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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五年诏:重奖军人,迅速催生大汉帝国新的统治阶层

国家人文历史  · 公众号  · 历史  · 2017-03-20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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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五年五月,对于刚刚建立的汉帝国来说,是意义非同寻常的一个月。洛阳南宫置酒,君臣间有千年古问,在这个月。田横抵达尸乡厩置,自杀以明志不辱,在这个月。戍卒娄敬求见刘邦,建议迁都关中。更重要的是,也就在这个月,刘邦下令解散军队,发布高帝五年诏,正式宣布国家由战争转向和平,新的统治秩序,以功臣将士为核心和主体。


创建汉帝国的刘邦集团,功臣将士们多出身于社会下层,质朴少文,耿直现实,看重的是一刀一枪、日积月累的功绩,追求的是加官晋爵、一亩一宅的利益。洛阳南宫的庆功宴上,都武侯高起和信平侯王陵对于刘邦千年古问的回答,不但是他们想法的披露,也是他们意愿的表达。相对于刘邦得人者得天下的华丽解答,功臣将士们笃定地认为,作为集团领袖的刘邦,能够与将士们利益均沾,与功臣们共天下,这才是汉之所以胜楚,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所在。聪明机巧的刘邦,对于功臣将士们的想法心愿,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他之所以能够轻飘飘拨开高起和王陵的话头,笑盈盈另做汉初三杰的解答,获得满堂群臣点头称是,心悦诚服,是因为就在此时此地,他已经颁布了高帝五年诏,对于功臣将士们的利益,做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高帝五年诏,是西汉初年最重要的法令,汉帝国安定天下的纲领性文件。这项法令的内容,广泛涉及战后亟待处理的各类问题,包括流民归家、赦免奴隶、鼓励各诸侯国人留在关中等等,都是为了安定民生,结束战乱,转入和平建设的重大举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帝五年诏及其相关法令中,汉政府做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决定:按照军功的高低,重新分配包括等级身份、土地财产、政治权力在内的社会总资源,由此建立起一个以将士吏卒为主体的新统治阶层——汉初军功受益阶层。


秦汉社会,是严格的身份社会。身份决定一切,包括法律地位的高低,财产占有的多少,出仕任官的大小等等。身份由爵位规定,爵位一共有二十级(见列表)。二十级爵位之外,一级的公士之下,是没有爵位的人,在民间者称为庶人,在官府和军队服役者称为公卒、士伍。庶人之下是半自由民的司寇和隐官。司寇是有期刑徒,隐官是服刑满期者,就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都可以立户,但只能享有庶人一半的待遇。其下是奴婢,属于社会最底层,不能立户,只能依附主人生存。在第二十级爵位的列侯之上,还有诸侯王,身份高于列侯、诸侯王之上,就是帝国身份的顶点皇帝了。


可以说,以二十等爵为基干,上面加上皇帝和诸侯王,下面加上庶人(公卒、士伍)、司寇隐官和奴婢,一共二十五等的身份,构成了等级森严的秦汉身份社会。


秦汉时代,最基本产业是农业,最重要的财富是土地。按照二十等爵制的规定,没有爵位的庶人只能够占有1顷(100亩)的耕地和1宅的宅基地,伴随爵位的获得和升级,能够占有的耕地和宅基地也相应地增加,社会地位和法律待遇也随之上升。


二十等爵制,起源于秦,最初是为了奖励军功而制定的制度,称为军功爵制,后来推广到全社会,成为秦国国家体制的根本,战胜六国的制度保证。西汉建国,全面地继承了秦的各项制度,包括军功爵制。在秦代和西汉初年,从军是男儿的义务和出路,军功是获取爵位的唯一途径,求取军功爵,得到功名利禄,是从军将士吏卒的追求和梦想。


古书上说,秦军将士离家开赴战场时,一家人前来送行,父母叮嘱,妻子念叨,最殷切的话语,是鼓励儿子丈夫杀敌立功,早日获取军功爵。战士在前线,一旦斩首立功,获得了爵位,通知书当即由军中火速送出,传送到获爵者所在的县。三日之内,以土地田宅为主的各种待遇就要落实到户,否则,地方官将受严厉的处罚。那种雷厉风行的有效治理,政策带来的优待实惠,光宗耀祖的自满自足,法令所生发的激励动力,实为两千年来历朝历代所罕见仅有。


