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葭：提到日本，你想到了什么？

提及“日本”这个概念或者与之相关的事物时，你都想到了些什么？

一些关键词构成了我心中的日本， 这是一个朋大无比、杂乱无章的语汇综合体 ，包含了价值观念、物质文明、政制更迭、历史演进、生活方式等等，想叙其任何一端，都是难之又难的事情。

等我静下心把这些关于日本的“随想”略加整理之后，我发觉，作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我竟然对日本也有一种“乡愁”。 这种乡愁，在我看来是一种文化上的“移情”，也是一种意义。 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密切而又疏离的关系，让我找到了一种具备解释力量的东西，也找到了日本之于我的意义。

我六岁的那年春天，父亲母亲带我去兴庆宫公园春游。那个公园里有一座汉白玉纪念碑，父亲带着我读碑上的两首诗，一首是阿倍仲麻吕的《望乡》：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一首是李白的《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两首诗我至今还能背诵。父亲给我讲了遣唐使的故事，后来我在历史课本里又读到这个故事。我记得这是对日本最早的印象了。

少年时代看动画片，有《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等，也没有太多的感觉。如今的记忆就是一休跟将军说：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其实就是中文里“饱饫烹宰，饥厌糟糠”的意思。当然当时无甚感觉，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 小时候消费的文化产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生产的。

我看这些动画片的同时，也在接受另一种关于日本的叙事。这就是《地雷战》、《地道战》、《烈火金刚》几部电影。大概都看过七八遍，好像每年过年都会放的，有的情节，台词也能背得出来。 那里面的日本人都是坏人。 对于小孩子来说，人好像只分好人坏人两种。一休是好人，新右卫门是好人，毛利太君是坏人，何大拿是坏人，等等。

介于这两种叙事之间，对我而言，说不上对日本人有什么仇恨，说有多少好感，却也谈不上，应该是无感的状态。但来自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实在是太多，各地的纪念馆，各种国产电影、小人书，以及电视上念念不忘的各式批判，至少是没有增加我对日本的好感， 这个国家仍然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存在，略微带一点负面的感觉，但其实那是一种自然地向政治正确的靠拢。

1992年，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要我写一篇作文，描写一组邮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我是集邮的，但这两张邮票我实在是无感，票面设计太差了，第一张是两只丹顶鹤，背景是富士山和长城，第二张是一个剃着茶壶盖的中国男孩和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孩相拥，背景是和平鸽。我那时只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日本男孩和中国女孩？老师就生气了。那篇作文后来还是没有写，因为我不知道“邦交正常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父亲没有告诉我家里的电视机和电子游戏机都是日本的——东芝和任天堂，可能还有些别的东西，但我只记得这个。总之，其实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生活里已经有日本的存在了，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比如我的近视不是因为爱读书，是因为打电子游戏。但那个方向， 未经思考和检视，我的目光更多的被带到《地雷战》这样的东西上。

再后来，我负笈金陵，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深受震惊，好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对信息的分辨能力。南京是一座刻着很多日本记忆的城市，我宿舍边上就是拉贝故居，破败不堪，我毕业很多年后西门子公司才出资修缮。大学图书馆就是战时国际红会的南京难民营，但也少有人知。从此时开始，日本开始频繁地在我的读书过程中出现。

大学读书时认为文史不分家，读了大量近代史的书，时间跨度大概从鸦片战争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这100多年，真是一段纠结而糟心的复杂历史。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诞生与迅速扩张，与日本关系极大。 “国耻”这个概念在“二十一条”后被广泛使用，抵制日货也是从彼时开始。中国近代命运多舛，跟日本关系也极密。认知丰富之后，看待事物的面向也多了起来，但也更纠结复杂。

清末民初，有大量的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很多都是留日背景，比如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张季鸾、张继等。后来我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看到梅屋庄吉的故居，不胜唏嘘。没有日本人对孙中山的帮助，中华“帝国”很难变成中华“民国”。没有日本人的帮助，孙中山也不会破坏约法 。在唐宋帝国时期的中日师生关系在此时倒转，回望上世纪前三十年，那时的政治领袖，是把日本作为学习对象的。

作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转型成功的国家，日本着实了不起。 在对中日近代化转型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日本的“脱亚入欧”，并不是地域上强行划分东西之争，而是切实的西化——即近代化。从渡边与五郎的书中可以知道，日本与中国面对近代化时，既有态度上的差异，也有微操上的不同，学习日本，也只是照猫画虎仅得皮毛。但在一干中国精英的认知当中，“同文同种”的日本是最容易学的。

对中日而言，此时的西学东渐与近代化，不仅是器物、体用上的因应，也是东亚儒家文明圈整体需要吐故纳新。那么京都学派的主张就很好理解了，这其中包含了相当多的对儒家主张的现代延伸，在认知上试图超越国家建立洲际的“合纵连横”，代表亚洲在“黄白之争”中与西方对抗。日本一方面脱亚入欧，另一方面也完全没有忘记重构自身的主体性，甚至把视野放得更大。京都哲人面对西方的挑战，的确是给出了一套方案的。

京都学派的汉学家们，在学术上对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影响也相当之大。罗振玉、王国维亡命京都，正是内藤湖南给了他们大力襄助。在内藤湖南的启发下，中国学界意识到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重要，出现了沈曾植、夏曾佑、文廷式等一批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其实证主义学风影响了中国数十年。 奠基中国现代学术的胡适、章太炎等人无一不受日本学风的影响。拿京都学派当年的汉学名著出来，同期的中国学人是要汗颜的，他们不得不接受“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是日本人”这样的事实。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日关系尤其是政治层面的对立。从朝鲜的《江华条约》开始，日本与中国共管朝鲜，最后一个藩属国的失去，才真正终结了中国天朝大国的迷梦。此后是甲午战争，活生生就是对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结果比试。中国在此后，把亚洲之雄的位置让给日本。后来的中日战争就更不必说了。

