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自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开始，媒介就被默认为是一个工具。相应地，主流的传播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目光集中在了符号的内容及其产生的效用。如今，“媒介转向”日益成为传播研究以及其他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黄旦，2024）。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集在媒介的周围，但不少研究停留在研究对象本身，以一个实体的“媒介”来对应万变的外部环境，称之为“媒介研究”。该视角仅仅将媒介作为一个对象，本质上是“关于媒介的研究”而不是“从媒介出发的研究”。因此，为拓展传播研究的版图，黄旦（2024）提倡媒介学研究的范式转向，将媒介视作构成人类和社会的要素和条件，强调以“媒介”为入射角，从具体的媒介中揭示出特定的媒介性，进而揭示人和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关系构成的样态及其演变。

不少学者从媒介学角度对经典传播与媒介研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解读。基于对北美媒介环境学和马修·福勒（Mathew Fuller）的媒介生态学思想的对比，李璟和胡翼青（2024）指出，相较于前者指向线性因果决定论的媒介静力学，后者则基于生态哲学提出生成性的媒介本体论，倡导考察媒介生态的生成和流变，表现为一种媒介动力学。媒介生态学所提供的媒介本体论虽然新颖，却无法为生成性媒介认识论的后续开展提供真正的帮助。它只能描述而无法分析，容易让传播研究走向“媒介之后，空无一物”的境地。因此，他们提倡打破媒介静力学和媒介动力学的边界，在注重异质性媒介技术元素的生成与流变的同时，也关注媒介技术元素集合的结构，以完善传播学的媒介认识论。

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媒介思想是媒介物质性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通过将基特勒的思想与（后）结构主义进行参照，研究发现基特勒所理解的媒介物质性，根本不是媒介的物质性，而是语言的物质性断裂产生了媒介物，是某种非实存的语言结构、符号形式或意指机制的物质性（郭小安，宋继文，2024）。也正是因为其继承了（后）结构主义话语（非实存）的物质性思想，唐海江和徐皞亮（2024）提出将“Aufschreibesystem”译成“铭文系统”而非“话语网络”，以凸显基特勒建构的媒介本体论对拉康（Jacques Lacan）、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思想的超越。

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赫普（Andreas Hepp）认为“现实如何藉由媒介建构”是理解深度媒介化的核心议题，并提出唯物现象学作为探究该议题的理论视角。基于对唯物现象学的梳理，陆国亮（2024）发现其引用的理论资源：文化唯物主义、型构理论、能动实在论虽弥补了社会建构主义对“物”的忽视，但是它们对“人-物”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唯物现象学难以建立一体化的理论框架进而服务于经验研究。

空间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既有研究多“通过”空间理解社会和文化，却忽视了空间本身的意义。因此，从媒介学视角出发，潘霁（2024）提出“空”与“间”交转，以挖掘空间的媒介性。其中，“空”指传播体验有待发生，充满张力的留白状态；“间”指流动中不同社会群体、商品物件和文化符码在关联中架构不断变幻的交界。考察二者的交叉转换，有助于我们在承认社会存在不可弥合的差异性的同时，反思静态的、同一性的空间“填充”范式，挖掘公共空间的可沟通性及其蕴含的多种可能。

