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富强】
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了三大蛊惑性口号：“使美国再次伟大”、“重振美国经济”和“美国优先”。其中，要使得“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根本途径就是振兴美国经济，而为了“重振美国经济”而采取“美国优先”策略。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心将会落脚在经济增长上，不仅会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促使美国资本回流，而且通过优惠措施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向美国。
问题是，特朗普主义可以达到目的吗？套句流行语：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对欧美发达国家为何会逐渐步入“高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作一剖析，需要探析特朗普主义对解决这些根本因素的有效性。
一般地，“高收入陷阱”在过去20多年之所以加速凸显，主要与两大因素有关：（1）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这使得各国的经济增长不再取决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而是其他贸易国家的劳动生产率；（2）资本输出代替资本商品输出，这产生了就业岗位的全球转移和生产技术的全球扩散。
正是由于全球贸易一体化下的资本由发达国家大规模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极大地训练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工人，深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分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最终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提升；反过来，这又降低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从而引发“高收入陷阱”。
也即，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根本性不同的效应。
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能力以及意愿改变这一基本趋势？
经济增长要靠资本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逻辑，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劳动效率则与劳动分工有关。同时，无论是对生产劳动的需求还是技术的应用都依赖于一定的资本基础，无论是劳动分工的拓展还是市场规模的拓展也都依赖于不断积累的资本。
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重视资本积累，将资本积累视为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例如，穆勒就强调，“节省会使社会与个人富裕，而花费则使之变穷；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会因用于供养和帮助生产性劳动的支出而变富，会因用于享乐的支出而变穷。”[1]
同时，这种认知不仅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中，而且也体现在奥地利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学者关注生产结构问题，关注生产的中间品投入，进而也关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注资本的运用和技术的创造。
米塞斯就写道：“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处理资本问题时通常假定：用于生产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技术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则指出，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乃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2]
其实，社会分工具有两大层次——劳动分工与产业分工，正是在两个维度上，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奥地利学派所着重阐发的迂回生产和生产结构实际上就是产业分工，古典经济学重视的劳动分工则是企业内部的工序分工。
而且，两大学派都将资本积累视为分工深化、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基础，具体分析框架如下图。
无论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 发达国家都无法持久领先
发达国家采取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处理它的过剩生产能力，对其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将会产生迥异的效果。
一方面，就商品输出而言，它往往有助于输出国的生产力提高。
其发展逻辑如下：
（1）它通过海外市场的开拓而获得规模经济，进而可以开发和使用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
（2）它通过贸易盈余而扩大了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3）资本积累的扩大有助于深化劳动分工，从而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新产品的创新；
（4）资本积累的扩大会降低资本利息，从而衍生出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李嘉图效应；
（5）资本积累的扩大还有助于劳动工资的提高，从而不得不研发先进技术以维系竞争优势。
这样，经济发展就会进入这样一个良性发展路径：商品输出→资本积累→工资上涨和利息下降→产业升级→技术革新→效率提高→竞争优势扩大→商品输出扩大……
另一方面，就资本输出而言，它对输出国生产力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应，并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
其发展逻辑如下：资本输出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全球投资带来高额交换价值→高额交换价值降低以技术创新提升资本效率的压力→资本输出迫使劳动工资处于低水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更多的资本输出→更低的国内工资水平……。
当然，这种分析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而对资本家或企业主来说，他往往只关心自身所能获得的交换价值，从而也就必然会倾向于采用资本输出的方式。显然，这实际上反映出自由经济国家中的囚徒困境。
既然资本流动对输出国是不利的，发达国家能否通过立法等措施来限制资本输出，从而持久维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呢？特朗普正是试图这么做。问题是，这在长期上根本上难以做到。
究其原因，除了资本本身就具有逐利的天性以及资本家首先关注个人利益外，即使一国政府采取措施成功地将资本限制在国内，它也无法维持持续的商品输出和领先的技术创新。
首先，就商品输出的可持续性而言。
（1）发达国家不断扩大的商品输出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持续扩大，这反过来会抑制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更不要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长期发展，发展中国家也会对国内市场实行某种程度的保护。
（2）即使发达国家仅仅局限于商品输出，这根本上也无法完全阻止技术扩散，至多是降低了技术扩散的速度；这意味着，世界各国间在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上的差距必然会逐渐缩小，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渐降低。
其次，就技术创新的持续领先而言。
（1）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所生产的产品、开发的产业和使用的技术为自身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提供了明显的路径和方向，从而无论技术创新的速度还是成效上都会更有效率；但对先行的发达国家来说，由于没有这种路标和方向，技术创新所付出的成本要高得多，所承担的风险要高得多。
（2）技术发展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这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不愿意将商品出口所获得的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和创新上；结果，资本外流的限制反而会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无效配置，甚至会引发富裕阶层的奢侈之风，从而更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有鉴于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必然会分散资本的投资，其中必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资本输出以换取现实的更大交换价值；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加速资本的外流。
显然，所有这些都必然会导致生产技术和产业在全球的快速扩散和转移。这也意味着，无论采推行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发达国家都必然无法持久维持其领先地位，因而“高等收入陷阱”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
资本输出会带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输入就意味着资本的增加，意味着投资的增加，这不仅为劳动雇用提供基础，而且也有助于现代技术的应用。
穆勒就强调，“维持和雇用生产性劳动的，是其工作所花费的资本”。[3]关于资本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前面已经着重介绍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里转向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来说明。
