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国民党政府经济濒临崩溃，蒋公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经济，打虎不成，半途而废，迄今主流意见，还是认为他是碰上了孔家人，惹恼宋美龄，以至于在权贵的铁板面前碰壁，功败垂成。其实，用打虎治理奸商这一招整顿经济，自古以来都是饮鸩止渴，渴未了，人先死。
蒋公子的打虎计划，是跟当时的币制改革配套的。国民党政府于
1948
年
8
月，用金圆券取代已经因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废纸的法币。同时发布紧急处分令，强行规定，私人手里不许有黄金、白银和外币，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到国家银行兑换成金圆券。如果拒不执行，则财产没收，人被逮捕法办。跟这个计划相配套的，是不许商人囤积商品，严格限制物价。只要有人囤积商品，发现之后，也是财产没收，人入监狱。情节严重的，当场执行死刑。这些计划，由蒋经国担任首领的戡乱建国大队执行。
显然，这样的计划，无非是蒋介石在面临经济、政治和军事全面崩溃局面下的一种应急措施，自己给自己打的一针强心剂。但是，在一个经济恐慌，人心大乱的时候，这样的强心针，实际上是毒药。当然，由在苏联生活了十三年，饱受布尔什维克党史教育的蒋经国实施这样的计划，应该说，这样的计划，跟十月革命后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无关系，很像是有样学样。尽管国民党反共，但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苏俄的招法，其实一向是有市场的。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借接受敌产的名义，大肆劫夺沦陷区民营资本，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成立中粮，中纺、中蚕等大规模中字号公司。用原本不值钱的法币，强逼沦陷区民众以
200
比
1
的比值，用中联劵（汪伪政权的货币）兑换法币，即
1
元法币兑换
200
元中联劵。其实，按当时的购买力，
1
元中联劵可以抵法币
35
元。当时也是限期兑换，不得推延。
1948
年的做法，本质上跟
1945
年，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剥夺有产者，大有产者要剥夺，小有产者也不能放过。
实际上，蒋经国在上海，动员了大批失业学生参加的打虎运动，只是伤及到了众多稍有家产的民众和民营资本家。逼得他们不得不排着长队，到国家银行，把自己手中仅有的黄金白银和美钞，换成金圆券，逼得像陈光甫这样的民营资本家，把手上的上百万美钞，交了出来。参与打虎的戡建队成员，还以为这些连夜排长队的人们的爱国热情被他们激发了出来，表现出一腔爱国救难之情。
整个行动，老虎一个都没打到，只抓了一个泄密的狐狸，杀了树威。待碰到杜月笙的儿子，牵出孔家大少孔令侃，宋美龄一个电话，事情就结束了。其实，即使老虎继续打下去，干掉杜公子，连孔令侃都给毙了，也遏制不了物价的上涨，恶性的通货膨胀的肆虐。问题的关键，是市面上没东西，民众必需的两白（米和布匹）一黑（煤球），根本就缺货。自打内战以来，多数工厂不开工，经济垮了，物质严重匮乏。商家囤积，对于他们的多数而言，本是应对通货膨胀的不得已。靠打击所谓奸商来平抑物价，从来都没有效，即使杀人树威，也没有效。除非没了商家，所有货物，都由政府来供应。
本质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崩溃。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凭据，是大量的美式装备，中国军队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武器现代化。但是，恰是这些个现代武器，使得原本就被国民党自己无端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搞的残破不堪的经济，雪上加霜，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机械化部队开动起来，就是一个耗费巨大的吸钱巨无霸，以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连几个月都撑不下来。靠着美援，可以勉强支撑几日，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美国的体制决定，美援不可能源源不断。
1948
年的币制改革，新货币的准备金根本就不足，而内战的巨大消耗，几乎立刻就让这个先天不足的金圆券陷入窘境。原本不足的准备金，很快就被抽走，充作军费，等于丢在水里。余下的，又被运往台湾，国库为之一空。当上海的民众把手中的黄金白银和美钞换成金圆券之后，发现自己手上的钱，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废纸，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比法币还快。从后往前看，所谓的币制改革，配以收缴居民手中的硬通货，很像是在抢钱。蒋经国的打虎，实际上等于配合货币改革，最后一次用强制的手段，把中国的中产阶级抢掠一空，把国民党政权最后的支持者彻底得罪了。此时，多数沿海居民其实对共产党并没有了解，但在他们看来，不可能有比国民党更腐败，更糟糕的执政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