传播学实证研究也将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放到核心位置。自1968年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肖（Donald Shaw）进行“教堂山镇研究”以来，议程设置理论至今已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历史。鉴于在社交媒体中存在不同层级主体的设置与被设置的网络结构，徐翔和李畅（2024）着重考察了受众内部的信息流动格局与路径，发现议程设置网络具有梯度议程设置结构，即议程不是由大V直接到普通用户，而是由特定影响力的用户层出发由近及远、近强远弱、先近后远地传递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鸿沟一直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引发了全球学界、业界和政界的持续关注。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韦路（2024：74）在《数字鸿沟：概念、成因与后果》一书中从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出发，建构了一个多维度、多层面和多阶段的数字鸿沟概念系统，将数字鸿沟定义为：“在个人、地区或国家层面存在的，在数字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数字技术接入、使用和驯化上的差异。”他在该书中还梳理了数字鸿沟在个人和国家层面的发展变迁，总结了数字鸿沟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后果，并探索了应对之策。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使智能机器的类人属性大幅增强，引发学界对智能机器主体地位的持续探讨。与此同时，人机关系日益复杂，呈现出以亲密关系为典型的人机交往新可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人工制品，智能机器的主体性问题一直都是人机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形成共识，认为智能机器已从类似计算机的中介工具转变为传播主体（别君华，2024；杜骏飞，2024；王兵，罗龙翔，2024）。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其主体性是不完整、不充分的：首先，由于缺乏自我意识，当下的人工智能仅是“行为主体”而非“心灵主体”（杜骏飞，2024），其行动需要与人类个体耦合（孙玮，程博，2024）；其次，当下的人工智能还缺乏对交流中具体文化背景和语境的认知，无法通过与人的“交流”实现文化意义的创造和共享（邓建国，韩志瑞，2024）；再次，人工智能只能依靠海量数据进行计算，而不能基于伦理承诺和负责任行动的冷静、审慎的思考进行判断（胡泳，2024）。可见，尚不能将智能机器的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等量齐观，也不应简单地用拟人论来思考人工智能。值得警惕的是，智能机器对人类主体性的反噬风险已然出现，技术逻辑的泛化使得人在认知、判断、决策等方面的自主性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削弱。对此，研究者呼吁通过意向性、创造力和专业性等来进一步守护人类的主体性（彭兰，2024a）。

此外，研究者关注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将人机关系从“功能互动”推向“情感互动”（曾一果，王可心，2024），拟人化亲密人机关系的建立已经成为可能（刘力铭，2024）。在循环往复的互动中，人类与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情感联结。一方面，具有高度拟人能力的智能机器通过对人类外在表征及内在情感要素的模仿形成机器情感并唤起人类情感（洪杰文，黄煜，2024）；另一方面，用户也主动参与到亲密关系的建构之中，通过特殊提示词引导人工智能突破设计者的最初限制，展示出某种与人情感沟通的新示能。因此，人机亲密关系的建立是人机双向互动、彼此塑造的动态过程（梁亦昆，2024）。

事实上，对智能机器的能动性感知与接受度因人而异，不是所有使用者都愿意将智能机器视为一种社会性角色并与之建立亲密联结。个人的社会关系、先前的媒介使用经验、个人性格、技术偏好（王兵，罗龙翔，2024），以及基于技术实践而形成的使用、收益与风险感知等共同织造了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维认知态度（刘鸣筝，王硕，2024）。例如有研究发现，对于依恋回避水平高的个体而言，类似于人与人之间对话沟通的交互体验可能会让他们在交流过程中增加认知负荷，对ChatGPT持有的态度相对负面，进而降低其持续使用意愿（卢嘉辉，李炳楠，蒲培洋，2024）。除了用户自身的特质外，智能机器的使用特征、有无实体等内部异质性也会影响用户的满意度和接受度。例如，与功能导向的ChatGPT使用相比，娱乐导向ChatGPT使用场景下用户的满意度更高（贾煜等，2024）；对于无实体对话机器人而言，存在与实体社交机器人相反的“反恐怖谷效应”（张放，徐子涵，2024）。

最后，学界在人机亲密关系的情感真实性和现实价值问题上争议颇多。有研究者认为，人机亲密关系中这种无利益、无责任、无条件的正向情感反馈能够缓解和弥合人们在虚实空间的自我认同危机与差异，是人们对抗人际社交倦怠、重新确认自我归属感的重要手段（曾一果，王可心，2024；张梅芳，辛雨薇，2024）。但也有研究者指出，此种情感只是人际情感的理想化投射和替代，存在虚幻性、欺骗性与脆弱性等隐匿性困境，人机情感并未真正实现（洪杰文，黄煜，2024）。更具风险的是，在基于大模型的人机亲密关系下，用户对大模型数据的信任可能会使他们更容易受困于来自包括自身在内的“众我”（张洪忠，任吴炯，2024）的“凝视”（彭兰，2024b）。这种凝视涵盖人类社会的各种刻板印象和偏见（包括性别、人种、审美等）（黄阳坤，苏思妮，高远，2024；马中红，吴熙倡，2024），不仅会强化人们的自我审查，也会成为外界对个体进行控制的中介，不断削弱人的自主判断与行动力（彭兰，2024b）。人机亲密关系的伦理问题就此凸显，未来研究需要审慎考量。

