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军改当前，如何将“五多”挡在新体制的大门之外

　　“五多”，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五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化、变异，又时时透着“新鲜感”。

　　早在1953年，军地工作中就出现了“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同年8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中就加重连队负担的“五多”问题批示：报告“所指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五多”一般指的是：会议多、文电多、工作组多、检查评比多、上层活动多。近年来，随着反“四风”改作风深入推进，“五多”现象有所遏制，但还未得到根本性纠治。旧“五多”未除，新“五多”又生，导致基层忙乱、机关乱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兵对改革的“获得感”。

　　一支军队的现代化转型，注定是一场浴火重生的艰难蜕变。当前，中国军队正在疾步走进“新体制时间”。新体制描绘出的壮丽图景，是中国军队从未有过的精干高效、指挥顺畅，也是全军官兵热切期盼的破旧立新、轻装上阵。习主席强调：“要加紧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加紧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快适应改革后的新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纠治“五多”当作改进指导服务的重中之重，瞄准根源用力、拿出硬性措施、务求根本解决，无论是老“五多”还是新“五多”，都将其挡在新体制的大门之外！

　　前不久，记者到几个基层单位采访。谈起“五多”问题，官兵们在表达欣喜之余，又都感到有点无奈。

　　欣喜的是，“五多”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治。

　　以“接待上级工作组”为例，据某旅统计数据，2016年他们接待上级工作组的数量还不及往年的三分之一。官兵们普遍反映，公差勤务派遣更加有序了，自己支配的时间也明显增多了……

　　无奈的是，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起一茬，“五多”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又开始改头换面，披着各式各样的“马甲”粉墨登场……

　　近段时间，某部王指导员就被各种突如其来的通知折腾得焦头烂额。

　　一天晚上连队刚熄灯，忙碌一天的他正准备休息，团军务股突然短信通知：“上报2016年士官休假情况，未休假或未休完假的注明原因，具体格式在军务股网盘。”

　　真是“怕啥来啥”。第二天是周末，王指导员又接到宣传股电话：“从团政工网上下载关于官兵思想情况调查摸底的通知，并于下周一8点前上报相关情况。”

　　网络发通知，短信催材料。王指导员指着记录各种文电通知的工作簿告诉记者：“有段时间网络文电特别多，‘红头文电’和‘传真电报’去掉电头编号后通过网络往下发，深夜和节假日也不例外。”

　　对于王指导员反映的这些情况，官兵们形象地称之为老“五多”未去、新“五多”又来：不敢明目张胆叫公差，人情公差却多了；经领导审批下发的文电少了，绕过审批向基层索要材料的电话通知、短信通知却多了；正儿八经的会议少了，“化妆”而来的试点会、现场会、观摩会却多了……

　　记者通过调研还发现，在不同单位的不同时期，新“五多”还有不同的版本：有的将其总结为“试点多、观摩多、座谈多、集训多、评比多”。有的单位总结为“视频会议多、征求意见多、索要公差多、上报情况多、交流发言多”。

　　有的官兵说，我们对“五多”有“五怕”：一怕会议连环套，二怕材料催着要，三怕周末通知到，四怕题多背不了，五怕座谈冒了泡。在这“五怕”当中，老“五多”缀着新“五多”，新“五多”助推老“五多”，一个“多”带出几个“多”，任务与活动相伴，评比与检查相随，让基层官兵疲于应付、忙上加忙。

　　“五多”问题，无论是领导机关还是基层官兵，都是人人喊打，为什么成了蒸不烂、煮不熟、砸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

　　“纠治‘五多’问题，难就难在不好界定！”中部战区陆军某装甲旅旅长李铁一语中的。

　　多与少，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没有明显的界线。“五多”到底怎么才算多、怎么才算少？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就像“没有一滴雨承认对洪水负责”一样，即使机关基层都认为出现了“五多”问题，也很难找到“肇事者”。

