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皇帝，大明朝谁最大 ？
关于这个问题，一千个人不会有一千种回答，答案有且只能有一个——士大夫。在大明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中，科举出身的孔孟弟子组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阶层。
在朝，他们为宰辅，为尚书，为御史，执掌帝国权柄，把握国家的方向。某种程度上，老朱家的皇帝不过是他们股掌之中的吉祥物而已。
在野，他们是舆论，是规则，是秩序，掌握着城镇乡间的风云变幻，甚至府、道、州、县各级官员离了他们都无法生存。
士大夫简称士，其中为官者，即缙绅——原意指古代官员将笏板插在腰带上，构成了士大夫集团的上层。缙绅团体在大明朝，是顶层集团中的顶端，是“深层国家”里的深海，是大明的筋骨甚至脊梁。
按道理说，这样一伙人，拥有这个时代最广泛、最扎实的“合法伤害权”，从来只有他们欺负别人，什么时候听说过，他们会遭遇来自底层的戕害 ？
这本小书，就是要告诉你“意料之外”的“外”。当明帝国走向历史未有之大变局时，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朱元璋在总结王朝兴替时搞明白了一点：武将及世家大族是谋朝篡位的高危人群。所以，他为子孙剪除荆棘，去除开国功臣集团，又任用文官控制军队的后勤粮饷以制衡武将。
结果，经过上百年大浪淘沙，明朝的勋贵集团蜷缩在京城吃喝玩乐，退化成没有牙齿的老虎；而文官集团通过创造巡抚、总督、督师、经略等职位，成功地骑到了武将的头上，造成大明朝一品武将不如七品御史的畸形局面。
在成功赢得了天下权柄后，文官集团又进行内部洗牌，官员选用从明朝初年的荐举、荫庇、科举三管齐下，逐步演变成科举独大，科举之中又首推两榜进士、次推乡试举人的局面。
至此，大明皇帝终于可以安稳地坐在龙椅上，因为他知道，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他还知道，天下没有百年不败的缙绅世家。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们，整体看起来似乎无比强大，但细看单个家族却是眼见他起高楼，也眼见他楼塌了。
明朝自明英宗朱祁镇以降近二百年，都在这样的权力模式下运行。金字塔顶端的皇帝，被庞大的文官集团包围，文官乃至其背后的士大夫集团，控制着从农到商各个领域，几乎将帝国所有资源收入囊中。
明朝是个巨大的农业帝国，士与民在拥有土地，耕种土地，利用土地产出的粮、绵、麻、桑上孜孜以求，土地构筑起亿兆生灵的生存法则。
士大夫阶层又因拥有免税免役的权利，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企图逃税免役的百姓，包括小商人、小地主，都带着土地投寄进士大夫家里，为奴为仆，这也是明朝土地兼并的一种方式。这导致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中的顶级缙绅家族拥有的资源急剧膨胀，像嘉靖宰辅徐阶的家族，就坐拥几十万亩良田。
凭借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优势，缙绅集团在朝在野都高高在上、呼风唤雨。他们把持乡议，武断乡曲，以地方精英的身份维护着这个帝国的稳定，同时也维护着自己的利益。
但是，隆庆开海之后，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大明，那个在士大夫眼中平静安逸，而且他们自己可以只手遮天的古典乡土时代开始走向终结。
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以纺织业及其衍生的贸易为龙头，形成了陶瓷、丝绸、布匹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外向型经济。以雇佣劳动、无产营生为主的商业城市，吸引了大批人群围绕此间，他们有雇工、奴仆、讼棍、闲人，还有“黑社会”。工、农、奴、商各自为生，开始摆脱田亩的桎梏。
白银资本以无以伦比的威力，冲击着以土地产出为命脉的农业社会。在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朝短短七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千年根基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动摇。
“湖州自嘉靖初以前，古风犹在。”何为古风 ？就是为富且仁，照顾孤弱，为贫也安，勤奋持家，大家维持着宗族礼法下的城乡秩序。但隆庆之后，士大夫印象中的古风不再吹拂。
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眼中，明清易代的甲申之变是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更多从政治、文化上思考这场变革。但他们都忽略了白银资本的力量，即隆万之间的“改革开放”为中华帝国带来的巨大冲击。
这种冲击直接导致官员与在野缙绅集团共治地方的秩序开始崩溃，属于科举大族、簪缨世家的丰饶时代也就此落幕。
本书选取了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六件祸事——“董范之变”“荆熊分袒”“火烧董家楼”“郑鄤凌迟”“夜掘周家坟”和“王氏复仇记”。
读者们可以从中领略到，江南这片大明命脉之地，自隆万以降风起云涌的社会动荡。无论是才高八斗的状元探花，还是名满天下的老艺术家，甚至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顶级缙绅家族，在官、绅、士、民、奴各阶层的生死缠斗中，一步步走向属于他们的献忠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