卢克·多梅尔（Luke Dormehl）（2015/2016）以“算法时代”来指称我们所处的历史场景，一语道破算法的基础设施属性和强大影响。随着算法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人们同算法的关系已经从想象和感知，发展至一系列与算法生成、使用和抵抗相关的社会行动及权力建构。

研究者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勾勒了“开发者-媒体-用户-技术装配”的算法生成异质性网络。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技术由多种异质因素建构，对技术结果的阐释应诉诸社会因素，而非局限于技术本身的结构特征。就人类行动者而言，首当其冲的是算法的开发部门。算法生产在中国平台企业秉持的是“产品经理驱动”逻辑而非“工程师驱动”逻辑，尽管算法工程师是算法的直接制造者，但他们几乎没有决定权——产品经理则实际决定了算法的“目的”；运营人员看似处于“底层”，亦对算法生产有反馈作用（何晶，李瑛琦，2024）。媒体也是算法意义与价值的重要建构者。在算法把关中，主流媒体往往更严格，商业社交媒体则遵循利益至上原则，而所谓的人工调控更多是一种为了迎合流量对内容“合规性”进行的审查（陈积银，胡睿心，2024）。但有研究挑战了“主流媒体对算法持批判态度”的结论。大众媒体常将热搜描绘为民意的代名词，用“冲上热搜”“热搜第一”作为评估公众反应的基准，进而成为算法合法性建构的主体（王茜，孟志杰，张璐，2024）。用户亦被进一步纳入算法生产。例如有研究发现，算法与用户认知的双向循环将导致社会偏见的复刻，职业性别的刻板印象通过训练数据和用户行为进入算法，其不仅被展示给用户，而且会在下一次用户反馈中得到持续循环与强化（周葆华，罗沛，2024）。非人行动者则提示了人物协作的重要性。有研究者通过案例考察发现，算法所扮演的角色是在它所嵌入的“认知装配”（Hayles，2017：116）中形成的，包括上亿物联终端、政府政策、基层管理和执法部门配合等（孔舒越，2024a）。

作为一种“体验技术”，用户是在“使用算法”中了解和想象算法的（Cotter & Reisdorf，2020）。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是通过捕捉“操纵”“掌握”“隐藏”与“监视”来感知算法权力线索的（甘浩辰，陈彦西，2024）。而短视频生产者感知到算法控制强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利用式模仿创新，而非探索式灵韵创新，造成同质化和标准化问题（王亚楠等，2024）。例如，数字弱势群体对算法的想象往往扎根于他们的家庭生活、世代结构与人际交往。银发群体的“算法无知”形成了情感再连接和更大胆的人技互动实践，他们对算法的想象则合理化了其平台使用动机与行动，包括“看广告赚金币”等（任韵灵，彭璐璐，2024）。当短视频进入农村中老年女性的生活，算法的在场填补了她们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与社会在场的不足，却也唤起其对比与自卑心理，将其进一步暴露在残酷的现实中（申琦，蔡耀辉，2024）。

但是，算法权力并非绝对的技术逻辑，而是在与用户的互动中动态生成的。平台创业者们率先围绕“算法八卦”展开行动。在直播电商行业，创业者通过归纳算法确定劳动规范，包括明确执行内容生产、实时监视、分析平台反馈“跑数据”；他们通过审计对算法发出质疑和反思，最终却仍合理化了平台的治理措施（段世昌，2024）。MCN等公会组织则构成了“算法补足网络”，弥补了平台技术和算法控制局限性（易前良，潘莹，2024）。外卖站点则通过对算法中介化的管理机制、自动调度与人工干预，以及劳工社群对平台算法的认知调节，使算法嵌入本地的劳动秩序（束开荣，2024a）。普通用户亦能通过特定战术进行积极抵抗，导向了更加复杂的权力流变。有研究基于对“南开大学举报事件”的分析，发现算法用户采取加密、挪用、接力、拼装等战术对算法权力进行盗猎和抵抗，从而获得一种“游牧式”的自主权，算法抵抗成为一种追求普遍正义的集体宣泄与社会抗争（皇甫博媛，2024）。

