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区块链改造组织信任

鲍勇剑  袁文龙  董冬冬  | 文

50年前，两所美国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之间信息交换协议（TCP/IP）的临时之举播下了互联网经济的种子。革命性的技术往往带来颠覆性的社会效果。这也是人们为何痴迷于刚刚问世不久的区块链技术的原因。

关于区块链的未来，乐观和悲观情绪交织。乐观者认为它开启了无限信任时代，悲观者担心真的如此。在矛盾的情绪背后，阻碍新技术发展的是概念误区。视其为“信任技术”，就是一个误导概念。因此，本文致力于厘清区块链对组织“不信任”和“信任”的影响。作为一种“去信任”技术，区块链确实能改造组织信任的构成。但它是通过有保障的不信任（Warranted distrust），即通过技术编程设计去除不信任因素，而影响组织“可信度”（Trustworthiness）。与此同时，“相信”（Trusting）更多地表现在人际关系活动中。它带有情感特征，很难被编程，也不适合完全利用技术来解决。有保障的不信任可被定义为信息“无疑”，有情感因素的依赖偏好可被定义为愿意的“相信”。受区块链技术影响，像水的氢氧原子一样，二者组合成为区块链“可信度”，塑造未来组织形态。

区块链技术学派认为智能合约可以解决不完全合约的问题，因此全面改写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合约关系，甚至促生崭新的区块链组织。它让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免除各种上述的合同危害，保障知识产权个人化，允许微点原子化的交易，激励人人参与的社会经济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控制平台大公司垄断、实现人造、人有、人享的智能信任社会。这是区块链的乌托邦，是可以不断接近的理想，但不可能成为完全实现的社会蓝图。

从创世区块链开始，中本聪和他的精神传人做的都是“去信任”技术，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可靠，不信任人的言行是第一假设，区块链用算法解决不信任问题，去信任的技术保障“信息无疑”。但是，契约活动中的可信度不仅有“不信任”的成分，还有“相信”的成分。二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区块链擅长解决前者，却弱于后者。

正确理解区块链“去信任”本质的第一步是理解“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有联系、但又有显著差别的社会心理活动和认知决策活动。然后，我们方能看到传统类型的组织将始终存在。最后，在认清“相信”和“不信任”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区块链去提升组织可信度。

“让凯撒的归凯撒！”区块链支持下的智能合约可以有效解决可编程的“信息无疑”问题。相关的组织任务必须是：能够明确界定、量化和数字化的；过程和结果属性明晰；无需频繁变动和调整的合约承诺；没有必须考虑的未来不确定性。但是，区块链智能合约不适合处理下列组织任务：过程和结果始终在动态变化中，例如营销；任务的性质随参与者意愿变化而调整，例如客服；情感因素有重大影响力，例如终极关怀；冲突和妥协是主旋律，例如跨公司产品创新。所以，区块链适合解决婚前财产登记的契约问题，但不适合处理恋爱过程。

简言之，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到解决不信任问题，并达到信息无疑的效果。但是，它很难应用到“相信”上，因为“相信”更多的是主观心理状态和个人选择。“相信”指的是“无论是否有监控方法，一方都愿意向对方示弱，因为示弱方认为对方总会善待自己”（R.Mayer）。用意义心理学家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理论来解释，“相信”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无法直接通过具体行为而实现，只能间接在升华的层次去个人体会。

图1 表现“可信度”两面性的日常词汇

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相信”和“不信任”两个变量之间的差别（见图1）。“相信”更多与人的内在心理活动有关，是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主观感受。“不信任”往往是基于一些事实线索而做出的理性推测。不信任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引发因素。它包括环境和任务陌生，有不确定性，过程复杂，要求超出常人基本能力，盲目信任后果严重。第二是保障因素。环境和任务性质要求合规、警觉。猜疑和监控是理解认知活动的必要部分，是建立共识的必要沟通活动。当上述两种因素都被包括和控制之后，不信任可以消除，信息可以保障无疑。在这个基础之上，人际关系的情感交往可能派生出信任。但是，不信任消除不是产生信任的充分必要条件。如学者卢米纽（Fabrice Lumineau）的研究显示：“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变量。它们之间不是正反两个方向的连续体，不是一方减弱，另一方就加强。关于二者的差异，可以用能否量化编程来识别。

