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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完全放开生育限制或只是时间问题》
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以来，各地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妻申请生育“二孩”数远低预期，这促使2年后的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做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决策，并在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众所周知，自从1971年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结构和空间配置均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偏低，生育水平长期向下走，人口红利接近耗竭，走势非常危险，同时长期的人口控制也带来了如“失独”家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促使政府对延续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如今，被寄予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等希望的“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已近一年，其收效却不容乐观。随着“少生优育”生育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越发沉重，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进一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或将只是时间问题。
不少面临“二孩”选择的育龄妇女都有类似的感受：生的很少后悔，没生的却一直很纠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人还在观望？我们通常将其归结为经济、照料子女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过大。
湖北宜昌的一份调查发现，过半不愿生“二孩”的育龄妇女都提到了教育费用过高。目前中国教育支出水平位居世界最高水平，城市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能占到家庭总收入的30%以上，私立学校和重点学校的教育成本往往要比普通学校高出2.5-3倍，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使这些父母为避免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不得不在学区房、课外班等方面形成额外花费，成为很多育龄夫妇在“二孩”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关键因素。此外，婚嫁成本高、没有时间和精力带孩子、再生会降低生活质量等因素也是年轻父母不要“二孩”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距离资源、权力、体制和城市越近的核心人群，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偏高，自由意志更强，闲暇时间更为有限，城市户口、租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现实困难导致“二孩”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更少的空闲时间、更低的生活质量和更有限的职业发展空间，进而导致她们的生育意愿偏低。而体制外的边缘人群生育意愿相对较高，一些人早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前就通过各种方法突破限制了。
制度的阻力也迫使部分育龄妇女不得不放弃或延后“二孩”计划。目前，全国多地仍针对抢生和超生的“二孩”、“三孩”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一制度原先是基于“多生孩子会给社会增加负担”的考虑而设立的，但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落地后，这项“恶制”不但没有取消，还在继续推行，对于中国生育水平长期走低的危险形势缺乏充分认识。
在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和生育指标审批制度仍然存在的今天，仍有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认为生“二孩”是一种需经批准才能获得的福利。在“全面二孩”实施的一年里，接连有学校和医院出台限制女性生育“二孩”的“怀孕协议”，甚至制定了从预备怀孕到预产期都安排好的时间表，如果违反就可能遭到辞退。这一方面反映出“二孩”政策的出台对于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确实带来很大影响——据测算，全国即便只有20%符合政策条件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也将带来1800万人的产科医疗服务需求，对现有医疗资源形成冲击，同时也反映出现有体制仍在固守原有的生育观念，没有跟上步伐。
长达36年的以限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低估。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只生一个好的生育观已经深入人心，多生、早生反倒成为一种自私守旧甚至不光彩的事，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对年轻人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因而有必要在全面生育政策的同时，提倡以传宗接代为主的生育文化，认识到生育作为一种能够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解决问题的群体行为，应作为一种稀缺品被鼓励和提倡。生育文化和生育行为也一样，需要一代代人慢慢接受和扭转，这必然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2016年10月20日，北京某家政培训机构内，从业者们正在接受一个为期8天，内容包括幼儿早教、家政服务等方面的培训课程。近年来，迅速增加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出台，推动了城市生活者对家政服务人才的需求。
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的下降几乎不可避免。但与经济产业政策不同，人口生育政策的实现周期非常长，往往需要数十年、几代人以后才能显现效果。随着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均收入逐渐走出发展中国家水平，中国也开始面临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生育困境。201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9、1.22、1.1和 0.9，位居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列，其鼓励生育政策效果至今也多不尽如人意。中国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也仅有1.18，仅为国际公认世代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
未来中国需要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2.0以上才有可能恢复正常的人口红利，这可能需要至少30年时间。但由于原有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许多衍生社会问题未能解决，新生育政策带来的改革红利尚未完全实现，这也将是决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异常关键的30年，即便全面放开生育，都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取向，通过补贴、福利和休假等方式奖励人们生育，并对一些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评估和预防。
首先就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目前中国已经基本进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时代，他们的养老周期将会持续30年以上，将对养老体系形成巨大考验。有许多独生子女父母表示，他们是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贡献者，但他们的子女却要面临同时赡养4个老人和2个孩子的巨大压力，这令他们对养老问题的担忧非常强烈。此外，“失独家庭”也是与原有计划生育政策直接相关的一代人，他们大都已经进入退休年龄，失去了再次生育的机会，谁来赡养和看护他们？在中国养老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老龄化步伐仍在不断加快的当下，有必要对这些承担计划生育政策附带不幸的人员做出补偿性的安排。
其次是劳动力就业问题。目前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完全实现，劳动力仍是实体经济的一大优势，但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4年下滑，到2015年底降至91096万人，比2014年又减少了487万人，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正逐步从供给走向短缺。随着老龄化步伐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连续下滑，老年的劳动力逐渐退出市场，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劳动力人口急剧萎缩，不再拥有劳动力资源优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无法逃避的问题。由于生育政策的转向很难在短时间为市场补充年轻的劳动人口，这样的情况还将持续20年之久，进而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失去原有优势，储蓄率、投资率、消费率和技术进步率有所下降，人口抚养比抬升，经济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此外，战斗力缺乏也可能成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30年里，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前，独生子女不能入伍当兵。尽管现在《兵役法》已经取消了这一限制，但一旦“全面二孩”效果不佳，未来国防建设的重担将越来越多地落在独生子女身上，不仅将面临服兵役人口不足的问题，独生子女父母“失独”的风险也将大大提高，值得重视。
《人口和劳动绿皮书》提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非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当根据实际生育指标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否则上述问题还将延续很多年，问题也将更为沉重。从目前来看，“全面二孩”第一年的实施效果并不乐观，如果未来几年依然遇冷，距离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应该不会太远。
王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采访整理记者/卢伊
编辑/孙杨 制图 美编/虎妹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完全放开生育限制或只是时间问题》，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36期，总第6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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