数字劳动在中国的多元面向，使平台经济成为一种社会镜像与时代隐喻，呈现了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2024年，研究者持续关注平台劳动的在地化控制。有研究者在19个城市历时7年，记录下外卖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过渡劳动”状态（孙萍，2024a）。在平台规则和导航指引下，网约车司机形成了一套以空间表达效率的时空秩序，却丧失了其在空间中的主体性（徐婧，王婧涵，2024）。流量则是对创意劳动者的重要控制机制。短视频平台通过建构“希望劳动”促进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同意达成、劳动结果分化和劳动过程持续，并用单一流量标准规训创作者（翟翊辰，刘蔚，2024）。创作者则希望通过维护与平台运营的联系，努力成为“自己人”，以最大程度瓜分人工干预的流量（张世超，戴少凡，2024）。

进一步，“技术升级”下的“劳动降级”成为平台劳动者的普遍困境。便利蜂的店员成为“人类工蜂”，与物联传感器类的“机器工蜂”协同展开大规模数据采集，补足人工智能的“最后一公里”（刘战伟，2024）。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则沦为AI产业的“赛博螺丝工人”，面临多重控制（陆高峰，姚智宇，2024）。但是，受到标注员个体差异、既有认知、社会互动等影响，这种劳动不可避免包含着偏见（范红霞，俞律弘，2024）。

中国乡村的实践提供了平台劳动的独特经验。对淘宝村的研究发现，中国宏观政治体制与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机缘，延伸了原本以血缘、地缘与业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推动乡村精英与普通村民在既定结构与位置中发展出不同的行动策略，并进行身份转化（孙宇婷，张健挺，梁朝云，2024）。如部分乡村用户通过先赋、自致、交换等方式在平台积攒社会资本，完成了平台卖货主播的身份转变（倪小帆，刘勇，2024）。

值得关注的是，平台劳动产生的新性别叙事书写了女性解放、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新故事。县域平台的零工就业使家庭内部权力关系松动，诸多女性得以获得新的社会认可（孙萍，刘姿君，王从健，2024）。数字零工群体“织女”使用多平台搭建线上线下实践场景，力图在兼顾母职的情况下获取经济收入（孔煜也，王洪喆，2024）。面对社区团购下乡的困难，乡村中年女“团长”扮演了关键中介角色，作为“人肉补丁”弥补了数字平台的缺陷（刘亭亭，黄鹰，2024）。女骑手们则基于性别的媒体展演和线下社群，塑造了“女性独立”和“姐妹情谊”的社会话语（孙萍，2024a）。但是，代购中的技术设定仍合理化了性别关系不平等的诸多事实，服务于既有的家庭结构再生产（谢卓潇，2024）。直播公会的“情感家工厂”模式则对主播施行家长制管理，合理化了对女主播的隐私侵犯、言语辱骂和道德控制（潘莹，易前良，2024）。

随着智能设备的全球互联、工作的远程化，以及自新冠疫情以来人们对传统生活方式与工作意义的重思，“数字游牧”成为新的工作生活方式。西方最前沿的研究涵盖了生活方式、自由、流动性、工作、休闲、网络叙事、身份认同、纪律实践、社区建设等议题（姚建华，2024）。国内的研究侧重三个方面：其一，媒介化工作的时空体验。数字游民社区是媒介空间“互型”的结果（牛天，陈绚，2024），他们拼贴起的社交空间抵抗了现代工作方式对日常生活的殖入（虞鑫，李一诺，2024）。智能工作平台则建构了拓扑化的时间模型，技术的演进不断向更加精准识别、编码与控制的方向前进（刘海龙，刘洁，2024）。其二，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与群体文化。中国式数字游民的身份建构仍是未完成的，交织着各方行动者的集体想象（张文娟，张菱珂，2024），亦是现代社会中个体对自我身份不断反思、自我否定和自我对抗的过程（马中红，2024）。其三，中国特殊的城乡流动与融合问题。游民社区推进了一种多维并进的全新社会化体验，浮现出以青年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的可能。中国乡村的数字游民基地建设期冀发展出兼具城乡要素的融合生活方式，有望破解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难题（沙垚，2024；曾昕，沙垚，2024）。恰值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平台的生态和发展方向依旧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正如有学者所说，平台的生态远远未能全面形成，一切尚处于变动、拼接的阶段（孙萍，2024b）。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日益常态化，其研究议题逐渐纵深且趋向多元。一方面，2024年的健康传播研究继续围绕健康说服与个体健康信息行为展开，另一方面，健康观念的社会建构以及非专业行动者的健康传播实践成为学界关注的新议题。

