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观点｜赵建：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

“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一定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的。” 在4月27-28日举办的百川论坛——“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与世界2024研讨会”上，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赵建探讨了“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这一重要议题。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危机对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的影响，通过美国大萧条、次贷危机等历史案例，就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未来应如何关注金融市场风险提出宝贵建议。

赵建指出， “今天西方经济学的认知，以及货币政策思想的脉络都来自于1929年大萧条”。 1929年胡佛政府坚持四年通缩导致美国经济一片萧条，但在罗斯福新政后，美国吸收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部分特征，经济开始复苏。赵建认为，美国经济在疫情后超预期的软着陆，是由于美国从过去危机中寻找经验，不断地更新、迭代自身的经济危机应对政策。他指出，今日的央行也特别关注后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影响，“后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潜意识的思想来源，即西方资本主义内生是不稳定的，需要通过大财政、大央行拯救”。

不过，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决定了其经济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 赵建提出，中国央行的认知来自于两条历史脉络——“新中国成立时的陈云经济学延续为如今设立发改委和银保监会的精神脉络；而计划经济危机之后的邓小平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成为如今人民银行的框架，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次贷危机后，中国的实体经济超稳定，但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赵建指出， 为了保证实体经济的稳定性，中国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些风险转移到了金融市场上。因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金融市场的风险。 现代央行应公开、透明，充分引导市场预期。

放眼未来，赵建就化债问题提出建议。他强调， 关键在于发展经济做大分母，而非只是简单地通过通胀去杠杆，要预防债务在通缩的情况下引发流动性危机。 “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一定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的”。债务问题一定不是在债务的层面来解决，而是通过提高债务产出弹性，用发展的思路来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