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anen
, 1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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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ma af Klint
意大利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是后人类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游牧主体》是她的关键著作之一，自面世以来，《游牧主体》一直引导着欧陆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讨论。布拉伊多蒂在中文版序言中称：“这本书算得上是我的哲学宣言。”
在布拉伊多蒂的理论视野中，后人类主体应当是游牧主体——它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因而是复杂的、异质的、混合的动态实体。游牧思维意味着要设想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边界，将其视作可持续性门槛，防止人类陷入极端的自大和虚无主义的自我毁灭。
本书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思考女性主义与技术、历史事件和流行文化的关系，重塑了操演、性差异和复杂性的概念。
内容包括她对认识论与“女性问题”的关系、女性主义与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关系、欧洲女性主义以及美国女性主义与欧洲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可能关系的研究。
《游牧主体》中文版为首次出版，布拉伊多蒂特为中文版撰写了逾万字的序言，以下节选了其中一部分。
我深感荣幸能够把握住我的中国出版方慷慨给予我的机会，为中文版的《游牧主体》作序。我认为这本书算得上是我的哲学宣言，它深得我心。想到它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仍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我的中国同事和学生对此感兴趣，我十分高兴。
曾被视为激进的论调如今已变得司空见惯，三十年前不可想象的观念现在已成为主流，这些观念变迁的速度可以用来形容任何政治运动的进步，包括女性主义。在这一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且变化迅速的历史时刻，它的典型标志是精密的技术、残酷的社会断裂和严重的环境危机。游牧主体的概念，由流动性和复杂性定义，不再是颠覆性的概念，而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流动身份也已经在文化方面流行起来，这一事实只是强化了对其矛盾进行严格批判分析的紧迫性。
本书收录的论文来自特殊的历史背景，即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的欧陆哲学。无论是在女性主义还是其他思想领域，这一时期都标志着从强调后现代的流动性转向聚焦于作为一个关键批评概念的后人类游牧主义的过渡。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主义理所当然地批判了同一性和固定的身份，但似乎变成了一种将批判本身视作目的的运动。为了批判而批判并不是我理解女性主义哲学的方式，更不必说批判理论了。仅仅反对一元思维和单一范式是不够的。事实上，这种方法有可能陷入认知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另一方面，游牧思想和游牧主体的哲学对一种强大的另类主体性感兴趣，高度强调游牧主义的政治，尤其是其伦理。作为一个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正义感兴趣的思想家，我发展了一种关于伦理的游牧主义，它不仅能够挑战霸权主导身份，而且提出一种新的主体观。这种主体性既不是同一性的，也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是流动且情境化的。游牧主义代表着异质的多样性、差异性、唯物主义和交叉性，而不仅是流动性。
现在已经变得明确的是，最伟大的游牧者就是资本本身：市场经济在线上和线下一样运行，它通过产品、资本、数据和字节的流动系统来运作。另一方面，人的流动性则受到更多限制和高度控制。同样，这一市场经济备受赞誉的“灵活性”主要涉及消费品，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导致了不稳定的雇佣条件和低薪。在流动性受管制、流通受控制的全球政治经济里，商品、信息和数据流通比人类个体的流动更加自由。进而言之，当代市场经济通过跨国且受管制的流动性，通过控制边境和移民，通过实体和数字的监控，签证选择和逮捕来管理资本积累。边境则成为系统地拦截和抓捕各种不受欢迎的人
(
寻求庇护者、移民、无家可归者、有色人种、穆斯林等
)
的地方。许多新的围墙自
1989
年柏林墙倒塌起就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
我的目标是在这一复杂且充满内在矛盾的社会和地缘政治视野内提出一个主体性的反理论
(counter-theory)
。技术是当今资本及其市场经济加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新技术——生物遗传学、合成生物学、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纳米技术和新材料——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们打破了曾构成主体的时空统一性的传统观念。发达技术与以盈利为主导的逻辑紧密相关，但它们不能被简化为这单一的维度。它们也打开了意想不到的空间——通常由社会运动和文化少数群体推动的生产性的“系统裂缝”
