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小灯，1956年出生，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孟氧女儿。父亲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被捕入狱，家人均受牵连。先后就读于府学胡同小学、165中学，之后随母去外地干校。后回北京，为人大经济系教务秘书。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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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了，也就不记得父亲节了，今天被约稿，内容还是写父亲。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多厚也写不完。父亲的称谓，是对儿女而言的，女儿我今天就写写父亲与我有关的点点滴滴。
先说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孟小灯。灯是什么，不落的太阳，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灯却永远闪亮。但是父亲当年可没那狂妄的意思 ，他眼里，灯仅仅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灵感来自蜡烛。他年轻时，夜里两点之前没睡过觉，陪着他著书立说的，只有桌上那盏绿玻璃灯罩的台灯。小灯就是一点温暖的光，安静的、谦和的，没有太阳那样光芒四射。
话说到这足够了，应了这名字，我前半辈子光照亮别人了，一点都没温暖自己。要是把小灯誉为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就别活了。
长大后父亲问我改不改名，我说不啦，已经习惯了。父亲指点我写文章时，又给我取了个笔名：子羊。子羊？什么意思？让我联想起“俯首甘为孺子牛”，受不了啦！我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野马一般的性格，怎么就沦为子羊了呢？当时真想离他出走。后经父亲耐心地劝说，我也就同意做个平和谦逊的乖孩子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我以为我以后就叫我孟子羊了，父亲告诉我，他们家姓赵，孟氧也是他的笔名，解放前给进步报纸写文章，用过很多笔名，孟氧这个笔名用得最多，后来人们只记得这个笔名，全然忘记他原来叫什么了。姓赵？赵子羊？赵紫阳？当年赵紫阳还在台上，不能叫；后来赵紫阳下去了，更不能叫了。
那些年父亲整天伏案著文章，很辛苦，我想方设法让他休息，经常坐写字台对面与他搞笑，纠结的还是子羊。我说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叫子羊，父亲抬起头疑问，我说，你是想让我像你一样，又怕我不能完全像，就叫我子羊。父亲眼神鼓励我继续，我接着说，你看，孟字下去掉皿，氧字上去掉气，不就成了“撤头撤尾”的孟氧了吗？父亲笑了，嗔怪说我想多了。
其实，父亲一直叫我灯孩子，这个乳名只有父亲这样叫，连母亲都从来没有叫过一次。我知道有叫孟小冬的，孟小灯有没有重名不知道，但是灯孩子，只属于父亲的我。
父亲与女儿。
我曾偶然看到一张老照片：那时我刚满月，母亲抱着我出来晒太阳，正巧赶上父亲和同事走进院子，父亲走近我们母女，手背在后面看我，同事带着相机，给我们照了我的第一张全家福。后来我翻过照片看见后面父亲的手迹：我绝非袖手旁观。大概没像大多数父亲那样接过我或和我们并排留影而解释的，明明就是“袖手旁观”嘛！
我1956年出生，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坏处不说了，好处是有很多时间待在家里。从反右到文革，我就没好好上过几年学。小时候父亲只关心我身体健康，不说谎话，从不管我学习，期末考试没有双百也不批评，因为他第一次拿起我语文书让我背课文时，我从第一课一直背到最后一课，中途几次打断我都置之不理，等全书背完我大喘气时，他点着我的脑门说：太爱表现了。
也不记得小时候他对我有什么教诲了，只记得他没大没小地气我。假期我三天就把所有作业赶完了，他却规定要我每天练大字。同学来找我出去玩，等在门外，他说写够三篇就去，急得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写，他站旁边用砚台接着，说正好可以研墨了。
他看出我的学习能力并赞叹我的记忆力，知道我除了贪玩没别的毛病，所以他从此不再过问功课的事了，甚至说：小学时交给小学老师来管，长大了再交给我。天有不测风云呀！哪有机会交给他，没等长大，就文革了，他被关进监狱，母亲进了牛棚，我就成了有父有母的孤儿了。
我虽没有学历，却多少还有点文化，毕竟是从小坐在爸爸腿上，闻着书香长大。后来我看了电影讲电影，看了小说讲小说，身边总是不缺朋友。人在脱离了父母之后，成长的速度惊人，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经济学的语言，我认为社会和环境才是塑造人的根本。我到今天，既不是书生，又不是淑女，那个年代脱不了干系！当然父亲也脱不了干系。
