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则随笔，聊聊在美的亚裔移民们。
1. 唐人街之围
最近冬天毛闲来无事，读了一篇二十多年前的关于亚洲人北美移民史的论文。论文选取了三个对象：中国移民、日本移民和菲律宾移民，并描述和分析了他们在美国的生存方式和历史命运。
简单来讲，多数亚洲移民都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大量涌入美国的，工作的主要行业都是体力劳动，而美国人对早期亚洲移民的态度随着其数量的增加而渐渐恶劣起来，把他们看作抢了本地人饭碗的害虫。
排外和贪婪一样，都是全人类共通的负面本性。市场经济以健全的制度利用了后者，使其发挥出了正面的作用；而前者不要说利用了，连要如何消除其负面影响，至今也还是一个社会性难题。
于是，从地方到全国，种种针对早期移民们的歧视性法律接连出台：限制移民、限制亚洲人获取土地所有权、禁止亚洲人归化美国国籍，以及禁止亚洲男性与白人女性通婚。
比较讽刺的一点是，由于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菲律宾人是享受了一些“优惠”的，然而还是被一并剥夺了投票权、土地所有权和自由婚配权。
从《纽约时报（1905年）：中国人对排华法案发起抵制（译文）》中，可以略微窥见彼时中国移民们的侧影。
而在困苦的时代背景下，早期的东亚移民们的生存方式惊人地相似：他们开始集中聚居，以致形成了许多“飞地”（enclave），也就是我们今日常说的中国城和韩国城之类，其中尤以中国城数量众多。美国50州里有29个有自己的中国城，其中光是加州一个州就包含了十几个中国城。
飞地的形成并非是单纯因为“自己人好办事”，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来自主流社会的迫害和歧视的自然对策形成的。
你们排挤我们，我们就自己建一座城，两边各过各的。
在飞地里，各国的早期移民们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互相扶持以克服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自发建立各种组织以实现自我管理，这也是“飞地”这个称呼的含义所在。
那时，亚洲移民由于歧视政策而无法通过外部金融机构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面对这样的困境，日本移民发展了名为“頼母子”（たのもし，tanomoshi）的借贷组织，以集资的方式轮流为组织成员提供贷款；而中国移民不仅形成了类似的民间信贷机制，甚至还为打造实业阶级而创造了风险投资体系。
但除了物理和经济上的保护，在“偏安一隅”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也有与外界的彻底隔绝：飞地成了安逸的龟壳，成了一座固步自封的围城。即便社会地位已经改变，老移民们还是不愿走出去，也走不出去。
走在今日纽约的唐人街上，恍惚间会怀疑自己到了上个世纪的香港或广东，除了街头巷尾的英文标牌和偶尔出现的警车外，满眼都是繁体字和韦氏拼音，丝毫感受不到美国这一概念的存在。
那是因为在很多很多年前，有一群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想要隔绝和遗忘外面的那个不友善的世界。
而中国移民的数量，既注定了唐人街的繁华喧闹，也注定了中国城的牢不可破。一个人可以在此出生，在此长大，做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美国人。
这种“非抱团不可”的状态，或许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 “一盘散沙”的中国人
多年来，华人们常常赞美同为亚洲移民的印度人们的团结，并将无法在各行各业升入管理层的结果归结于自身的“一盘散沙”，归结于针对亚洲人的“竹天花板”（Bamboo Ceiling）。
而虽然印度人的社群文化或许确实有凝聚力超常之处，但“一盘散沙”论的背后，是华人们对主要矛盾的逃避。
你看，不是我们能力不够，是印度人太抱团，闷声发大财，互相提携，是美国人歧视、不信任我们。
那么，华人乃至其他东亚移民，到底缺乏什么能力？
那是至今还习惯于躲在自己小圈子里，拒绝融入美国社会的华人们百年来一直欠缺的能力。
也是作为英国旧殖民地子民的印度人们得天独厚的能力。
——英语会话能力。换言之，也是沟通能力。
根据皮尤（Pew）研究中心2012年的调查，18岁以上中国移民的英语会话能力达到甚佳水平的比例是39%，而整个亚裔移民群体的平均值，是53%。
而同一份调查还显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人士当中，有44%仍能使用母语对话，而菲裔和日裔的比例分别为13%和18%。
华人在自己搭建的围城里陷得太深了。
当然，印度人在美国的成功，也有很大要素来自于他们破釜沉舟的背景——中国的优秀人才近年来往往会选择回国，而对印度精英们来说，回到印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选项。
扯句题外话，冬天毛自己在纽约从实习到正式工作，两次机会都是经华人的提携帮助所得。
3. 因祸得福的日本人
在亚洲国家的移民中，日本移民的命运是极为独特的。
他们原本和其他亚洲移民一样遭受歧视，并通过聚居和内部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来相互扶持，但和其他民族社群不同的是，这种生活方式被一场历史的浩劫改写了。
随着日本在二战中偷袭珍珠港，反日情绪在美国人当中空前高涨，新仇旧恨和种族主义在西海岸的大熔炉里不断发酵，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日本帝国打算对美国西海岸发起全面进攻，而日本移民们将从美国社会内部发起谍报和破坏行动。
美国政府起初和大部分媒体一样，驳斥了关于日本移民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论。然而，随着大部分人渐渐倒戈，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和民意面前，1942年2月，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发了臭名昭著的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军方随意划定“军事区域”，并可以从中将任何人扫地出门。
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行政浩劫中，日本移民们不得不贱卖土地和其他各种财产，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并被迫迁离西海岸。一共有11万日本移民遭到监禁，甚至有人只是因为有十六分之一的日本血统，也被一起扔进了集中营。
当然，随着战争结束，舆论平息，日本移民们也取回了他们的人权，只是痛定思痛，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命运的抉择：在遭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后，是不是该撂挑子回家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离开集中营的11万日本人里，只有2300人选择了返回日本。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移民们开始经历某种意识的觉醒，“错的永远是自己”的东亚文化基因开始自我表达：对于二战中的耻辱待遇，他们将其归结为社群的自闭所致，并努力发声，试图自我澄清；成千上万的日本二代移民以参军的形式表达对美国的忠诚。
以今日眼光来看，日本移民们或许给出了一份“缺乏骨气”的答案：他们明明是暴民政治的受害者，却选择了低眉顺眼的自我归咎。
然而，历史还是给他们打了一个对勾：时至今日，日裔美国人的数量大约为华裔美国人数量的三分之一，但维基百科上“美籍日裔政治家”（Category：American politicians of Japanese descent）和“美籍华裔政治家”（Category：American politicians of Chinese descent）的数量却几乎正好相等。
日本移民们达成了当初的目的：为自身利益培养了足够多的代言人。
更不必说，日本移民们真正走出了那片围墙，无声无息地融入了美国社会：时至今日，美国还有5座Japantown。
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日本移民在二战期间遭遇的政治劫难恰恰打碎了他们的小圈子，并在迫使他们“自证清白”的同时，也帮助他们融入了美国社会，成为了整个群体转型的契机。
生于忧患，也是一种幸运。
纵观亚洲移民的历史，简直如同一场民族主义的反证实验：传统论调中“风格迥异”的几个东北亚民族们同时空降到北美洲的西海岸，最后却迎来了极其相似的生存方式和演化轨迹，而最终分化了他们命运的，反倒是来自大洋彼岸母国的影响。
全文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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