数字时代，人们的健康观念和行为容易受到海量错误健康信息的误导，因此，如何更好地纠正错误健康信息成为健康说服研究的重要议题。首先，从纠正来源来看，算法纠正在非专业视觉特征下对降低错误认知有较好效果；而当伪健康短视频表现为专业特征时，社会纠正的效果更好（武晓立，2024）。其次，从纠正方式来看，辟谣专家使用具体语言策略，即在健康议题的辟谣内容中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和细节，能够更有效地扭转受众对于谣言的态度。由于晕轮效应的存在，高专业资本作为辟谣专家专业性的信号会掩盖语言内容特征的影响。因此，在参与健康议题辟谣时，缺乏知名度的专家应使用具体语言策略参与辟谣沟通，促使受众谣言态度改变（谢鹏等，2024）。此外，将“直接否定”和“详细解释”组合的纠正方式的效果显著优于单一方式（董庆兴，王雪宁，熊思玥，2024），且重复测试一定程度上能降低错误健康信息的持续影响效应（董庆兴，王雪宁，张梦毅，2024）。最后，在错误健康信息的内容构成方面，根据启发式系统式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有专业特征的伪健康短视频，在用户信息可信度感知方面更高（武晓立，2024）。同时，伪健康信息的高可信度来源和高相关性图文还会削弱纠正效果（董庆兴，王雪宁，熊思玥，2024）。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自媒体创作的个人经验视频广受关注，频频引发受众共情。因此，这些视频的情绪唤起效果成为学界探究的重点。基于对B站健康风险经验视频及其评论的分析，研究发现，在有效线索合集中，直觉性的启发式线索比例高达七成且占据重要位置，而系统式线索明显势弱，仅占三成。这说明，视频中与“人”相关的启发式线索更能引发观看者的共情。具体而言，经验分享者的高面部对称性和直视目光会显著提升受众共情程度，而在视频中内嵌大量的简介内容以及高图像熵画面反而会削弱共情传播的效果（刘嘉琪，刘峰，2024）。因此，健康传播的内容创作团队应注重打造鲜活的“人设”，精简画面编排以提升共情传播效果。此外，研究发现，视频的高严重性和高易感性成分分别促进公众的恐惧唤起和焦虑唤起；若视频中的疾病亲历者展现出更多应对疾病威胁的能力，则能减少公众的恐惧唤起和焦虑唤起；若疾病亲历者的预防措施抵御疾病威胁的有效性不足，则会促进公众的焦虑唤起（刘毅等，2024）。

健康信息回避行为是老年健康传播中的重要阻碍因素，故探索其发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缺乏、认知失调和消极信息特征会加剧个体的负面情感响应（恐惧、焦虑等情绪），进而提高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发生率（公文等，2024）。

疾病不仅是一种身体的生理体验，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面对社会文化对痛经的污名化建构，女性采用了默许、逃避、质疑和全面挑战等策略，在个人与公众层面强化或反抗着痛经污名（邹文雪，杨小雅，黄莉瑶，2024）。面对社会对宫颈糜烂的疾病化，议题公众通过“明确诉求”“专业科普”“情感表达”和“揭露骗局”的方式对宫颈糜烂进行去疾病化（刘子琨，2024）。

