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广东番禺，祖籍是中山县。1937年，我四岁，全家搬到澳门，在澳门住了14年，抗战期间在澳门念小学、中学，18岁高中毕业到台湾念大学，1956年毕业那一年梅贻琦校长要在新竹建立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的研究所，那时候是没有原子科学本科的，所以学物理、学化学、学电机、学数学的都可以考，我也考了。
在战争年代我可以说还算幸运，因为澳门是东南亚唯一没有被日本人占据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了相当稳定的童年，虽然大家都很穷，但受到了相当好的教育。那时候因为没有升学的可能，于是没有升学的压力，我们因此得以很快乐也很努力地读书，收获很大，我今天讲的中文，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我想讲讲做学问的功夫。我大学读的是电机工程，后来到美国读的也是电机工程和电脑科学，从事的也是这方面的研究，中文的底子都是小时候打好的，我小时候背了很多古诗词，现在还记得。为什么讲这些？我想说，
学问是相通的，做学问的功夫就是只要记得一点点，有一点线索然后自己去找，越来越多，无穷无尽。
诗词是个很好的例子，在里面寻找乐趣无穷，中间有很多脉络，等你的知识积累到一个程度，就可以连起来。举个例子，有一副对联很有名：“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个非常好的上联，出来以后等了两百年，到了北宋，石曼卿把下联対出来了。我读到这个对联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的灵感一定来自苏东坡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可是，真是这样吗？到底是石曼唧启发了苏东坡，还是相反？我于是去查了，石曼卿比苏东坡早出生50年，这个线索或许可以说明苏东坡的灵感来自石曼卿？
我做了四十年的半导体科学的研究，但学问和知识是通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之间有合理解释，找到这个解释，就是学问的乐趣。
例如，我刚看到《墨菲定律》里面讲，你去赶公车总是你到的时候公车刚开走，你去买东西总是你排的这队比別的队长。这些现象都是可以找到解释的一一人总是记住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赶上公车的时候你不会记得，赶不上的时候你会记得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解释。
八年以前，我在台湾主持一个广播节目《我爱谈天你爱笑》。当时他们找我的时候出于这样的考虑，新竹是个科学园区，我们能不能有个电台既讲科学，也讲人文、艺术，把看上去互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来。语言之间也有关系，小孩子学很多种语言，中文和英文之间有关联，往往母语学得好，第二语言才会好。因为你的发音、文法是最表面的东西，内在的是你的理念和思想，内在的层面是完全一样的，语言最重要的是你的情感和理念的表达，中文好英文就会好，现在我们的教育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学生写作文的机会太少，背若干篇作文，用一样的模式对应许多个题目，完全没有对学生的思路的训练，我是教自然科学的，经常发现学生写的报告思路不对。
今天我们讲通识教育，假如我能够定义通识教育的话，我就会要求你上非常好的国文课，非常好的英文课，我也希望学非常好的有关电脑的课，也学有关统计的课，
通识教育不应该分到底你的专业是什么，什么东西只要是有趣的，只要是在学术上有吸引力的都要做，但是要你们好好地做、非常努力地去做。
通识教育是人一生的事情，不是大学时才要做的，是一个人一生都要坚持的事情。
我一周讲二十分钟的《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人说我这是放下身段来面向大众讲通俗的知识，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现在做的事，完全是为自己在学习中得到乐趣，是为自己做的。每周准备广播的内容，思路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常常是周二オ有灵感知道这周讲什么，用两天准备材料，用一天写出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文章。我上个礼拜讲了五首“满江红”，岳飞写的一首、辛弃疾写的三首，同样的词牌可以写不同的感情，这些诗词很多都是我小时候背下的，少时学到的东西，一辈子受用不尽。
我讲东西追求严谨，但这也是我的缺点，我写散文也像做学问，丁是丁卯是卯，没有情感不能引起人们的联想。
现在把理工学科和人文学科分得界限分明，讲《我爱谈天你爱笑》则是我的读书笔记，我从小受到很好的训练就是给我一个读书的态度和读书的乐趣，一个人成功靠两样东西，一靠努力，二靠运气。
我认为学问做得好的人，在八个方面很突出：敏锐的触角、广泛的兴趣、深入地探讨、丰富地联想、严谨地判别、开放的思想、苛求的完美，谦卑地努力。
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的这些方面的，怎么样培养？我给所有人讲三个字“多读书”。现在也有人认为书太多了，不一定所读的书都好，不一定要读书，但这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你会说，食物太多了，而放弃享受美食。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是我经常会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