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国遭遇供给冲击（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宏观经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总需求政策又将如何应对？这些看似是简单的问题，却时常困扰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发现：
一是通过对比历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史实，我们发现输入型通胀压力下各国国内通胀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存在明显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用国际输入型通胀因素以及各国石油依存度大小等来解释。各国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速的关系（即货币超经济增长部分）能更好地解释通胀差异的原因，即国内货币的松紧程度可能才是影响通胀的最重要因素。
二是对于曾经经历过刘易斯拐点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我们并没有发现刘易斯拐点及劳动力成本冲击导致通货膨胀水平系统性抬升的有力证据，而货币总量显著增加很可能是其当时通胀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这也说明由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致的供给冲击需要需求面的配合才可能引发持续通胀。
三是尽管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本质上都属于供给冲击，但其对总供给曲线以及宏观经济的具体影响存在差异。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总供给曲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截距变化方面，且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总供给曲线将重新平移回来，冲击是短暂和可逆的；而B-S效应下的劳动力成本冲击体现在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变化方面，且在短期内不可逆，属于中长期冲击。
四是面对不同类型的成本冲击以及产出下降，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存在差异的。在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下，如果决策者仍想实现既定的高经济增速而采取扩张性政策，其引致的价格效应与产量效应将以固定比例增加，宏观政策在获得经济增长收益的同时也不得不付出一定程度的通胀上升成本。而在劳动力成本冲击（B-S效应引发）下，总需求扩张更多地是导致价格效应，而不是产出效应，其最终结果是，为了保持与以前相同的高经济增长率，需要付出比以前更高的物价上涨代价，并可能引发价格的螺旋式上涨，此时推行扩张性政策似乎并不明智。
五是不同类型成本冲击对一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和通胀容忍度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往往是短暂且可逆的，决策者一般不需要考虑修正其既定的中长期经济增长以及通胀目标。而B-S效应作用下劳动力成本冲击具有中长期结构性特征且不可逆，加上扩张性政策的通胀效应更强，宏观政策决策者似乎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中长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并将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改善供给、提高效率上。
六是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出以下突出特征：首先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其次是在有一定的供需基本面支撑的情形下，金融投机将放大初级产品价格涨幅，从而成为导致CPI、PPI大涨的重要原因；最后是CPI、PPI明显上涨时，往往有可能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中的“两部门悖论”问题，要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丰富和补充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
七是货币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其同步关系出现趋势性的背离给政策决策带来新的课题。在经济转型的中国，这要求货币政策与时俱进，现阶段应在立足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政策作用的时滞变化并兼顾利率工具的效果。短期内应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给通胀预期、货币流通速度带来的重要冲击；中长期内应高度重视经济结构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等对通胀水平的系统性冲击，注意考察这些结构性变迁对未来通胀水平的影响，以确保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加强通胀预期管理。
八是为管理好通货膨胀，必须持续关注供、需两方面的因素，在积极应对供给面的冲击之时，控制好货币量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在出现成本冲击（劳动力成本冲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时，应该更加注重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短期需求管理工具，货币政策的关键是要保持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在成本冲击时期，要特别避免因持续实施刺激性宏观政策形成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相互强化导致的螺旋式价格上涨。
九是在经历了长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刘易斯拐点等的冲击，当前中国总需求调整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单靠传统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彻底破解中国经济的困局。在总供给—总需求的系统性框架下，为了避免走过度依赖投货币、上项目的老路，一方面应继续坚持适度的逆周期总需求调控，但在后金融危机期间要格外注重提高投资效率，把握刺激力度，充分考虑物价对总需求（尤其是投资）扩张的敏感程度；另一方面，应试图寻求破解困局的突破点，全方位推进总供给层面改革，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活力和动力，实现更加合意的经济均衡。
摘自：伍戈、李斌《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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