父亲被抓走那年我还不满12岁，不仅每日惊恐万状，甚至食不果腹。在父亲杳无音信几年后，被判刑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还是坏处不说，好处是可以和家人通信了，我没有被重刑吓倒，我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是想搞武装暴动、颠覆共产党的反革命。我紧紧抓住了迟来的机会，从此开始了和狱中父亲的来去都被拆开检查的通信。
父亲与女儿。
没人告诉我狱中通信规定，我像天生就知道一样，每封信都安全通过检查，我们谈的内容之广泛就像自由人。就在那几年，父亲给我讲了许多知识，除了不讲政治，其他无所不聊。他知道我毕业后在外地船厂工作，就告诉我潮汐与月亮的关系，教我怎样计算每天涨潮落潮的准确时间；还教我各种文体和诗歌的写作，偶尔也讲历史及人物分析。
一次，我写信兴致勃勃地说我去泰山旅游，当登顶时我感慨：我比泰山高！遭到父亲点评：你有多高？10年没见你，料你不过1.65米，怎么能比泰山？你应该说一览众山小。哦！什么父亲，如此不解幽默，代沟啊！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鼓起勇气写信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敢说，现在忍不住告诉你，我想你，想去看望你！父亲回信很快，他说如果我不主动来看他，他一辈子也不会要求我这么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儿，来到阴森的监狱，看望一个被判死刑并带给我无限苦难的父亲。终于还是我先开口了，他赶紧告诉我怎样来探监，还要在单位保卫科开具介绍信，证明我是他的女儿。我照办了，并把母亲给我准备的路费买成食品，用5分钱买了张站台票，混上了开往山西临汾的列车。
查票，我没有，两次被轰下车，而我这个闯荡江湖的人就不怕这个，换乘短途车，倒腾两次也就到了。下车后实在难以启齿打听临汾第三监狱，索性雇了个三轮车，车夫明知道监狱不远，几分钟就能走到，但欺负我是女性外乡人、又是去那种地方，竟拉着车大街小巷地绕，把我绕晕了，才拉到监狱门口，还索取了5元钱。
进了监狱，我在会见室等候。环顾这间屋子，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隔着玻璃看，拿着听筒说，而是前后两个门，家属走前门，犯人走后门，一条贯穿两边的高高柜台把屋子分开。我心狂跳，等待那一刻，父亲身穿编号狱服出现在门口，我真的认不出了，我努力辨认，更看不清了，泪水挡住了视线……
父亲安慰我之后又询问了家常，接着他换了话题，语气中充满力量：抓紧时间，爸爸简单和你说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我绝对不是反革命，更没有搞过什么武装暴动。第二，我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即便在学术上我也没有搞错。第三，我没有罪，也从来没有认过罪，我在不断地上诉，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党中央。灯孩子，你放心，做我的女儿绝不丢人！
无需多言，听了这样的话，我已经不再流泪了，临别时，父亲握住我的手，一团纸自自然然到了我的手里。我们没有约定，但关键时刻我像地下工作者那样，四下一看，没人注意，匆匆告辞，然后大大方方出了监狱。
我进了一处公共女厕，打开父亲塞给我的纸团，正面反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申诉文字。我草草看了一遍，又叠好塞进胸衣，这才如释重负、信心满满地出来。我走了，父亲彻夜不眠，夜里12点零5分的火车，父亲真怕再出什么不测。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我爸不是坏人！真的不是！不是我自己意念的不是，是真的不是！这次见面意义天大，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让冤案彻底平反！从此我走上了漫漫申诉路。
刚探监回来的那些日子，整天就像开了锅的水。我把从监狱拿回的纸条工整誊写，然后自己刻成蜡版，又借来油墨辊印机，自己在家干得热火朝天。一份份装订后还温热的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申诉材料，经过我的手我的腿，投遍了我认为有一丝希望的信箱。
一个孩子，无论想法多美好，无论决心有多大，无论如何也无力抗衡社会。法院的通知就像晴天霹雳，案犯和家属的申诉被驳回，维持原判。胡耀邦平反了多少冤假错案，解放几十万右派，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春天盼解放，盼来的父亲复审的结果却如此让人失望。我累了，气馁了，情绪一度接近谷底。