　　调查中有官兵对记者说：搭上了信息化时代的快车，新“五多”叫做“旧‘五多’+”也未尝不可。与旧“五多”相比，新“五多”有着隐形化、小微化的特点，数量更大、频率更快，对基层建设造成的困扰和负担更加不容忽视。

　　单纯用数量来区分“多”与“少”，有时本身就不合理。一位基层干部去年底参加了历时一周的演习复盘检讨会，但他并不觉得这个会多余，“对战斗力建设有意义的活动，再多也不嫌多；没有实际意义的活动，再少也嫌多。”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超占住房等这些歪风，为什么能治得住？就是因为都能找到犯错的具体人、具体事、惩罚依据。“五多”问题之所以没得到根除，就是因为很难明确评判标准和惩罚依据，因此鲜有因为制造“五多”而被处罚的事例。

　　调查中，基层官兵说，“五多”问题久治不愈，有统筹不够、安排不科学的问题，也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不正的原因。再往深处挖一挖，似乎还是没有挖到“病根”上：没有硬性规定，仅靠领导机关自觉“随意性大”；有了硬性规定，“一统就死”影响正常工作开展。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几年，一位机关参谋在基层任连长时经常见人就抱怨“五多”不好，但到了机关后，却凭着组织大项活动能力出色多次在领导面前“出彩头”，并提前晋职。

　　这个有些讽刺的故事，却反映出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现实：“五多”本身是问题，人人骂“五多”、还整天围着“五多”转，这才是“问题背后的问题”。一位基层指挥员向记者发问：面对同样一个安全检查，一个团依旧坚持进行训练，另一个团停下手头工作、有针对性准备，你说：两个团队在检查中谁受通报表扬的几率更大……

　　这一发问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错位的评价体系，才是“五多”问题久治不绝的真正根源。当我们还在用材料撰写质量、下部队检查考核数量、组织试点观摩场面等来评价机关，用单一的考核数据、检查结果、背记情况等来评价基层，利益驱使下，机关怎能不造“五多”？基层怎能不迎合“五多”？

　　“谁考不了满分，就处分谁”！

　　2015年5月，本报曾在一篇新闻调查中报道了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满分故事”：某部机关接受上级军事理论考核，按规定，成绩超过90分就是优秀，可他们却要求所有人员必须考100分。原因很简单，兄弟单位几天前在考核中，取得参考官兵2人99分、其余全都满分的优异成绩。

　　这种突击式、运动式“层层加码”的做法，换来的高分意义何在？未来战争有标准答案吗，把题库背得滚瓜烂熟就能打胜仗吗？

　　“五多”问题到底如何才能根治？一位部队领导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五多”本身就不能代表战斗力，如果以它为主组建评价体系，很少有单位或者个人能够拒绝它；只有重塑“以对战斗力贡献率”为度量衡的评价体系，方能斩断“五多”利益链条。

　　在中部战区陆军某装甲旅采访，记者似乎看到了一些成功探索的雏形。

　　今年年底，该旅并没有像过去一样采取年终考核“一考定终身”的办法，而是将各营连在年度参加的阶段性考核、演习、拉动、岗位练兵比武等数十类活动中的表现，换算成相应分值比例，综合排名后进行评定。结果一公布，官兵人人服气。

　　然而，即便如此，旅长李铁依旧有他的担忧：“分值比例的确立还没有参考依据，而且上级对我们的评价标准还没有转变。靠修正评价体系来纠治‘五多’，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重塑评价体系，需要智慧。需要确立好评价规则，比如评价基层，军事训练肯定要占比大，但也要兼顾教育、管理等工作，评价机关干部也要兼顾其打仗能力和日常业务开展；需要设立好评价机构，使其能在确保公平公正、全面立体的前提下完成评价任务。

　　重塑评价体系，需要勇气。习惯了夺红旗、争第一的我们，有没有勇气在明天即将参加比武的时候，今天依旧坚持组织与比武无关的短板课目训练？习惯了“事故定乾坤”的领导干部，有没有勇气让单位出了非责任事故的部属顺利晋升？