直到七十年代的钓鱼岛，整个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日就是在这种种纠纷之中走到今天。最近十年我涉足台湾问题，也发现了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台湾对日本，也有一种乡愁，这在电影《海角七号》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翻看竹中信子的《日治时代台湾生活史》，才理解了这种乡愁。台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日治时期，突然面对二二八事件，极大程度型塑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再认识。凡此种种，均显示日本对中国事务的影响。

当这些大问题开始进入我的视野当中时，增加了我对日本的好奇，并逐步勾勒出一个对日本的想象，进而有窥伺一番的欲望。日本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都相当成功，即便仍存在各种问题，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居，与100年前一样，仍旧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样本。关心中国事务的人，不可能不关心中日关系，进而不能不看到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就像我的老师告诫我说， 如果你要搞汉学研究，还是要懂一点日语的好。

观念层次的日本与生活层次的日本当然不同，却又相互依存。在看川端康成的小说以及本尼迪克特的书之时，能够具体地感受到日本的观念如何主导了生活方式以及审美。后来刘柠兄也告诉我，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如叫“美感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美，不想太难看，能够解释很多事情——比如道歉、谢罪之类，都可以从其中找到依据。

此外，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比如我对日本料理的喜爱，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食物的美感要求。与普通日本人的交往，亦让我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一位日本作家，他汉语不错，很关心中国事务。后来因为做新闻的缘故，渐次认识了不少日本记者。我记得零八年在台湾时，去新闻局领记者证，突然一位五十多岁的先生叫我名字，且过来鞠躬问好，我吓坏了。原来是《东京新闻》的论说委员清水美和先生，在那之前，我们只见过一次。我太惊讶于他的记忆和礼貌了。 回忆起我的日本朋友们，好像还没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日本的朋友当然多次提出让我有机会一定去看看。两年里前后去过四五次，停留一周左右。过去模糊的想象变为触目可及的具象，好在理解日本恰恰也就是从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入手。衣食住行这些琐碎的日常事务，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不过这部分可写的东西太多了，相信许多读者在别处也能看到这些内容，就不赘谈了。

当然，我想谈的还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想提供一些不同的切面。比如在奈良参访古寺时，我的感觉是非常难以言表的。尤其是在唐招提寺、法隆寺等地，我往往会想到西安。我突然意识到，西安最近那些年冒出来的仿古建筑，都是本自日本。我在奈良往往能感到长安的影子，从一国之历史来看， 我以为奈良之于日本仿佛长安之于中国，是第一个千年两国文明的集大成者。

在那一个千年里，唐宋文明以睥睨天下之态，型塑了儒家文明圈的雏形，日本、高丽均是这一文明圈之内的学生。奈良城的规划以及寺院的形制，均本自长安。奈良和西安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对结为友好城市的中日城市。此后，西安方面曾多次派员赴日学习城市规划等，至今西安的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仍旧是与日本专家共同协商论证。西安大约是与奈良最密切的中国城市， 但可惜的是，在过去十多年数次反日游行时，反而是西安的规模最大。

倏忽千年过去，日本后来居上。在明清时期，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均以“小中华”自居，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有清一代，华夏已经“胡化”，朝鲜王朝虽然在政治上屈服于满清，但仍奉朱明为正朔，在文化上“永不帝清”。在李氏朝鲜的燕行文献里，我们能够看到“中华衣冠”对“胡服髡首”的鄙夷溢于言表。

至于日本，早就有学者山鹿素行提出，夷狄统治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日本才是“中国”，后来萌生出 “日本虽非中华，日本近于中华，中国虽曰中华，实乃鞑靼支那” 的说法。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方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从对华夷秩序的争夺上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儒家文化的自承与高度自信。

然而这并不等于日本是完全的“中国化”，而是在吸纳了儒家文明并在神道教的基础上发展出明显的“日本化”特征，在德川幕府时代总其大成，使日本跳脱出“儒家文明圈”的小国角色。化政时期经济的繁荣与都市的兴起，尤其是幕末时期兰学的输入，使得文化构成进一步多元化，为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做了极佳的铺垫。

有论者常常以为，日本继承了中国很多文化因子，“很中国”，或者”很像中国“。 初至日本的许多人，甚至断言什么什么东西”中国也有“之类。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日本其实并没有“很中国”。

天守阁

有个小插曲是，我玩电脑游戏《帝国时代》，其中日本的城堡非常漂亮，等我到了大阪，才知道天守阁就是游戏里城堡的原型。虽然仍是斗拱飞檐的攒尖式建筑，粗看跟黄鹤楼之类的类似，但细看就知道这绝非中国建筑，而是道地的和式建筑，其用料、用色及门窗，均有明确的日本风格，我想天守阁应该算一个建筑日本化的代表作。

我后来去过几次京都，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京都比奈良“更日本”。从建筑上看，京都的清水寺、龙安寺诸寺，已经走出奈良东大寺、唐招提寺的“唐风”，而有了自己明显的特征——比如枯山水的出现。如此细看，能够发掘出“日本化”的蛛丝马迹来。 在文化上，日本确有“青出于蓝”的儒家文明因子，但却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来 ，这其间涉及的东西太广，未敢多说。

具备明显特征的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既密切又疏离，既相似又迥异，其变迁过程历经数百年。近世以来，日本文明中又吸纳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普世价值的部分，熔冶各种文明于一炉，“菊与刀”因而才为世人所认可。而与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正是我特别着迷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算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在他者之中找到了自己或者更多认识了自己，也是一种乡愁罢。行笔至此，又想起晁衡的那句诗： 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