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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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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重要性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也许就是他的学术对立面凯恩斯。但是，随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的重新勃兴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衰落，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可以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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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经济学第一人的位置了。
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其夫人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篇幅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弗里德曼对中国香港的经济制度赞不绝口，认为是自由市场制度杰出的典范，并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十分关注。
1980
年、
1988
年、
1993
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
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实践中观察我们一直在理论上倡导的主张——实施自由市场会同时在繁荣经济与促进自由两方面产生作用。”
弗里德曼三次访华的时间，正好跨越了中国改革从开始到深入，其间经历反复并重新加速发展的复杂过程。同时，经过长期封闭以后，中国在这个时期重新走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外界的知识和信息。弗里德曼这位顶尖的经济学家在这时对中国的访问，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美之间知识文化交流的缩影。
1980
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
这时的中国，改革的进程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是知道过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弗里德曼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文革的好话。但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在和中国知识界的会谈中，弗里德曼敏锐地发现一个现象，出席者要么是年长的老人，要么是很年轻的人，没有中年一代。他意识到，这是多年政治运动的结果。
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老年人，由于早年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可以正确理解弗里德曼的观点，而那些年轻的人，往往还在讨论诸如“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样的问题。不过，由于现时变革的要求，他们很希望了解市场经济体制是怎么回事。当时中国与外界的贫富对比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好奇心。
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1988
年，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不仅仅是由于弗里德曼见到了赵紫阳，而且由于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
同时，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
第一站是上海。弗里德曼在这里的演讲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强调了发挥个人知识性与主动性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自愿合作的效率。他指出，中国可以效仿亚洲的新兴工业体，在几十年内取得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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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达到的成就。对于当时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也进行了讨论，说明通货膨胀起因于发行了过多的货币。
随后是这次访问的高潮。弗里德曼来到北京，会见了赵紫阳。弗里德曼发现这位主导改革的领导人对于经济问题有着相当丰富的见解。尽管弗里德曼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赵紫阳显然很快理解了弗里德曼关于市场自由的观点，意识到了这种观点的重要性。
会谈气氛颇为热烈，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两个小时，而且，会谈结束以后，弗里德曼被赵紫阳亲自送到了汽车前。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也许唯一遗憾的就是，弗里德曼没有更早几年与赵紫阳进行会谈，那样的话，也许他的观点能对中国的改革有更大的影响。
在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客人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
1993
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开始快速发展。
客人在中国已经可以享受到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服务。
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时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
1988
年有所不同。政府开始强调日本韩国式的对经济的控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
弗里德曼显然无法同意这一点。但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尽量地吸收外界知识了。但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观点这时倒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场制度，还是尝试一条“第三条道路”？这个已被弗里德曼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困扰中国多年。
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本文作者李子暘先生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现在李老师微信公众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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