父亲也得到了同样的复审通知，同时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他平静地写来一封信，是这样说的：灯孩子，你现在干的事情，就像走一百里路，你已经走了九十九里，就剩最后的一里了。而这一里相当前面九十九里，一样难走，希望你咬咬牙，再坚持一下。
就这一段话，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又精神抖擞再次上访。我要将这官司打到底！父亲出狱后我们说起这事，他说当时写这段话是何等艰难，就是自己死在狱里，即便女儿躺倒不干了，他也不能对我要求什么。他给女儿带来的苦难已经太多了，可是现在形势这么好，平反的机会很大，不坚持太可惜了，思虑权衡了许久。
替父申冤最有效的一次，是我在北京市高法门口蹲守三天。因为我发现通过普通上访接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斗胆直接找高法院长。天天像来上班一样准时，死盯着出出进进每一个人，不时也和看门大爷聊两句，第三天看门大爷就被我感动了，主动帮我联系了院长。
院长听我一席炒蹦豆般不加标点符号、不敢停顿分秒的诉说，点点头，要看我的申诉书，当院长看到我申诉书最后一句坚定地写着：“这一冤案如果得不到彻底平反，我将申诉不止”时，拿起了钢笔，郑重地在申诉书空白处写下决定父亲命运的几个字：“请转刑庭，找专人复审。薛光华”。当时情景不用赘述，可想而知。
案子很快就有了进展，经过专门为父亲成立的七人组成的合议庭，阅卷、审理、核查，我又建议他们与被告见面，不要总是看那些不属实的材料，他们接受了。在监狱，又一次开庭，终于把所有的问题弄清楚了，回去研究后决定无罪释放。过程一波三折，限于本文篇幅，一笔带过了。
写到这，我不想写了，那些事早就翻篇了。我曾经冒失地问过父亲一次：当年文革群众组织逼供信，屈打成招，他们打过你么？我知道我有胆量问也没胆量听，父亲表情沉重，回答我了：当然，小打咬咬牙就忍过去了，大打就晕过去了。我难受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揭开这块伤疤。时间过滤了许多忧伤，我会选择性失忆，都快想不起那些不愉快的场面了，留在心里的只是对美好的思念。
父亲出狱时唯一的行李是一个破纸箱，里面装满父亲在狱中写的与自己案情无关的学术手稿。狱友打击他说，明天就上断头台了，写什么也没有用了。父亲回答，明天即使上断头台，今天不写还能干什么？父亲在狱中除了写学术论文还自学了数理化，他竟然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并不难懂，只要把公式用文字表达。
父亲回来后，没有计较个人恩怨。他说那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个人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推动历史车轮的人也往往被碾进轮下，在监狱已经耽误了十三年，要抓紧时间，有太多事要干。
这平反真够彻底的，再也没有麻烦找上头了，好事却接连不断。第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教授，最佳讲课教师、优秀共产党员等等，高帽子戴了一头。频频被迫参加社会活动，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悄悄对我说，我是不会被捧晕的，电视台的摄像机都架在家里了，还是被他婉拒了。
多年的研究，他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他学了自然科学，更是如虎添翼。我说你到底写什么呢？能不能用一句我能听懂的话说明白？他想了一下：我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父亲几乎争分夺秒地工作，我却不学无术，享受着在父亲身边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希望我考大学，辅导我政治经济学，张口就讲《资本论》，还讲第二卷的地租理论，当我是研究生哪！我和父亲渐行渐远，我心里很别扭。
那一年，屋漏偏逢连夜雨，诸事不顺。有一天，我在单位门口等车，同事过来与我调侃，他说你怎么还在这，改革大潮都来了怎么还不下海？我何德何能，下去还不淹死？你怕谁呀？上面你敢和江泽民说话，下面你敢和大流氓拼杀……我晕了，为了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我辞了工作，扑通一声跳下海了。好景不长，我就呛了两口水，狼狈爬上岸。
我病了，接着公司又把我开了，沮丧之极。我躺在床上，父亲很冷静地对我说了三句话：关于病，现在科学和医学如此发达，相信你的病很快就会治好；关于工作，你失业了，还有爸爸呢，我能保证你生活水平不下降；关于你，你是谁呀，堂堂孟小灯，什么困难能压倒你？听后我起身看病去了。病好后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心情极差。
