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今日推送卢荻老师的文章《在伊斯坦布尔清谈“帝国主义”》。
2024年9月初，政治经济学国际促进倡议的年度研讨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卢荻老师参加会议。卢荻老师感叹，原本的学术交流与讨论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有被政治宣示骑劫的危险。会上，部分学者操持着“产能过剩”的理论话语试图抹黑中国，在他们“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下面，实际上隐藏着自己粗糙的右派政治话语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意味。
本文原载《明报》2024年9月13日，感谢卢荻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政治经济学国际促进倡议(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the Promo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IPPE)的年度研讨会，于本月初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笔者带着知识求真的愿望参会，同时也期望能在这座满是历史痕迹和联想的世界名城有所感怀，毕竟是千年东罗马帝国和五百年奥斯曼帝国的都城，欧亚非三大陆的文明碰撞之地。没成想，研讨会的关键环节也即部分主题演讲，却是在
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宣示骑劫了，而且是大有西方中心主义意味的宣示，关于“帝国主义”问题
。对此笔者颇感懊悔，终究是之前没有做足功课，因而当时无法回应，另外也泛出IIPPE会否变质的疑虑。
卢荻《变革性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IIPPE是笔者长期任职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在近20年前发起的，至今日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政治经济学学术会议，立足欧洲而面向全世界，今年的会议就吸引了四百多位学者参加，欧洲之外主要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
“世界经济变局和今日帝国主义”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很正当的课题，过往的会议都有很多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文和发言。突兀的是，主题演讲的两个讲者之一的南非学者Trevor Ngwane，在演讲中基本上就是宣示立场，以“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的话语或认知，将中国与欧美并列为帝国主义，将其余的金砖国家列为“次级帝国主义”，都是必须打倒、推翻的。
笔者之前并不认识这个学者，上网搜寻资料方才得悉，Ngwane的另一个身份是政治鼓动分子，与几年前笔者在本栏批评过的Patrick Bond教授，堪称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学系的自封反资本主义的“双壁”，而他们所反的主要对象就是金砖国家组合尤其是中国。
中国援建的博茨瓦纳莫帕尼小学，学生们正在上课。新华社发（策基索·特巴洛 摄）
从他们的网站BRICS from Below（姑且译做“从底层审视金砖”）可见，其反对理由多种多样，大致上不离“反帝国”和“反帝国主义”两类并将之混同起来。于是，前者的极致表现就是连香港、台湾、新疆、南海等问题也列出来，作为反对中国的理据，偏偏就没有将这些问题的背景也即现代世界资本主义霸权纳入视野。后者则是着重强调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不平等交换，尤其是要将非洲限定在专注于初级产品生产，以及采矿业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偏偏就无视中国对非洲的经贸具有很大程度的援助性质，无视中国的廉价工业制品、以及中国带动的全球初级产品涨价正是抵消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力量，以及无视中国本身及其对全球的绿色转型的突出贡献。
尼日利亚阿布贾的中国援尼日利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当地员工展示秧苗。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 摄
帝国主义不是前现代帝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体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认识。
Ngwane和Bond等自诩马克思主义者始终需要诉诸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对外输出资本，这就是帝国主义。
理论逻辑呢？其回答是：存在积累过度，即是今日流行的时髦话语“产能过剩”，为此必须对外输出产能。输出的结果，一方面是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角逐，另一方面是压缩、抹杀了后进国家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空间。
这个理论的现实合理性着实可疑，因为是再次将世界范围的系统视野置之不顾。
产能过剩是一种局部现象，惟有系统性的需求不足，才能构成推动角逐、遏制发展的主因。
将局部的产能过剩与系统的需求不足等同起来，并以此责难中国，这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建制的主流话语，在理论上是新凯恩斯经济学，不是马克思经济学。
在现实上，投资不足而非投资过度，正是整个全球化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常态。以资本形成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投资率指标，作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表现是从1970年代的平均26%下降至1981-2000年期间的25%，再下降至2001-2022年期间的22%；OECD和中国之外的世界，也即广大的后进发展国家的表现，则是从27%下降至25%然后继续维持在25%水平；惟有中国是特例，从34%上升至36%，再继续上升至43%。
“一带一路”倡议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中间潜力巨大的广大腹地国家联系起来，沿途城市随着经贸往来日渐繁荣，一个世界经济的新增长中心正在孕育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