区块链支持的“智能合约”技术擅长于消除不信任，因为引发和保障因素可以通过编程解决。因为能够更有效保障“信息无疑”，它已经开始广泛运用到一系列文件记录、储存、交换、背书、认证活动中。它包括多方签名交易、公共土地和产权交易、私人文件记录、法律证明等。就像去中心化的金融交易过程一样，区块链也能做到合约的去中心化，自动撮合，自治实施。未来，只要能数字化的信息都可以加区块链，只要能加链，信息产权就可以明晰，就可以设定保护条件，就能自动发起和强制实施交易合约。

相关的新商业模式正在试验中。例如，洪都拉斯政府用它建立一套新的房地产契约登记和交易制度。在那个动荡的国家，不受外力造假影响的区块链给当地人带来“信息无疑”。又如，无需第三方，房东可以对租客远程授权或取消授权。自动驾驶汽车租赁者的信誉、身份和消费支付可以实时确认，实现分布式自我管理。在奢侈品和艺术品市场，钻石行业尝试将每颗钻石独特的物理属性编程为代码，让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完全对应。区块链被用于钻石认证、辨伪和交易。

保障“信息无疑”只是构建组织可信度的一个方面。“相信”是另一个方面。它涉及到人际互动中的情感和情绪，是个动态过程因素。目前，“相信”无法编程！同时，因为不完全合约，合约双方总有事先和事后的冲突、谈判和妥协。涉及的人际关系协调过程超越智能合约可以执行的范围。当合约双方愿意相信，妥协谈判能产生各种结果。如果无法获得信任，依据“信息无疑”，双方则主要诉诸于法律仲裁和判决。算法不讲情感，但现实中的不完全合约需要讲情感和尊重情绪的“相信”。组织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综合包含“相信”与“无疑”两个维度。

组织可信度包含有能力实现信息无疑，有意愿善待对方，有言行一致的正直感(D. Schoorman)。能力、善愿、正直（Ability，benevolence, integrity）来自于消除不信任和滋养相信两个方面。如图2所示，在处理不完全合约时，对于可以编程的活动和任务，消除不信任（无疑）的区块链有应用效果。对于不可编程，需要事先、事中、事后谈判妥协的活动和任务，围绕情感和情绪管理的“相信”更加有效。以体育项目为例，在执行动态关联性极高的任务时（羽毛球双打、篮球、足球），能力指标和责任分辨（信息无疑）只能达到一定程度，剩余部分则属于“相信”的范围。队友之间可信度越高，球队竞技表现越好。同理，在德鲁克（Peter Drucker）设想的知识经济中，大脑中的认知活动比流水线上的物理动作更重要。对任务执行过程的绝对量化监控几乎不可能。我们如何了解你是在想工作，还是在开小差？

图2 针对“不完全合约”的两类治理活动

“相信”有脆弱性，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不信任有正面效果，警醒是高可靠性组织的必要能力。结合二者，区块链才能提升组织可信度。认识区块链技术的局限性并不是否认它强大的应用效果，而是让新技术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上述分析厘清三点认识：

未来十年，技术派所鼓吹的“道”组织（DAO，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仍然是长期追求的目标，但不可能成为普世组织形态。我们将更多地观察到区块链在智能合约方向上的发展，并以新型组织的形式服务新型的商业模式。但传统组织形式不会消失。以理性权威为核心的韦伯式官僚组织仍然有价值。参与者有强烈情感偏好的部落式的天真组织也会因为稀缺而凸显价值。鉴于组织可信度在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中的重要性（市场的、等级的、混合的），细分四种组织形态和组织可信度的具体特征与对应关系就有现实的意义。它帮助我们看到区块链组织的应用边界。

