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西方对中国经济存在多个理解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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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圈生活方式发现者

文 黄育川

►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力。这并不令人意外。它在以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撼动着世界地缘政治平衡的同时，也在挑战着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普适性。反过来，中国也成了各种焦虑症的避雷针。例如，白宫已将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尽管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中国的顺差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美国的观察家们在诸多方面对中国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这并不难理解。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要恰当概括出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且各地区间资源与经济活动分布极为多样化的国家，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同时，西方与中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差异总会轻易激起各种未经审视的不理智情绪。

同时，对于学者而言，由于缺少一个能够获得大家公认的用以分析中国经济的框架，各方观点很容易发生冲突。数十年前，在苏联的全盛时期，大学纷纷开设有关中央计划经济或“过渡”经济的课程；而随着苏联的垮台，这类学术分析渐渐就消失了。如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正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被世界各国仔细分析研究，这个国家的金融、财政、贸易和社会福利体系间的紧密联系使其成了一个与西方体系完全不同的异质文明。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9月14日刊发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黄育川高级研究员的文章《西方对中国经济存在多个理解误区》

由于缺少一个用以分析中国的恰当框架，西方对于中国未来的各类预测大相径庭。当前一些流行的观点如下：中国的高债务水平必将导致金融危机（尽管其债务所占GDP的比例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排在中游）；美国企业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因为后者开给员工的薪酬极低（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翻了5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导致了美国本土就业岗位的流失（尽管过去10年里美国的全部对外投资中，只有不到两个百分点进入了中国）。

如果以上这些基本分析均出现差错，那么西方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也出了问题。

多年以来，皮尤公司和盖洛普公司的年度民调都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已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的领导力量，大多数欧洲人也持这一观点。然而，除上述两地之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众却大都仍然视美国为领导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这种感知差异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政治家们极易受其所处位置及其选民情绪的影响。

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看待中国时会抱持不同的观点呢？因为美国和欧洲过于关注自己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将其视为自身经济虚弱的标志；而基本上，除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在对华贸易中保持着顺差，同时很多国家也都意识到，一国的经济实力更多地来自该国的经济体制以及人才资源，而非单单来自贸易。

对于一些意识形态倾向严重者而言，中国经济的上升态势威胁着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信条，这一信条的基础是自由市场、民主政体以及人权的神圣尊严。这些关切常常以争论的形式出现，争论的话题可以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是对个体自由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判断。美国与中国的对立立场总是被漫画式地夸张，而事实上两国间的共同点远比两国间的差异与待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经济体都严重受挫，而中国却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在此之后，西方学者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变得更具现实紧迫性。中国模式的批评者认为中国应该为西方的这场灾难买单，他们警告中国，这种不均衡增长（相对于其经济规模和高额对外投资而言，中国民众的消费过少）会使欧美更加难以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从长期来看，这种不均衡甚至会危害中国自身。因此，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现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华盛顿一直在敦促北京刺激居民消费——如果中国想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话。

尽管“均衡”比“不均衡”听来感觉上更让人放心，但这种感觉很可能是被误导了。不均衡增长无可避免，它是相当成功的长期增长过程的意外结果。消费GDP占比的下降及投资占比的相应提升，其实是大量农民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乡村经济活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的城市工业生产中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即使人均或家庭消费增加了，消费在GDP中的整体占比也难免会有所下降。

在中国这样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农民消费了他们生产的大多数物资，因此消费量相对于农作物产量而言其比例是相当高的；而当农民迁移到城市工业经济（例如电脑装配）中时，他们会得到数倍于农业劳作所得的薪酬，他们的个人绝对消费额随之也大大增加；但同时，和零件及工厂建造成本相比，工人工资（及其带来的个人消费）在工业产品价值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的平稳迁移带来了消费GDP占比的下降，也带来了工人人均消费量的提升。不均衡增长因此导致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成为主要的产品制造国和贸易力量——这与日本、韩国甚至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所曾经历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

除了所谓的不均衡增长，世界金融市场还对中国急剧增长的债务/GDP比例以及房产泡沫倍加关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为首的专家，以及以国际清算银行和穆迪分析公司为首的各类机构纷纷提出警告：所有遭受类似债务增长的经济体都曾经历过金融危机，中国也不会例外。

而事实上，中国的情况确实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并非因其能免于经济压力的影响，而是因为其特有的经济体制架构。更乐观的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大多数债务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资金来源于国内而非国外，而且居民的家庭负债通常也处于较低水平。然而，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观察家都没注意到，10年前的中国还不具有成熟的私人房地产市场，一旦这一市场成型，信贷就会激发基于市场的土地价值——其价值此前一直被中国的经济体制所掩盖。这种激发的结果是房地产价格在过去10年里，整整增长了5倍。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的资产价格是否能继续维持，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债务危机的出现就难以避免。事实上，中国的住房存量近年来已有所下降，可购性也有所提升。许多分析师为了了解中国房价是否过高，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主要城市的房价，但通常这类比较的对象是更富有的城市，如香港、新加坡、东京等，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要低很多。

中国的财政状况的确值得关注，但并非像某些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深陷危机。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体系在贷款上确实有些宽松，但事实上信贷扩张的过大压力都来自于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中很多都没有能力提高自身财政收入来为社会和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资金以支持快速的经济增长。他们之所以能够勉力维持，全靠向国有银行借来资金以负担这部分支出。因此，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不是典型的银行问题，而是财政体制薄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