作为非专业健康顾问，自然帮助人（natural helpers）基于社区既存的非正式帮助网络和社会信任，可进行有效的健康传播。在美容、美甲与美发场域，从业者基于同顾客建立的信任关系，能保障其女性早癌筛查宣传的传播效果（卢鸿毅，2024）。在过渡性社区中，社区楼栋长通过增强搬迁移民的社区主体性和共同体归属，建构基层健康传播的合法性（伍馨云，闫岩，2024）。

此外，社交媒体的使用亦会影响女性的外貌焦虑。研究发现在浏览社交媒体身体图片和评论时，女性比男性感受到更多负面情绪，而且女性会将自己和更理想的身材对比，而男性则会将自己与不如自己的人对比（潘文静，穆哲，2024）。同时，主动和被动的短视频媒体使用，分别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但都会加剧女性自我物化和想要改变外貌的意愿（潘文静，周璇，唐铮，2024）。

数字交往研究在保持对技术深入观察的基础上，逐步强调从文本、情感与行动维度及其相互关系理解社交。同往年一样，2024年的数字交往研究依旧以社交媒体为重点，并越发注重协同与交流的具体技术功能。最具代表性的是微信，它是理解数字时代人际关系组成及其变化的重要平台（刘战伟，沙凡茹，高昌婕，2024）。其中，微信群联通了时空距离遥远的用户，促进社交属性与商业逻辑紧密结合（丁依然，2024）。朋友圈则提供了丰富的交往场景，但用户复杂化和平台过度商业化也可能限制主体对场景的识别，造成使用排斥（李洁，郑玉馨，2024）。社交媒体之外，作为协同办公工具的共享文档也被场景化，成为特定群体“在线野聊”的广场（张妮娜，周艺培，2024）。还有许多研究聚焦特定的文本，如表情符号（陈宇恒，刘海龙，2024）和聊天截图（吴鼎铭，肖欢，2024），探寻主体如何有机运用中介化技术进行日常交往。从文本与空间关系的角度，隋岩和江怡（2024）指出，文本主体能够构建互文性的群聚空间，从而超越线性的传播秩序。例如，在“高彦事件”的哀悼空间中，哀悼文本通过赋权推动情感引力的扩散与凝聚，逐步联结个体、群体与大众（邵鹏，王晟，应恩挺，2024）。

媒介是塑造身份认同、促进“感受的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渠道，因为它生成了新的情感结构，促进了情感流通（袁光锋，2024），甚至能够推动文化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刘国强，李洋，2024）。情感从何而来？在一项针对新浪微博道德失范的研究中，汪翩翩等（2024）讨论了愤怒表达行为的社会学习过程。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情绪共同体”通过社会学习过程逐渐同化，最终形成了道德共识。丁汉青和朱婧（2024）着眼于情绪的传播和接受过程，采用实验法考察情绪效价对网络议程设置的影响机制。徐明华、魏子瑶和王邦（2024）则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拟合真实数据，辅之以事后归因解析，提出了“唤醒-趋同-回音”的“多层次”的元模型，为情绪传播的预测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数字交往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促成新的行动与组织模式，强化线上线下的人际连接。例如，社交媒体催生了标签话语行动，推动了公共事件从转瞬即逝到可以被描述、讨论和记忆（张媛媛，冯锐，2024）。陈丽娟和李岩泽（2024）则以微博生育动员遇冷现象为例，考察这一社会行动失败的原因，包括多元主体的角色期待冲突、动员与经验视角的冲突，还有社会变迁造成的多维冲突。此外，许多研究还试图从行动的组织过程入手。聚焦灾难救援中的在线协作文档使用，研究发现，持续参与者维持了自组织在去中心化和科层结构权力集中化间的平衡，形成了一种媒介化救援，促进了现实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季诚浩，戴佳，廖小欧，2024）。通过对在线志愿者社区组织的个案研究，杜忆竹和徐开彬（2024）从更具整体性的角度思考了交往、组织和行动的关系。基于对组织隐喻、叙事和行动的考察，他们将存在、认同与实践作为理解数字组织的三个相互缠绕的面向。

