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限领域、错位发展、有所不为——国企改革的“深圳经验”

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不仅民营经济发达，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同样可圈可点。

“我们体量不大，但资产质量比较好，抗风险能力比较强。”深圳市国资委总经济师胡朝阳如是评价。

上述成绩的取得，与深圳市国资委在改革方面的锐意进取是分不开的。纵观深圳市国企改革历程，起步早，敢于尝试，连续性强是其重要特征。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国企改革，而在改革的若干重要方向上，深圳再次走在了前面。

“目前，深圳市已基本实现了国有资产的集中统一监管，并基本完成了竞争领域劣势企业的退出，完成了国有资本布局的初步调整。此外，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比例达75%，资产证券化率超过50%，充分体现了深圳市先行先试的特点和改革的成效。”胡朝阳说。

混改：不限领域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促进国企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深圳市国资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在原则的把握上，胡朝阳强调:在混改过程中，不是简单地为了混合而混合，或是简单地通过价高者得的公开招标方式来选择合作股东，而是特别看重与企业的发展需要和战略相结合，注重股权结构的设计和战略合作股东的遴选。这样才能使得企业有合理的股东结构，从而真正引进对企业未来长期发展有帮助的战略投资者。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一方面不设时间表，成熟一家推进一家，另一方面，在领域方面也没有自缚手脚。“不限于高科技或中小企业，在证券、创投、物业管理等多方面，都开展了混合所有制。”胡朝阳说。

例如，深圳市对水务、燃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类企业，通过国家招标招募的方式，引入了战略投资者，实现了合资绝对控股。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类企业，一般行业利润有限，如何吸引战略投资者？对此胡朝阳的回答是：虽然这类企业没有高利润的回报，但是，一方面，深圳引进的是同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们更看重行业对外拓展的问题。另一方面，深圳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类企业，在企业化改造、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治理规范、管理能力和商业模式上，相对内地企业来说有一定优势，所以对资本有很大的吸引力。

深圳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做法，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配套实施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实行同股同价，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解决了员工持股定价难的问题。”胡朝阳说。

据了解，2015年时，深圳市就经与国务院国资委沟通，先行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市属国企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试点办法》，在人力资本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的竞争性企业及上市公司开展试点，如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和科技服务型企业、战略性新兴成长类企业等，同时放宽管理层及核心骨干持股比例至30%，并同步建立股份流转和退出机制。

胡朝阳向记者强调，在混改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特别注重健全国有资产交易规则，做到了严格规范资产评估、产权流转，同时，加强国资监管，确保规则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从而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得益于上述举措，目前深圳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比例达到75%。在24家直管企业中，有12家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而另外12家独资企业中，有5家企业90%以上的核心资产、业务均在下属的上市公司和股份公司。“目前深圳市纯独资企业只有地铁、远致、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人才安居集团和鲲鹏资本7家，主要承担政策性业务、重大产业基金管理和资本运作平台功能。”胡朝阳说。

国有资本布局：与民资错位发展

众所周知，深圳市民营经济发达，诞生了华为、腾讯等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深圳市国资委则准确把握好了国资的定位，实现了与民资的错位发展。“我们给自己的功能定位，就是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发挥自己的基础性、公共性、先导性的作用。”胡朝阳说。

具体而言，基础性方面，深圳市国企主要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和民生福利保障；公共性方面，在深圳市社会重大项目投资方面，近五年来，国企承担了全市比重的40%；先导性方面，国企主要发展科技金融服务和科技园区服务，支持深圳创新企业的发展。“比如国资系统的创新投、高新投、担保资本，这三家企业目前累计扶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项目4.1万个，扶持公司450家，累计扶持资产4760亿元。”胡朝阳说。

如今，深圳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为主体，金融准金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领域国企的净资产占比75%，利润占比83%。“这说明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是可以实现错位、互补、共同发展的。”胡朝阳说。

据了解，未来深圳市将进一步推动国企国资向三个方向集中：保障城市运行和民生的重要领域；事关深圳市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深圳市影响力和带动力的产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

