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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龙简介 -
2018年5月15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半月谈·新时代媒体实践”学术沙龙上，阿基米德创始人、CEO王海滨从阿基米德的创建经验及发展理念出发，畅谈广播新媒体实践的机遇和挑战；对谈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尹明华教授立足于上海广播业改革探索经历，分析广播事业与时代变迁的紧密关联。
在场师生就未来广播业的发展方向、技术与媒体转型的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陆晔（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今天这场学术沙龙，是切问近思半月谈“新时代媒体实践”系列关于改革开放40年主题的第三场。今天的题目是“从东方电台到阿基米德”。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阿基米德的，也是我们上海著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王海滨；另一位重量级神秘嘉宾是我们学院的尹明华老师，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也是上海广播的老从业者、老领导，东方广播的缔造者。
我们这期题目是“从东方电台到阿基米德”，副标题是“上海广播的前沿探索”。我的开场白想稍微多说两句。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广播在所有的大众媒介里是比较特别的，它可以同时具有国际传播和社区传播的特征。所以，在我自己从事广播电视的教学和研究的这么多年里，我在课堂上经常讲，广播是冷战时期唯一一个能够穿越封锁线的大众媒介，同时它又是极度社区化的媒介，它是两极的，完全的两极。其次，我们也知道，广播是一个伴随式的媒介，你可以在做任何事情的同时听广播。这是我当年高中时干的事情，就是藏了一个收音机在我的小抽屉里，在爹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听刘三姐，同时假装我在复习准备考试。
对我们的主题，上海广播，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是不是了解，我想几位老师应该很熟悉。上海的广播，不能说是中国广播事业的第一章，但也确实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开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广播就是上海城市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各种各样的人通过广播都能够达成自己和城市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关系，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工厂的包身女工，都从广播里获得过他们自己有关周围城市生活的这样一种关联。所以，上海的广播的历史是非常长的。
我们讲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上海广播从东方电台开始讲起，也是因为东方电台是中国广播改革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媒介改革的先行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和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相互推动的作用。当年《风从东方来》，就我个人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真正地形成了一种大众媒介和城市生活的高度融合，互嵌和相互构成。比如说，通过热线电话所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那时候南京路上的商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早晨开门的时候，听到电台的主持人打进来，说麻烦让你们经理出来接电话，因为有老百姓买了东西说不好。还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新闻的现场性，大量的直播，个人生活，个性的张扬，音乐，情感，它是和整个城市现代化文明的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互联网给音频媒介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跟我们个人生活的关系也更密切了。现在，阿基米德在国内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个音频收听APP，形成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新的社区。1998年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看到美国广播的收听率很受惊吓，他们广播收听率这么高！当时学院里教广播历史和节目课程的一个同事，他就给我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中国人不爱听广播是因为你们不爱跑步，美国人特别喜欢跑步，就特别喜欢把收音机挂在身上，以后你们喜欢跑步了，听广播的人数就会上升。虽然是一个玩笑，但他确实是看到了广播和个人的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
今天的主题，先从东方电台开始，所以我想先请尹明华老师基于上海广播改革探索和改革40年的主题，先给我们讲一下东方电台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它如何推动媒体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尹明华老师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我们有选择地做了一部小册子，可以让大家在他讲的时候看到具体内容。除了图片以外，还有比如说当时东广的串联单，就是这个节目表，然后还有当时做的一些大型活动，我觉得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广播与社会和城市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我们先请尹明华老师。
图为对谈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尹明华教授发言