媒介记忆研究以技术为核心关切，研究主题在过去一年中不断拓展。数字时代，记忆发生了“连接转向”，创造出一种物质、精神与知识含混的世界，意义在其中动态化生产（刘晗，2024）。以“怀旧”为着手点，记忆成为理解社会变迁与世代心态的重要维度。例如，吴志远和马一琨（2024）从媒介物、怀旧内容呈现和网民怀旧表达三个方面，对“数字怀旧”的情感诉求及背后的社会心态流变进行分析，将其定义为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它充满了对过去的想象和对当下的对比，进而表现为一种与当下和解的情感慰藉。

与笼统讨论记忆不同，还有一些研究拒绝把记忆整体化与本质化，趋向于将怀旧这一记忆话语进行细分。作为对现代社会普遍怀旧现象的积极拒绝，“反怀旧”体现了主体对现代社会线性时空观的再确认。一项针对大陆青年拒绝怀念台湾流行音乐的研究表明，反怀旧蕴含的批判式和进步式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反映出怀旧概念与进步话语的异质性，彰显出社会变迁中特定群体的复杂心态（李岸东，2024）。有研究者还聚焦音乐听众，探析不同歌曲类型（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增长还是稳定）如何激发他们向下与向上的两种时间比较类型，以及被唤起的怀旧情绪如何影响其对过去的自我评价（陈婧之，刘于思，2024）。

时间之于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技术构筑的空间，同样深刻牵动着人们的记忆与想象。互联网的怀旧记忆通常发生在特定的地方脉络，在“西祠胡同”构建的空间中，想象与生活、线上与线下含混交织。2022年该网站被拍卖引发的怀旧记忆，呈现出网民生命历程（世代）与网站生命周期的交错（陈楚洁，张雨龙，2024）。从非表征记忆活动的角度来看，虾米音乐终止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听众们情感性记忆想象的基础。不过，音乐“难民”们的情动怀旧背后，仍然潜藏着一种希望伦理：记忆想象邀请主体进入“尚未”阈限空间，展开创造性想象，重探与复数身体的关系性联结（曲舒文，徐敏，2024）。具体到某一功能，QQ空间“那年今日”的数字记忆形式不但承载了平台的话语和意图，还以独特的内容构造与连接性机制生产出一幅诸众记忆景象，激发了用户的再中介化行为（黄顺铭，陈昭博，2024）。另外，以胶片摄影为代表的旧媒介，也能与数字技术有机相连，编织出新的意义网络。吴炜华和黄珩（2024）发现，青年群体通过将胶片摄影与数字平台进行拼贴，打破了新旧媒介形态之间的线性迭代，为更个人化和风格化的影像表达创造了新的空间。有研究者警示道，旧媒介并非凭借技术特质或功能直接决定爱好者的相关实践，而是作为“工具箱”（toolkit）中的组件，以多样化的方式嵌入不同的传播策略中 （孔舒越，2024b） 。例如，在胶片复古现象中，爱好者的使用方式并不统一，存在着“以旧为新”“复旧如新”“以新信旧”三种不同的使用策略。

许多研究还通过回溯和阐释经典思想，探索更多的可能。胡康和郑一卉（2024）讨论了斯蒂格勒媒介思想的“记忆观”：“记”展现了物质媒介的功能，“忆”则体现和延续了人的学习和反思能力。其中，人与媒介在互相补充中“自为”，在彼此共生中“自在”。李红涛（2024）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phronesis）概念出发，认为记忆研究不仅要研究术，还要研究力，要凸显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权力、价值和伦理，从关键处发问，聚焦人们的所作所为，以此揭示其间的实践逻辑和社会文化后果。二者交汇，通往明亮的公共对话，拥抱价值理性的社会和政治实践（praxis），以及良好生活。他梳理了作为“术”和“力”的两条记忆线索，从元话语、实践和伦理三个方面为媒介记忆研究提供了规范性设想和可操作路径。