　　记者坚信，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地，以及人民军队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五多”问题一定会成为“过去式”。那时候，官兵们可以大声喊出：“军人再也没有了‘五多’羁绊，可以甩开膀子思战谋战。”

　　各级领导的讲话里、很多文章里，明里暗里都在说机关是“五多”的制造者。其实，我们机关干部也是“五多”问题的受害者。

　　和机关相比，基层的“五多”问题有人管、有人治。原四总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基层工作指导和管理秩序若干规定》里，对每周工作日基层干部无会日数量、基层每周晚上休息次数等都做了具体规定。但是，对机关的“五多”问题，却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就拿我们单位来说吧，基层官兵除周末假日外，每周有两个晚上休息，机关干部无论工作日还是双休日，常常都要加班；有些会议，领导不敢让基层陪会，却理直气壮地让所有机关干部陪会，正常的业务工作只能晚上加班处理。

　　“五多”问题让基层饱受其苦的同时，把机关干部折腾得也不轻。就拿准备会议材料来说吧，组织检查要写检查报告，组织集训要准备集训方案，经常要集中大家在投影仪下逐字逐句推敲。推材料，就避免不了熬更守夜、疲劳作战，加上烟熏火燎、浓茶泡面，时间长了身体真有点吃不消。而推出来的稿子看似“高大上”了，实则少了灵气棱角，多了大话空话。真心希望部队改革后，机关的“五多”能更少一些、改进文风能更进一步，让我们腾出更多的时间钻打仗、练实功。

　　我爱人是一名机关干事，今年35岁，去年年底，部队组织官兵体检，他竟然有两项指标不正常。听军医说，倒不是什么大病，但这是典型的亚健康，长期加班熬夜导致的。我从其他家属那一打听，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这些年，我看他总是很忙。尤其是进了机关后，无论是周末假日还是白天黑夜，他很少有闲着的时候。要么说是忙着拟制什么活动方案，要么又说在给哪位领导起草什么讲话等等。都说部队忙，但我没想到会忙到这种程度。

　　我们军嫂不是反对加班，更不是想拖军人后腿。如果“忙”，是为保家卫国提高战斗力而忙，作为军嫂，我们都有支持丈夫工作的觉悟，甚至面对另一半的训练伤病也能坦然理解。但是，我们也了解到，目前还有些是为了“五多”而忙，不仅忙得没有太大意义，还让军人身体处于“亚健康”。这样的“忙”让我们感到有些接受不了，心里不是滋味。

　　不仅如此，“五多”也让军人家庭逐步走向“亚健康”：因为腾不出足够的时间沟通交流，彼此脾气越来越暴躁了，相互为琐事吵架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因此，我们都迫切地希望，军队能够尽早真正下大力整治“五多”，让干部早日远离“亚健康”！

　　“五多”这个字眼颇有几分欺骗性，乍一看问题好像只是出在“多”上。因此，一些单位在纠治“五多”问题时，一种习惯思路是“做减法”。从长远看，这种思路和方法，效果立竿见影，但治标不治本、问题易反复。

　　纠治“五多”，求减更须求变。按说，随着领导体制的改革、机构人员的精简、指挥层级的逐步合理，“五多”现象不说销声匿迹，至少也该大大减少。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它却依然纠而不治、治而不止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能深刻领会习主席关于加紧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的要求，作风转变跟不上体制转变、思维转型跟不上改革步伐，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用检查落实检查，以及靠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等积弊陋习仍然大有市场，甚至出现以新“五多”纠治旧“五多”这样令人倍感无奈的情况。

　　当前，军队“脖子以下”的改革正在全面推开。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把“五多”彻底关在新体制门外，关键是要刮起“头脑风暴”。只有把依附于“五多”之上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从人的头脑中彻底扫除，以思维的转型推动新体制优势的充分释放，才能把机关和基层的精力从“五多”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为练兵打仗而忙。

（解放军报记者 周 远、通讯员 徐水桃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