米塞斯分析了1860年期间的罗马尼亚所面临的情形，并提出了两个观点：
现在的罗马尼亚（资料图）
（1）当时罗马尼亚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知识。其理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仅大量的罗马尼亚青年在西方的技术大学里充分接受这些知识，而且成百上千的外国专家也准备将其知识和技能用于罗马尼亚。
（2）当时罗马尼亚所缺乏的正是可以参照西方模式改变当时落后的生产设备和教条通讯设施的资本品。其理由是，只有存在足够的资本品，罗马尼亚才能使工人和物质生产要素用于时期较长的生产程序，才可以成功地生产那些建立初级工厂必要的工具，而这些初级工厂则再生产那些用以建立和经营现代工厂、农场、铁路、电报线和建筑物的设备。
由此，米塞斯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如果以前没有积累资本，他就与他追求的目标距之甚远。这就是资本不足的含义所在。因为他过去不做这件事，中间产品就不够，尽管中间产品所产生的自然资源是有的。资本缺乏乃时间不够。这是由于人们为实现其目标动手太迟。
如果不凭时间因素的‘迟’‘早’，那就无法描述可用资本品提供的好处和缺乏资本品贫乏的不利”；相反，“有资本品可以使用，就等于更接近追求的目标。资本品的增加，使我们无需减缩消费而可以实现较远期的目标。相反地，资本品的损失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本可以实现的某些目标，或者减缩消费。假定其他事物不变，拥有资本品也即在时间上占了优势。”[4]
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取得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品呢？这有两个途径：（1）依靠自身的储蓄，这是早期封闭社会的根本方式；（2）依靠外来的资本输入，这是现代开放社会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李斯特在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时就说，在狩猎部落、畜牧业公社和农业共同体这三个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因而就无法快速发展生产；相反，通过交易可以获得交换价值，通过与先进国家接触可以吸收先进技术，从而就可以刺激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写道：“一个国家，其农业愈不发达，愈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剩余农产品通过国外贸易换取外国工业品，在未开化程度上陷得愈深……这时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及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品），也就格外能起到促进繁荣欲文化的作用。”[5]
显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积累内源资本，更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来引入外源资本。米塞斯就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把一些资本品借给落后国家，这些资本品乃改变后者之生产方法所必须。这一来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很快地增加其劳动生产力。其结果，对罗马尼亚而言，他们可以很快地享受到现代技术带来的利益。”[6]
正因如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促进的资本流动，将会拉近世界各国在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之间的距离。一个积极有为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也会积极引入外源资本来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升，这也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所重点关注的。
特朗普主义何以不可行
资本流动和商品流动所衍生出的发展效应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商品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等原材料。
所以，米塞斯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7]
事实上，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经济效应，一些国家充分利用资本的国际流行以及相应的岗位和技术转移而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而那些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国家则陷入持久的衰退。
正是由于资本对一国就业供给、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就应该重视资本输入而要提防过多的商品输入。
米塞斯继续写道，“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缩减他们的消费了。”[8]
很大程度上，正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17日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仪式所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相反，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尽管美国并非是资本净流出大国，但其经济霸主地位依然承受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大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因势利导地提出了再造美国制造业的口号，为此猛推各种保护主义思维和政策。
问题是，特朗普主义可行吗？在这里，就需要明白长期以来资本从发达国家快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它主要不是发达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更不是源自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尚道义；相反，根本上是资本家追逐更高利润所衍生的无意识结果，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市场赢利机会。
对此，米塞斯也有深刻的认识：“是消费者的需求迫使西方资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资。消费者要求那些在国内根本不能生产的商品，他们也要求那些在国内只能以高成本生产而在国外生产则较便宜的商品。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这样做，或者那些阻止资本输出的法制障碍最终不可克服，则资本输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就只有国内生产的更多的纵向发展，不会有跨国的横向扩张。”[9]
试想，如果美国社会工资水平居高不下，逐利的资本又如何情愿回流美国呢？更不要说，特朗普政府的很多高官都是大企业主、大富豪、跨国公司的高管，他们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了巨额个人利益，又如何真心限制资本流动呢？
当然，特朗普政府也可以通过减税来刺激私人投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公共支出，通过放松监管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但是，这些政策都是双刃剑：减税将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基础设施增加导致财政开支加大，两者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急速上升，这就如历史已经展示的一样。
为了应付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就不得不增发货币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而货币的增发又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
显然，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货膨胀会导致本币贬值，从而有助于促进商品出口，进而有助于生产和投资的扩大；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会降低本国工资水平，从而加剧本国收入分化，进而引发社会更大的冲突和对抗。
实际上，通货膨胀的苗头在美国已经非常明显，因而美联储主席耶伦也已经放话要在今后几年每年都加息几次以抑制通货膨胀。耶伦加息的理由是“美国经济已经接近最大就业水平”，但显然，这个理由是牵强的。
事实上，如果美国社会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水平，特朗普就不如此着急要促进制造业回流，工薪阶层就不会如此对社会不满。至于所谓的“失业率已经位于4.7%”，只不过是源于一种错误的统计，它没有考虑大量的已经完全放弃失业登记的民众，也没有区分那些处于半工作状态的隐性失业等。
同时，如果美国根本性的社会结构没有调整，货币不断增发下的加息政策只会吸引大量热钱流向美国，而制造业的成本则不断增加，最终将会重现滞涨局面。此外，放松监管将会导致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进一步两级化，只会使得1%乃至0.1%甚至0.01%的上层人士得利，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都是特朗普主义所面临的考验，也是特朗普主义必然失败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3页。
[2]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5页。
[3]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0页。
[4]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页。
[5]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5页。
[6]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6页。
[7]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22页。
[8]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页。
[9]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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