那些已经在设立之初就解决不信任问题的传统组织形式会仍然存在，并且更受重视。两种传统组织有先验设定的无疑。一种是传统部落组织形式。这种基于文化信仰的组织在存在之初就以信仰的方法设定毫不怀疑组织权威和确认仪式。因此，无疑是它的一种先验的设定。在现代社会，一些以兴趣爱好为目的的俱乐部和基于文化信仰的城市达人采纳部落组织形式。有了设定的无疑，这些组织可以最大限度地投入情感活动。以文化信仰设定的无疑、高度情感投入、崇尚非理性原则，它们是这类组织的共同特征。为区别于其它理性组织形式，我们称之为“天真组织”。对它存在的价值，不能只从经济学角度去理解，人类文化学的解释更切实。天真组织的可信度主要来自信仰般的相信活动，情感因素起决定作用。

韦伯式的官僚组织形态也会与区块链化的组织并行不悖。官僚组织设定的理性权威事实上与区块链技术有逻辑上的姻亲关系。官僚组织强调去人治、讲法制、去感性、讲理性、分工规范细则化。这是与区块链技术支持下的组织逻辑一致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讲等级制的理性权威，另一个强调非等级的理性权威。与天真组织相反，官僚组织试图去除人治的因素，因此也自然地轻视组织中的情感活动。在维护组织可信度上，它依靠的是对理性和法治权威的信念。这个理性和法治权威先验地建立起对制度的无疑。所以，官僚组织的可信度主要来自理性设定的无疑。理性等级秩序全面保障组织可信度。只要是不能或不愿意去中心化并且有政治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它们就仍然会保持官僚组织形态。例如医院、军事机构、核电站、中央银行等高可靠性组织仍然将保持等级制的权威和韦伯式的官僚组织。

因为行使的社会功能和进化过程的路径依赖，天真组织和官僚组织不会受区块链技术太多影响。

分布式自治组织，“道”组织（DAO，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代表着区块链技术在改造组织可信度上的乌托邦，一个可以不断接近但不会完全实现的系统思想。除了上文提到的区块链技术难点之外，它在管理上的难点还包括要求全部利益相关者全员参与，要求有内生的类似虚拟货币那样的激励机制，要求组织可信度的两个方面（无疑和相信）都能平行配置，完美互补。但是，“道”组织可以在一些大型的联盟链中发生，也适合像开源代码软件这样的自愿者社区。因为联盟链和自愿者社区的参加者一般有较强烈的参与意愿。他们之间比较单纯的情感取向也有助于实现组织可信度两个方面的互补。例如，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珀特兰（Portland），非营利组织建立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社区银行”。银行目前只能做简单的劳动时间交易。区块链的衍生技术可以帮助计算不同劳动的时间和价值，并自动撮合交易。它将对共享经济的发展有正面的影响。

有可能蓬勃发展的组织形态是需要广泛智能合约保障的区块链组织。它一方面不需要依赖情感上的相信，另一方面能够对组织任务做全面的编程。它的组织可信度主要来源于任务编程。例如，工业4.0大战略下的物联网与区块链保障的智能合约有天然的契合。又如，以保证“信息真身”为核心，区块链技术正朝着提高交易方式的灵活多样性演变。例如，智能家居与超市联网，自动确认交易，完成交割。新技术可以根据消费变化直接补货，无需发起者再度干预。在区块链保障下，智能合约还有助于突破交易量大小的约束，可以经济有效地执行“微点”交易。美国的“羽国”（Ujo）音乐正尝试追踪网上单曲播放和收费。单曲的“长尾细分”市场早就存在。但对非法下载的消费监控和执法成本高，难追踪收费。未来，只要有点击消费，加密后的信息总帐就有记录，并有能力强制实施。当小微原创者有此技术武装后，各大门户网站也必须支付转载的内容。微点交易甚至可以到单曲的一部分。图3概括了上面讨论的四种区块链影响下的组织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