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著名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浙江省吴兴(今湖州市)人，原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字德潜，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从事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玄同与鲁迅，应该说是上个世纪初在日本相识于章太炎的门下。当时流亡在日本的章太炎创办“国学讲学会”，讲述中国的小学和历史。由于他采取不收中国留日学生听讲费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中国学生。为了错开中国学生与本校课程安排的冲突，章太炎还增开了一个周日特别班。钱玄同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朱希祖等就在这个班里一同听取章太炎讲授《尔雅》、《说文解字》。
据钱玄同回忆说：“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心理。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严谨，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小说绝异。”可见，他们当时已经相识，尽管仅限于每个星期会面一次，谈不上很深的友谊，但对周氏兄弟是相当佩服的。
1936于章太炎追悼会合影,右二钱玄同,右三周作人
钱玄同与鲁迅真正接触多起来，进而建立很深厚的友谊却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那时钱玄同是《新青年》六位轮流编辑之一。据鲁迅在《呐喊·序》中回忆，急需为思想启蒙组稿的他，很快想到了曾在日本章太炎门下的同学鲁迅，便跑到绍兴会馆去看望正在抄古碑的这位老同学，质疑他当下所为的作用，劝他写点文章。
鲁迅对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清醒的几个，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回答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钱玄同的劝说，最终让鲁迅答应邀请，于是便有了最初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两人一起战斗，发表了不少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们不仅意气相投，观点一致，而且集中火力，协同作战。直到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他们仍然一同发表联名宣言，支持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行动。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还是相同的。但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使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1926年6月，顾颉刚的《古史辩》产生了轰动。鲁迅是不赞成古史辩的观点的，故而撰文进行抨击。而古史辩是由胡适、钱玄同等人倡导的，显然，此时鲁迅所抨击的就不仅仅是顾颉刚一个人，自然也包括钱玄同，于是他们之间的走动也开始少了。
3年后的一天，鲁迅到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3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鲁迅不高兴了，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以为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而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抨击过顾颉刚的观点，而钱玄同则是顾颉刚的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很快便起身离开。
鲁迅很不愉快，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描述了这次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即顾颉刚，作者注)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钱玄同在《两地书》中看到这封信，对鲁迅给自己的描述，也发了一番感慨:
“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民国)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民国)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