在高帝五年诏中,汉政府宣布:对于刘邦军团的所有将士吏卒,普遍授予第五等爵——大夫,爵位原本在大夫及其以上者,一律增加一级。同时,免除所有从军将士吏卒及其家人今年的租税徭役,进而严厉敦促各级政府,务必按照法律的规定,迅速落实将士吏卒们依据爵位应当享有的各项待遇,特别是土地田宅。


这项决定,乍一看似乎平淡无常,不过是例行的法律条文而已。不过,如果我们将这项决定,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连接相关的法令作综合性解读的话,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1- 汉代一顷为百亩,亩有大小亩之别,1 小亩= 0.4166 大亩。汉初大亩小亩并行,武帝以后统一用大亩。此处之亩为小亩,1 小亩相当于今0.2881 市亩,约192 平方米。参见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收于《宁可史学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住宅地以宅为单位计算,一宅三十步。据杨正红先生的计算,一宅为九小亩,相当于今天2.57094 市亩,参见氏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第四章一


前已叙述过,垓下之战,汉及其盟国总动员,约有60万联军参战。垓下之战结束,伴随高帝五年诏的颁布而解散归家的军队,其主体正是这支参加垓下之战的大军。按照高帝五年诏的规定,60万大军的所有将士吏卒,都将获得第五等爵之大夫以上的爵位。从而,根据爵位与各种待遇挂钩的法律规定(见上表),第五等爵大夫相应的经济待遇,是授予田地5顷(500亩),宅基地5宅(45亩。以60万人为基数,做一个简单的算数计算,仅仅由这一条规定,汉政府就需要拿出3亿亩土地和2700万亩宅基地,授予全军将士吏卒。


西汉时代,政府所掌握的据以征收租税的土地总量,大约是8亿3千万亩左右。以此为基数计算的话,根据高帝五年诏这一纸令文,授予60万全军将士吏卒的土地数量,将占全国土地数量的40%。西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在1500到1800万之间。如果以1500万做基数计算的话,60万将士吏卒,占人口总数的4%。汉代家庭的平均人数约为5人。60万军吏卒连同其家庭,约为3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0%。也就是说,由于高帝五年诏的颁布,占人口总数20%的刘邦军将士吏卒及其家属,将占有汉帝国40%以上的土地财富。


按照秦的军功爵制,官职与爵位挂钩,一定等级的爵位相应于一定等级的官职,爵位和官职之间,相通互用。根据学者的统计和新近出土的汉简来看,在西汉初年,几乎所有的政府官职,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上至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阁僚(三公九卿),中到各个郡县长官(郡守县令长),下至乡政府的低级小吏(乡啬夫),都是拥有不同等级爵位的在职或者退役的将校吏卒,他们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


爵位,是等级身份;土地田宅,是经济财富;官职,是政治权力,三者合起来,几乎就是当时社会资源的总和。高帝五年诏及其相关法令的颁行,是新建立的汉朝政府,对于社会总资源所进行的再分配。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首先根据军功的大小确定军功爵的高低,再根据军功爵的高低确定分配量的多少。就社会身份之分配而言,刘邦集团之成员们依据不同的军功,获得了二十等军功爵中的不同爵位,独占了汉帝国尊显的社会身份。就经济财富分配而言,刘邦集团之成员们根据以功劳行田宅的原则,按照军功爵制的规定,占有了汉帝国绝大部分的土地田宅。就政治权力之分配而言,集团的首领刘邦有最高的军功,又有公平主持分配之最厚的德行,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做了皇帝。在皇帝之下,依据军功的高低,集团的成员们分别获得了诸侯王、列侯、大臣、各级官僚、官吏之职位,掌握了汉帝国的各级政权。


西汉初年,经过长期战争夺取了天下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利用到手的政治权力,对于社会总资源实行了彻底的再分配,由此顺利地转化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新的统治阶层,垄断了当时所有的政治权力、尊显的等级身份和大部分经济财富,不但是汉帝国立国之初社会构成的厚重基干,也是天下秩序由战乱转向安定的人事基础。这个新的统治阶层,由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以尊崇军功为价值导向,史家称其为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实际上,有汉一代的复杂历史背景中,始终贯穿这个新社会阶层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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