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就有江南这一地名，但秦汉时的江南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的长江以南。明清以来，狭义的江南是指苏浙的八府一州，即江苏苏州府、松江府（含上海县）、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太仓州，浙江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广义的江南，泛指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与浙江钱塘江流域，江苏扬州一带和江西长江以南数县。江南文化，就整体而言，即指先民在这一特定的地域范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或亚区。就其具体的文化而言，也都属中华文明中的一种文化。
一、江南文化并非江南地区古代文明延续的产物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明确指出，良渚在5800年前已经出现文明曙光，5300年前已进入文明阶段。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福泉山文化等都出现在6000年前，在江南地区还发现的年代更早的文化遗址。但从先秦到近代的江南文化并非江南地区的这些古代文明、文化遗址延续下来的产物，因为包括良渚在内的古代文明在4000年前后都发生断裂或突然消失了。尽管专家还不能完满地解释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原因，但可以肯定出现了当时人无法抗拒或规避的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如气候剧变、海平面骤升、大范围严重天灾等，以至这些人口或死或迁，在本地基本灭绝了。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这些遗址又被掩埋于地下，以至这些早期文明从此湮灭无闻，直到近代才重见天日。
那么五六千年前的文化是否完全灭绝了呢？从理论上说，只要当时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生存于原地或附近，他们生活、生产和生存方式就有可能得到延续，这类文化形态也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但这取决于这类人口的数量，也取决于他们及其后裔与外来移民的比例和实力消长。如果客强土弱，甚至外来移民具有压倒性优势，土著文化会很快被移民文化所取代，土著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移民的文化。在尚未发现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将江南的早期文化和历史视为“一万年文化”、“六千年文化”的自然产物。实际上，江南的早期传说基本都是外来移民为了提高自身地位而作的重构，如某地人为大禹后人，某地有舜的遗迹等。
二、江南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中原
史籍中“太伯迁吴”的记载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在西周之初的确有一支周人南迁。不过他们是从今山西西南先迁至江南的宁镇丘陵，再迁入平原地区的。太伯，可视为北方、中原地区上层移民或移民领袖的代表性人物、文化象征。而当时当地的习俗还是“断发文身”，相当落后。断发，是为了生活、生产的便利，说明他们还没有将头发视为“受之父母”的身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将发式当作礼仪规范的表征。而当地榛莽未辟，无论水陆都有野兽猛禽横行，文身可使自己混同于野兽而免受伤害，也说明当地人一般还衣不蔽体。常州淹城遗址等也应是北方移民迁入、定居、开发的产物，江南城市的可信历史都不早于春秋战国。 无论儒家、道家、法家及诸子百家，还是礼乐制度、大一统观念和中央集权思想，都起源和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和中原地区，都是以后才传入江南的。孔子的门徒中，来自南方的仅言偃（言子）一人，且并无具体事迹。到东汉时，江南才出现有全国影响的学者王充及其《论衡》，但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北），估计也是西汉期间南迁的。
上海松江的“二陆”（陆机、陆云），祖籍吴郡吴县（今苏州），但在其祖陆逊之前尚无事迹记载，说明并非世家大族，一种可能是北方移民后代，因为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吴县都曾集中了大批中原侨民，经常性迁入的人口也不少。另一种可能，是当地土著，但陆氏能持续产生陆逊、陆抗、陆机陆云这样一批兼资文武的名人，也是主动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结果。但二陆入京之初就受到“日下荀云鹤”的挑战，入朝活动后才名声大显，在生死关头还不急流勇退，恰恰证明其时的江南依然是政治和文化的边缘。
佛教首先传入中原地区，然后再传至江南。尽管也可能有通过海路传播的影响，但实际作用几乎可能忽略。佛教的中国化也是先在中原地区完成，传入江南后继续深化。道教也是在北方产生，随移民南下而传播到江南。
三、江南文化的物质基础是比较适宜的自然环境
6000年前中国经历了一个气候温暖时期，据竺可桢等推测，当时黄河中下游的年平均气温较现在高出摄氏2度左右，则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的气候过于湿热，不太适合人类居处。植被过于茂密，不少地方应为热带丛林，水道密集，湖沼遍布，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无法开发农业。即使在气候已经变冷的西汉初年，“江南卑湿，大夫早夭”还是中原人的常识。这里的“江南”虽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的长江以南部分，但长江下游江南部分大致也是如此。
随着气候变冷，黄河流域气温下降，降水量、光照量、积温减少，影响农业生产。河流水位降低，冬季冰封时间延长，影响航运。降水量虽减少，但集中于夏秋之交，导致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更因中游地区的变牧为农和不合理开发而加剧。大量泥沙在黄河下游河道中的淤积形成陆上悬河，造成频繁决溢和大幅度改道，使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恶化。与此同时，长江流域与江南地区变得适宜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生存。以后虽然出现过几次气候冷暖的转变，但都未突破以往的极限，因而这样的趋势并未逆转。
四、江南文化的发展与人口南迁正相关
在农业社会，人口是基本的劳动力。一个地区的粮食产量和经济实力基本与人口数量成正比。在人口普遍处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增长模式下，人口的较快增长只能依赖于机械增长即外来人口的迁入。当时，人口也是文化传播唯一的、最活跃的载体。移民的整体素质和移民迁出地的状况决定了移民对迁入地文化作用和影响，其中的杰出人才更会起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次人口南迁都是从中原发达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重心所在迁至江南，最后一次南迁（靖康之乱后至元代）也不例外。移民中的“衣冠”，即宗室、贵族、官员、士人、名流的比例很高，这些人又掌握着行政权力，拥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传播能力和影响很强。
秦始皇时已有通过行政手段强制从中原移民至江南丘陵山区的记载。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都有中原人士避居江南，其中部分人乱定以后会返回北方，但一部分人就此在江南定居。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末年、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末、靖康之乱后至元代这三次持续的、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江南地区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增加了大量人口，而且吸纳了大批人才。到明清时代，江南在科举、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工艺、出版等各方面的优势已无可争议，难以撼动，并且保持至近代，再未逆转。
五、中华文明因江南文化而更丰富多彩
江南优美抚媚的自然环境和富足丰饶的物质条件使中华文明产生了更多的文化形态，发展得更丰富多彩。山水诗、《兰亭序》、六朝小品、唐诗、宋词、元曲，无不受到江南山水的熏陶孕育，无不因江南而更显神韵魅力。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兴盛和市镇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产生了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学，也凝聚了职业道德和契约精神，王阳明独树一帜——将商业从末业提升到与农业相同的地位。到了近代，又因上海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江南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场所和中国文化的输出地，产生了最多的出国留学、游学人员和学成归国人员，涌现出最多的科学家和现代专家学者。
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型工商业城市在江南形成，一批传统市镇率先走上近代化之路，转化为新型的工商业市镇，分散的、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现代工业化的集约型生产。世界上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往往首先被引入江南，实验成功后再推广到各地。江南的工商业、服务业在全国的份额达到空前高度，江南产生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本文为日前在上海松江举行的第五届长三角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