(cracks
in
the
system)
——提供了潜在有效的批判性和创造性见解。
然而，社会文化生产模式的这些变革，不可能不改变旧有的权力关系：正如谷歌的座右铭所言，当代资本主义倾向于快速发展并打破常规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它拆解甚至瓦解旧有的社会结构，对其传统角色及其支撑的身份认同毫无留恋。当代技术驱动的嬗变，不可能不调整传统的社会和象征结构，包括家庭、性别关系、性和女性主义政治：我们主体性的根本内核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设计。游牧运动和根茎网络已渗透进主体性及其日常表现的核心。
游牧主体是处于空间和时间之中，处于地点和历史记忆之中的，它们立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我希望对其负责，并继续扎根于当下条件的内在性，
解释我们时代残酷的排外和根深蒂固的不公正现象。
游牧思想表达了在全球流动性、地缘政治位置、交叉的阶级与性别关系、种族和年龄段
(age
groups)
、共同的谱系
(shared
genealogies)
和历史的框架内，对构建我们主体性的多重生成生态的认识。所有的这些生态环境也是隶属模式：它们提供并维护坚实的根基，建立清晰的归属标准。但这些基础条件也是流动和动态的。它们构成了当代权力关系的框架，因为它们允许位置和权力的差异沿着分散、游牧或根茎的
(
即非二元对立的
)
路线倍增。因此，理解当代权力的非二元本质，也就能让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和文化排斥的新形式。
换句话说——差异是多重的、流动的和延展的。“我们”人类都是游牧的，但我们并不全是一样的：我们的不同之处来自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同一条归属线。这些差异是物质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我们要记住，数十亿人仍然缺乏电力、安全、自来水、医疗保健和医药援助，更不用说消费电子产品了。换言之，资本推动的特定流动形式受到排斥参数的限制和约束，它冒着将网络民主的总体承诺沦为笑柄的风险。我们更有可能拥有多种网络民主形式：事实上，我认为在第三个千禧年，政治主体性，尤其是像女性主义者这样的少数主体性，已经成为一个矛盾的空间。它是一个复杂的广场，多种社会、符号和话语组合在这里展开，甚至政治也变得游牧化，政治的空间不再是线性平滑的。
为了发展有效的游牧政治，我认为必须制定标准，区分量化差异——数据、信息、消费品等的倍增和加速流通——与新概念和伦理方面的质的飞跃。在晚期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我认为仅仅颂扬流动性、灵活性和机动性是不够的。这种立场有可能导致肤浅，因为它可能带来多重量化差异的分层——多重身份主张——而不会使我们对主体性的理解发生质的转变。身份是个人的、心理的
;
主体性是结构的、社会的。在这方面，身份政治的扩散——在当今政治光谱的左翼和右翼——是很成问题的。当代社会产生并促进了无数各种各样的微观身份——包括但不限于性身份和性别身份。但这种倍增足以产生真正的变化吗
?
例如，想想数十亿的脸书页面——它们属于一家控制着全球经济的美国科技巨头，悖论的是，这些页面在地球上传播着关于网络个人主义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主题的多种变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占有性个人主义
(possessive
in
dividualism)
和从众行为的倍增被宣传为“自由”。此外，在这个全球化的网络中展示的所有身份并非都是激进的，或者说甚至并非都是进步的。恰恰相反，近几十年来，政治右翼的强烈身份主张和诉求在互联网上大幅增长，通常带有反动、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特征。民粹主义左派也表现出同样极端的立场。这种基于技术产生的身份诉求在数量上的激增，并不是我的批判游牧主义，而是与之相反的：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
(provincialism)
。它通过全球化实现了规模的变化，但没有挑战它所维系的微观身份的地方性特征。正如德勒兹所言，这些分子道德，包括许多新兴的“微观法西斯主义”形式，未能质疑它们自身的前提。
量的增殖是“一”的倍增。只有抵制“一”的逻辑，新事物才能出现。游牧主义拒绝“一”的逻辑，并对资本主义变异为一个不断运动、流动和变化的量化系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同时也认识并分析了这一历史时刻的特定条件。尤其令我担忧的是资本与科学之间的关联，资金流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科技知识及其社会、经济应用的惊人增长。我们生活在以技术为中介不断进行实验和生产的先进体制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关注定性的伦理问题非常重要。游牧伦理具有批判性的一面：例如，批判移动性和流动性所量化的商品化，反对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和对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崇拜。在创造性方面，游牧伦理学强调创造性生成
(becoming)
的路径，这种路径加强了关系纽带和肯定性的价值，同时始终抵制对单一身份的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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