父亲说，你要是有点特长，外语、数学都行，我也能帮到你。听了这话我心里特来气，我为什么什么都不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其实女儿对父亲什么撒娇话都可说，效果也不会差，可是我一句毒舌话顺着嘴边就溜出来了：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你为了我，一句话都不肯说……父亲沉默了，披上大衣转身出去了。
父亲去了校长办公室，对校长说：我的女儿……刚一张口眼圈就红了，校长连忙制止说：孟老师，你别着急，是我们没考虑周到，给你落实政策是我们应该做的，包括你的家属、子女，你之前受了那么多冤屈，回来又为学校做了那么多贡献，我们一定把你的问题解决好。接下来，学校人事调动史上最快的一次就是为我的，三天之后我就进学校上班了。
听见母亲低声说：你把她调到身边，不出三个月她就给你惹麻烦了，父亲轻松地回：不用三个月，只要一个月不惹麻烦，她就保住了。我进学校后，见每个老师不用讲义都能干侃三节课，我就闭嘴了，领导说我性格内向；大学的工作程序我不熟悉，干得慢，领导说我们教育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细心负责的人。哦！这是走了什么运呀！不过我进了学校，摇身一变，的确成了“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校长见了我父亲都忍不住夸我两句。
我是顺风顺水留在学校了，说那句不符合我做人风格的话，却始终在心里挥之不去，我不能原谅自己。父亲是一个多么自尊自律的人，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或家人的事麻烦别人；我为父亲做的事是一个女儿该做的，再正常不过了，怎么能成了要挟父亲的杀手锏呢？懊悔至今呀！
父亲一生历经种种迫害，加之出狱后忘我工作，身体垮了，74岁就带着无限的遗憾离世了。最后他说，到了收获的季节，生命却离我而去。他在病床上写完《经济学社会场论》序言最后一句，再也不谈理论了，我竭尽全力地照看他，搭上半条命也没能挽留住他。
父亲走了，我病倒了，父亲病了还有我，我病了却没有父亲了。手术后昏迷了三天三夜，冥冥中看见父亲身穿蓝条病号服渐渐走远的背影，一下惊醒了，我明白，我和父亲阴阳两隔永不相见了。那一刻我坚强了，我知道没有父亲的日子全靠我了，我要努力！
生命不知何时也会离我而去，我不能再浑浑噩噩混世了，我想了许多，想起父亲曾经问过我，愿不愿意给他写传记，我当时头摇得像拨浪鼓。待我恢复了元气，首先就要给父亲写传记。我没写过书，也不知道怎样写，我就把我能想到的记录下来，我的《纯粹孟氧》一书就顺利出版了。
父亲去世快两年了，他的《经济学社会场论》还没出，我多次催促出版社也没用。最终还是想出了办法，和校长商量后我去出版社，对他们说要开孟氧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全国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学者，希望赶在孟老师两周年忌日前把书印好。书出了，会也如期开了，很成功。
父亲是中国注释《资本论》的第一人，他从1953年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开始是在校刊上陆续发表，1957年被划成右派后被退稿了，1980年出狱后又有刊物约稿，他继续写。刊物中途因经费问题停刊了，注释又搁置下来，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出版自己的单行本。这本书的命运和它的作者一样坎坷，但是即便他被打成右派或关在狱中，油印的、正式出版的、不写他名字的注释，还是在各大学经济系流传。
父亲的老友鼓励我把这本书整理出版，我做了，出版了，又为父亲完成了一件心愿。在校史馆展出的父亲写的各个时期、各个版本的注释，包括最后我出版的、我设计封面的、漂亮的人大红的、砖头那么厚的《〈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被定义为帮助了一代人学习《资本论》。
后来我又陆续整理出版了《孟氧学术文选（史学卷）》、《孟氧学术文选（经济学篇）》、其中史学卷最难做，幸好有朋友帮忙，其艰辛在此不提了。此时，不光是父亲的心愿，连同我的心愿也了了。
在整理、校对、出版的过程中，我是快乐的，好像又和父亲走过一段时光，今年恰逢父亲去世20周年，往事还是历历在目。在我看来父亲还是幸运的，首先，不是说他的经历还不够坎坷，也不是说他的遭遇还不算悲壮，因为有多少人虽然最终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自己却早早含冤九泉，而父亲看见了自己的胜利，看见了敌人被钉在耻辱柱上。其次，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有我，有一盏小灯，小灯光亮微弱，却温暖父亲的心。20年来，父亲的目光一天也没离开过我，同样指引我做人做事。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
父亲永远的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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