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在资本运作手段方面，也开展了新的探索。比如“基金群”战略。2016年，国务院国资委层面推出多只基金，服务国企创新、结构调整、国际并购、军民融合等领域。

深圳市国资委的做法不谋而合，据了解，在深圳市国资委层面，建立了1500亿元的国企改革与战略发展基金，为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池和市场化的并购重组手段。据了解，目前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均已完成设立，首期160亿元出资已到位。

在市属国企层面，深圳市国资委则推动设立了新能源基金、智能装备基金、物流基金等各类特色基金。“通过基金策略，改变了过去资本运作工具单一，股权投资之后资本流动性不强，进出渠道不通畅等问题，通过基金充实了资本运作手段。”胡朝阳说。

此外，深圳市国资委还通过大力推进上市及再融资，推动并购重组与战略合作，加快“走出去”步伐等手段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胡朝阳告诉记者，深圳市属国企资产证券化率达50%；重组方面，已基本完成内部存量的整合重组，下一步将结合上下游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更深度的资源重组和融合；深圳能源、地铁、机场、盐田港等优势企业，则在探索国际化运营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国资监管体制：有所为有所不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对国资监管体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方面，深圳市也有很多先行先试的经验。

比如，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方面，2004年深圳市国资委成立之初，就设置了投控公司，作为企业改制退出、资源整合等辅助履职的平台。2007年，深圳市又针对国资系统资本运作的需要，成立远致公司作为市国资委资本运作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新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深圳市国资委正推动国资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方面，深圳市国资委按照中央的“管资本为主”的要求，拟重点通过“一张清单、一个基金、三大平台”建设，构建深圳市特色的国资监管运营体制。其中，“一张清单”是国资监管权责清单，“一个基金”即国资改革与战略发展基金，三大平台，指的是公益类平台、功能类平台，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一张清单、一个基金、三大平台将为深圳市国资委实现以管资本为主提供更加有效的市场化手段和运作机制。”胡朝阳说。

同时，深圳市国资委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把握的关键点，就是怎样做一个真正有效的、市场化的出资人，和有效的监管者。我们内设机构的职能转变，都是围绕这样的目标进行的。”

2016年，深圳市国资委完成了新一轮内设机构及职能优化调整工作，改组或成立综合研究处、股东事务处、战略发展处，从而加快了国资委职能转变。深圳市国资委还制定了国资委监管权责清单，在已经向企业下发10项决策权限的基础上，拟再下放或取消13项，仅保留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的17项责权事项，其余事项由企业依据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自主决策，从而进一步厘清国资委与企业的权责边界。

在完善监管方式方面，深圳市国资委则强调“合力” 的作用。“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对国企的监管，不能仅仅通过事后的检查监督去实现，还要从企业的产权结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监督问题。”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深圳市国资委构建起了“六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即将监事会、财务总监、纪检监察、审计、风险控制、内部控制等各种监督资源进行整合。

财务总监作为深圳市国资委外派的监督力量，按要求要进董事会，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就履行了监督的职责。而整合纪检监察资源，则是与党的监督力量进行结合。最终深圳市国资委实现的是监督职责的统一行使，监督资源的集中调度，监督内容的全面覆盖，和监督信息的成果共享。“目前来看，这套监管体系还是比较有效的。从国资委成立以来，深圳市国企尚未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胡朝阳说。

如今，在既往改革经验基础上，深圳市的国企改革掀开了新的篇章。据记者了解，根据中央“1+N”国企改革文件精神，深圳市国资委已研究形成了以《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发展的方案》为牵引，涵盖权责清单、国企党建、功能分类、选人用人、激励约束、结构调整、容错机制等改革重点领域的12个配套文件。

“文件充分体现了问题导向，即着力解决深圳市国企散、小、弱等突出问题，和资源配置能力与深圳城市地位不相适应、经济贡献度与深圳城市经济体量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面对未来，我们将广泛凝聚共识，不断把国资国企改革引向深入。”胡朝阳说。（原载于《国资报告》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