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回顾】金彭育：1949年前后天津的人物故事 | 博物馆下午茶第185期

10月20日，第185期博物馆下午茶在天津金融博物馆举办。本期博物馆下午茶由天津金融博物馆与天津广播电视台滨海广播联合主办，滨海广播《城市记忆》节目制作人于霁丹女士担任主持。活动邀请金彭育老师主讲，主题为《1949年前后天津的人物故事》。

1949年1月15日，作为“京畿门户”的天津宣告解放，天津的社会、经济、金融、文化都发生重大的变革。本期活动中，金彭育老师通过分析1949年前后天津的时局变动、金融建筑的历史沿革等内容，讲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演变与人物故事。

1949年初，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以29个小时攻下天津，随后天津宣告解放。 此次战役 成为解放军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城市攻坚战。 作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成功典范，“天津战役”被赋予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深刻内涵，被毛泽东主席总结为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三种方式之一的“天津方式”。

人民解放军能够创造“天津战役”这样的战争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津地下党的介入与配合。 正如刘亚楼司令员所说： “应该说天津的解放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攻下的。”

在今天的解放北路与大同道交口，有一栋别致的二层黄色小洋楼，它曾是清光绪年间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天津分行”。如今，这里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个人征信查询处。70年前，它曾隶属国民政府时期的交通银行，一楼是银行柜台，二楼就是中共地下党秘密指挥机关。

1948年11月，南京政府密令天津当局，要把重要工厂、学校的设备，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和主要教师南迁，以摧毁天津的工业和经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配合解放天津，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决定天津地下党“南北系”合并，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对外称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黎智任书记。

当时，天津工委领导地下党组织与各基层组织和进步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护厂、护校和反“南迁”的斗争，团结争取大批工商界、金融界、文化教育界、医务界、新闻界人士。委员会还开展了出色的情报工作，如搜集海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各河段水位、风向、结冰期和厚度等资料；搜集国民党天津守军排连部署、人员名册、火力配备、枪炮型号、部队番号等情报，将这些“绝密资料”转交给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帮助解放天津。

天津地下党工委负责人王文华找到了在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中极具影响力的久大盐业公司经理李烛尘和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弢，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于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保护、支持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态度。最终，李烛尘与周叔弢阻止了自家企业及同行各大企业的南迁，为天津的经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总司令为杨十三题写的挽词中，称这位抗日英雄为“渤海毓雄，民族之杰”。 杨十三原名杨彦伦，投身抗战期间曾改名杨裕民，因在堂兄弟中排行第十三，因此被称为“杨十三”。他 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并积极响应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和周恩来同台演戏，开展宣传活动。

1937年， 杨十三借助过去和永利碱厂的联系，组织碱厂工人，动员同学同事、全家老小共同参加地下抗日活动， 并动员爱国人士捐款够买枪支弹药，支援冀东抗日游击战。 1938年3月，杨十三毅然投笔从戎，和子女杨效昭、杨效棠（永进）同到冀东，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起义。期间，他坚持游击斗争，曾转战于太行之间，并提出“必须搞工业，以保证军需”的建议，又倾囊出资作为新华日报社的办报经费。

1939年7月21日，在随部队转移途中，处于重病中的杨十三在担架上逝世，终年50岁。 毛泽东主席给杨十三题写“悼念冀英东抗日英雄杨十三”的挽联，赞誉称：“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刘厚同名文厚，字厚同。民国元年（1912年）1月，刘厚同组织和领导了甘肃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的反清起义。后返回故里，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请刘厚同出任热河省主席，他坚辞不就，避居天津，以卖字为生。抗战胜利后，刘厚同任傅作义的上将衔顾问，是傅作义将军的密友与智囊，深受傅作义敬重。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2月，傅作义曾到天津拜访刘厚同，询问其对时局的看法。平津战役期间，刘厚同力劝傅作义，以“商汤与周武”为例，建议傅作义“循潮流，顺人心”，并指出“民主社会当以人民公意为准”。傅作义深以为然，接受了和平谈判。刘厚同由此为和平解放天津、北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爱国将领曾延毅父女曾在天津“潜伏”多年，为天津地下党提供情报。 从1938年来津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曾延毅居住的常德道1号是天津地下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曾延毅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也已不再担任国民党军职。他在自己的女儿曾常宁和地下党的引导下，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1948年秋，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来津，到曾宅临时借住。曾延毅父女借此机会将“塘沽城防图”记下并转交给上级党组织，他们冒险搜集到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天津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