人们随着年龄增长性格如何变化的问题。很多研究都支持所谓的性格成熟理论，但不一致的发现也留下了一些问题，比如成熟过程是否在老年期继续以及效应大小如何。文章建议，这些差异部分是由方法论问题引起的。首先，一些研究没有严格区分个体内变化和个体间差异，可能没能准确找到年龄效应。其次，假设属于同一性格特质的不同项可能显示出不同的个体轨迹，使得结果对所用项目的具体集合敏感。通过分析来自澳大利亚（N = 15,268; 研究1）、德国（N = 22,833; 研究2）和荷兰（N = 10,163; 研究3）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大五人格在分数和项目两个层面的年龄趋势。采用的固定效应方法仅包含个体内随时间的变化。大五人格分数的发展趋势通常是中等到大的，并且在较年轻的年龄段广泛确认了性格成熟。在较老的年龄段，神经质的成熟一致性持续，而对于责任心和宜人性的变化则发现了混合证据。此外，在每项研究中，个别项目显示出与相应性格特质其余部分不同的年龄趋势，这些不同的模式在三项研究中部分得到了复制。我们的结果突出了研究性格发展中项目的重要性，并为以前未能解释的年龄趋势变异提供了一个解释。
Seifert, I. S., Rohrer, J. M., & Schmukle, S. C. (2024). Using within-person change in three large panel studies to estimate personality age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6(1), 150–174.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4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