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见到杨妞花。
那时的她刚通过网络找到贵州的亲人，在镜头前她无措地打量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泣不成声。
作为《百姓关注》的记者，我曾见证过太多类似场景——
被拐家庭相拥而泣，媒体蜂拥报道，而后喧嚣褪去，生活归于平静。
我以为杨妞花的故事也会如此：
遗憾终究被时间抚平，她将带着新身份重新启程。
直到2023年3月，贵阳南明公安的一篇推文里写的那句
“被拐儿童李素燕（杨妞花）在追责人贩子”
，像一簇火苗点燃了暗夜，我有些意外。
再次拨通杨妞花的电话时我心里忍不住想——这个本应画上句号的寻亲故事渐渐变成了“逗号”，在冰封的真相里凿光。它的背后，或许藏着比认亲更震撼人心的故事。
在南明公安刑侦大队的档案室里，我第一次触摸到杨妞花的命运褶皱。
1995年的冬天，余华英用一支小小的织毛衣的签子诱拐了她，从此“李素燕”成了她被迫刻进骨血的名字。
她说：“我原本想要在寻亲成功那天对我的父母撒撒娇，埋怨他们为什么那么多年没找到我，但当真正回家以后，这些年的心酸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句话一下子让我掉了眼泪，怎能感受不到她的痛楚？
梦里想念无数次的父母，如今成了静静伫立在高山之间的孤坟，如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
△2021年5月15日，被拐26年后回家的杨妞花在父亲坟前痛哭
“我要让余华英知道，她毁掉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家族。”
杨妞花说这话时，我们正站在她父母的坟前。风卷杨妞花的衣角，她突然跪下，将脸埋进掌心：“娅男，你说他们能听见嘛？”
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这场迟来正义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每次杨妞花落地贵州，我和同事都会站在接机口最前排——她总说“一看到你们，就觉得这地方还有亲人” 。
从一审到重审二审，两年间近十次往返河北与贵州的庭审路，早已将她的生活切割成碎片。
2024年12月19日，第六次对峙余华英的法庭上，她突然转向被告席：
“你说35岁拐卖我太年轻，可我妈妈32岁就躺进坟里了！”
那一刻，旁听席的啜泣声如潮水漫过法庭。
后来我问她如何练就这般掷地有声的控诉，她摇头苦笑：
“哪需要准备？
这些话在我心里烧了二十八年，张口就能烫伤人。”
每一次宣判都像在刀尖上行走。2023年9月一审死刑判决时，她声音颤抖，反复念着判决书上的“死刑”二字，泪水晕开墨迹：“爸，妈，你们看见了吗？” 可不过数月，案件因新证据发回重审，希望再次坠入迷雾。
作为记录者，我目睹过太多“死刑”二字在司法程序中的悬浮状态。当2024年10月重审一审再次宣判死刑时，她不再哭泣，而是死死盯住余华英颤抖的双手——那双曾将她推向深渊的手，此刻正痉挛般揪着衣角。“原来她也会怕”，杨妞花在回程车上喃喃自语，那一刻我看到的，是车窗映出她嘴角一抹悲凉的释然。
2025年2月28日，余华英被执行死刑，中午她发来微信，“这是近30年的案子，我要放下所有工作跟我姐姐去告诉我爸爸妈妈。”电话那头，三十年紧绷的弦终于断裂，哽咽声撞进耳膜。而我的摄像机里，还存着她第一次庭审后哭泣无措的画面——
正义从来不是轻盈的降落，而是一场血肉模糊的跋涉 。
前年中秋寄出的月饼盒里，我塞了张字条：“从此贵州的山风都是你的家人。”后来她给我发来写有“杨妞花”的新身份证照片，在电话里哽咽：“以前总觉得自己是飘在天上的塑料袋，现在终于落地了。”
这些细碎瞬间拼凑成的，不仅是杨妞花的重生之路，也是记者职业价值的另一种解答：
当我们俯身倾听时，新闻便有了温度。
全媒体时代的记者，注定要成为“千手观音”。
要会扛摄像机穿越人潮，要能在空白期用故事填满八百万人的等待，要懂得从法律文书的字缝里打捞人性的微光。
当杨妞花在走廊尽头红着眼眶说“谢谢你们一直坚持报道我”时，我忽然看清这场跋涉的意义：
新闻的终极战场不在热搜榜上，而在每个具体的人如何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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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妞花和记者李娅男
余华英伏法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整理认识杨妞花几年以来的采访素材。
手机震动，是她发来的视频：
“希望所有还在奔波的爸爸妈妈早日与孩子团聚，希望我的故事能带给大家力量。
”此时的贵阳的阳光正好，但我知道，有些故事永远不会散场——就像杨妞花终于找回的名字，就像每一场为真相燃烧的漫长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