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系德国著名汉学家，与其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同为德国“汉学三杰”，曾在北大德文系任教，后出任汉堡大学汉学教授，是德国战后汉堡学派的代表人物。该文章出自《中国手册》，由本人翻译。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形象（Chinabild），或者说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设想经常由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此种设想与其说关注于被观察者本身，不如说反映了观察者的不同立场。而将中国作为真正的对象来加以把握和理解的尝试则仅仅局限于极小的研究者圈子，而且并不总是能收到效果。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来自东方遥远国度的丝绸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他们因此将这个东方国度里的居民成为“塞里斯人”（Seres），意即丝国人。但是由于当时的罗马人对于丝绸及其制造者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就把各种传说牵强附会地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塞里斯人是一群野蛮、排外的民族，他们居住在世界的尽头。而这一点也与当时古罗马人的世界观相吻合：在罗马帝国之外，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定都是野蛮和未开化的。此外，当时的人还是用另外一个名称“至那”（Sinae）（这是今天德语中China一词的拉丁文形式，这一称呼应该是来自于地处西北的秦国，当时中国与中亚以及印度的联系应该都是经由秦国的）。在公元7世纪，欧洲人还记述了一个叫做“桃花石国”的存在（Taugast，应该是来自于公元6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北魏的鲜卑家族拓跋[Toba]）。在记载中，那里的人民虔敬神灵、法律公证、性格沉稳。事实上，直到13世纪为止，欧洲人对于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而且根本没有想到，上述三个名称其实指的是远东的同一个国家。
直到13世纪，通过旅行者的发现，人们获得了关于中国的更为准确的信息，这时它的名称叫做“基泰”（Kitai或Katai），这一名称来自于12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辽代的契丹人（Khitan）。直到今天，俄语以及东欧的部分语言中依然如此称呼中国。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发现者就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关于中国的记述深深地影响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与同时代的中国文献相对照，我们发现，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很多都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当时的欧洲人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来接受这一真相。马可波罗关于中国和其他东方文明民族及其成就的叙述与当时受到基督教教义影响的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当时的人们不肯相信，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竟然还有其他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存在。于是，游记的翻译者们和出版商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同时也是为了迎合时代口味，他们将该游记改成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童话著作，里面充斥了各种杜撰出来的疯狂的中国风俗和礼仪。这样一种将陌生民族及其异教神明将以扭曲表现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迎合基督教欧洲的自我意识。这也许就是直到今天欧洲人依然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以及中国的一切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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