从广播、电视到社交媒体，媒介技术的扩散与日常化使用已经成为一种乡村治理现实（李红艳，2024）。数字时代，政府与平台的“互嵌”成为乡村治理的关键布局，多元主体共同协作，致力于实现平台共建、关系共治与价值共创（周孟杰，2024）。研究发现，作为物质硬件介入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智能摄像头，关联着国家和通讯运营商合作开发运营的物联网平台，从而将治理平台化逻辑带入乡村与家庭（刘海明，郭珂静，蒋可心，2024）。微信群聊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能够实现村民间、村民与村干部的共时性沟通，减弱具身离散状态下的村庄原子化倾向（杨风云，马中红，2024）。借助成立电商合作社、孵化代表品牌、展演生活世界等平台实践，各类“新农人”网红与基层政府能够合作共塑乡村社会的健康生态（刘楠，2024；张杰，罗敏，2024）。

不可忽视的是，媒介技术对乡村社会的拓展深嵌于社会情境和文化结构（孙信茹，2024），这种复杂的扭结关系也使得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媒介技术的“在场”并不必然意味着原初交流方式的“缺席”。研究发现，现代媒介对空心村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远未达到深层次的结构性嵌入，他们更为倚重由“站街”“变工工”等身体实践构筑的“具身媒介空间”来获取关键信息和建立邻里间拟亲缘关系（乔丽娟，2024）。在黄村“殡葬改革”的棺木收缴事件中，为了避免其他信息的影响，政府通过鸣锣广播使修改过的收棺指令迅速遍及村子的各个角落（林羽丰，2024）。郑州B村居民使用数字技术实现“事件团结”之后，便主要按照自治指南展开面对面协作。对技术的替代性适应让他们在郑州“7·20”暴雨的数字基建失能时，依旧能够高效整合认知、组织行动、克服危机，比居住在现代小区中的流动青年和居住在城市老旧住区的单位“老同志”更能够及时对危机作出“智慧”的反应（朱政德，2024）。其次，媒介技术发展虽下沉了传播权，但受制于乡村社会稳固的传统观念，赋权论调恐难直接移植至此。例如，尽管单人单设备即可开启直播，囿于“男主外女主内”“安分守己”等性别刻板印象，乡村女主播的直播之路依旧面临阻碍，需在经济、主体和家庭之间不断调适（曾昕，龙耘，2024）。最后，对于尚未普遍接受现代性意识的欠发达地区，不仅新媒介技术尚未完全落地，常规治理模式亦难以触及当地民众的核心关切。某少数民族安置社区便是如此，当地干部结合实际情况主动调整思路，将“讲卫生”与人情交换、责任契约、抑强扶弱的“小义”相整合，成功完成现代卫生观念的“拓荒”（闫岩，伍馨云，2024）。

由此观之，技术在场固然重要，但始终无法替代社会在场（申琦，蔡耀辉，2024）。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仍需深入真实场景、读懂地方文化、关注“具体的人”，促进治理方案落地（林羽丰，2024；乔丽娟，2024；闫岩，伍馨云，2024）。

随着数字技术在家庭教养领域的深入应用，家庭养育实践也日益媒介化。在育儿实践领域，摄像头技术通过重塑养育者的时空体验，帮助他们实现永远在场的亲子陪伴。在嵌入家庭关系的过程中，摄像头解构并重塑了以往的亲子交流模式和家庭关系。进一步，经由养育者的经验分享，监控育儿从家庭领域出圈到社会领域，进而被社会文化接纳（林颖颖，刘娜，2024）。宝宝喂养应用则通过量化新手妈妈的育儿劳动，使其“被看见”“可评价”“好管理”，进而促进新手爸爸育儿参与的“责任认知”和“责任分担”，使育儿劳动的性别分工得以重新分配（雷紫雯，章梅芳，刘战伟，2024）。在与智能机器人的日常生活互动中，女性以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场景与风格作为划界工作的三种取向，调节、确认与重构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互动关系，实现走出私人领域、建构主体性的自我技术赋权。但同时应该看到，人机合作育儿也带来了新的性别不平等：其一，使用智能育儿机器人增加了女性协调人机合作育儿同婚姻、教养与孝道关系的负担；其二，人机合作育儿强化了女性对性别气质的类型化想象，再生产了女性对育儿劳动的归属感知（任韵灵，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