尹明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今天这个活动，主场是讲阿基米德，我主要是介绍背景。作为广播改革的一名亲历者，我对历史情况比较了解，没有昨天的改革，恐怕今天我们也不会站得这么高、走得这么远。东方电台1992年10月创立。当时为什么要搞两个广播电台？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经历了一次重大事件的相对静默期。上世纪“89”以后，新闻界都在探索一种新的规则，探索应该怎么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二是社会重新萌动新的与外界的传播交流需求。上海的新闻，尤其是上海广播和电视该怎么做，这不仅是我们广播人在考虑，上海广播电视局的高层领导也在思考，因为广播电视的现状持续下去不会尽如人意。三是互联网愿景萌发，新的传播革命已经从美国开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以及欧州都兴起了互联网，而中国还处在非互联网时代。广播不仅是面临着自己怎么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个外部竞争的问题。报纸的状况比我们好。 四是旧有的格式化体制面临被需求改变的处境，这种状况在我们内部集聚了大量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五是集聚社会优秀人才的上海广播行业，蕴藏着巨大的改革能量和要求期待某种召唤。上海广播电视从80年代初开始在人事制度上做了重大改革，从社会上数千人里招聘了四五十名优秀人才，他们有着与传统的广播人才采编人员不一样的思路，他们渴望改变，渴望改革。上海广电局领导认为竞争首先要从内部开始：设立一个新的电台，给两个频率，不按照体制内要求运营，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改革举措。
东方电台的新闻节目，实现了全新的内容之“变”：
一是在全国首先将早上最重要的新闻节目半小时变为一小时，突出内容的丰富性，每次播出约七十条新闻；二是播报方式变录播为现场直播，突出新闻的贴近性，新推出的“东方传呼”直播节目在上海迅速走红；三是推出贴近式新闻评论，突出新闻的思想性，每天有一篇以当天新闻为依据的评论。四是新闻传播变被动为主动，突出新闻传播者的意图性，新闻是客观的，但是单单靠传播客观的东西，能不能和我们的同行去竞争？这在当时就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先后推出“长江万里行”、“沿海万里行”等重大的有影响的策划节目。五是新闻编排变线性为混编，突出新闻重要性。例如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海地大海难等新闻就是突破常规，放头条播出。六是新闻作业变专业为行业，突出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被认可性。在上海新闻界聘请了14名特约记者为东广撰稿，当然稿费丰厚。七是变新闻播音为新闻主持，突出节目主动性。八是考虑到上海国际性大都市特点，为顾及部分在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员的需要，实行中英文比照播报新闻提要和气象消息，等等。
东广于10月28日早上第一次开播。三个月以后，东广新闻的收视率大幅上升，广告收入直线上升。另外，东广的综合类节目和音乐节目也创新迭出，高潮不断，在上海乃至全国迅速兴起“东广旋风”、“东广效应”。
经历了三个月以后，东方广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我称它为“意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们是摸着石子过河，结果并非是最初的设计，完全在意外中。主要是三句话。
第一是广播业的再度雄起，广播效应似乎超过了电视。三个月后，东方电视台成立前，他们看到了东广的这种令人兴奋的状态，穆端正台长专门带人来学习取经。上海一些报纸的老总，突然间写了很多文章，在各种场合说了东广的很多好话，我觉得我们的广播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他们还通过不同渠道和方法，希望东广早新闻报摘里面多报点他们报纸的消息。第二是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不仅是国内的大量广播、电视同行和报纸同行来学习，还有许多国外媒体要求前来采访。在北京东路2号，东方广播电台简陋的长长的走廊里面，坐着一批批外国记者，新加坡、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我记得其中有美国《纽约时报》。也许他们觉得在中国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具有“民间”色彩的东广，这对中国人意味着一种全新新的开放。我想他们有自己“成名的想象”，但我们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意图和目标。国外报纸对我们的刮目相看，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合作。当初刚刚兴起的因特网，就和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让我们把多余的广播资源，给他们开辟一个线上栏目。第三就是确立了面向世界的广播模式，我们觉得广播不能够按照传统的方式，要和国外加强合作。大概从1992年开始，已经开始和国外的同行进行广泛的合作，特别是和欧洲与美国的一些广播电台合作。通过和国外的广播合作，我们知道我们的差距和进一步努力的目标。
东广探索更为重要的实际的意义，是为走进互联网时代的广播做了理论铺垫和实践准备，成功探索了非互联网时代广播与社会、创新与需求等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和形式的关联。过去我们认为内容和形式是没关系的，现在我们发现在内容恒定不变的情况下，形式的改变可以推动内容的提升乃至内容的质变。
新闻和评论的关联。过去只注重客观报道，现在意识到，实际上新闻人本身的主观行为，包括选取角度、编辑方式等，可以让新闻的客观影响力和传播力发生改变。
内在和外在的关联。过去广播人只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折腾，现在内部的行为和外界的参与发生了联系和合作，广播的整个状态有了与整个社会联系更为密切的铺展。
需求和提供的关联。其实真正对广播的需求是来自于民众，来自于社会，我们被创新告知：在自己想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广播产品之前，你必须先要设法知道，这些需求发生在何时，为何发生和怎样在发生。
专业和社交的关联。除了聘请专业的报纸人员担任特约记者外，我们还聘请了社会上的一些特约记者，他们都有东广新闻的特约记者证，主要任务就是为东广新闻提供信息。那时我们已经有了渠道和服务的观念。我们提供了渠道，但是要更好的为供给信息的这些通讯员和特约记者提供服务，让他们24小时都能够为我们服务，实际上东广新闻中很多重大独家消息都是来源于他们的提供。
关于当代广播的未来方向，我有两个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是非机构非建制传播要素的融合，声音、想法、看法、情绪等都能够成为传播要素的的资源存在，为广播机器人合成作业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每个时代除了可以被文字记录的思想以外，还有许多作为文明载体的声音记录，这些声音资源事实上是非常宝贵的。现在所有的广播声音合成都是专业的团队机构在做，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来能不能通过社会化非机构合作，尽可能调动更多的声音资源元素来进行合成，并把相关的广播作品送到频率平台上呈现？
第二是反需求和反提供的深度关联，就是原先的内容提供方以需求方的身份，向社会的传播要素拥有者提供渠道、平台和方法，用以容纳和融合庞大繁杂而又有成为有序可能的需求提供者。使得最好的忧伤喜悦等情绪成为广播作品的内容构成，使得最好的语言、思想成为可成品化传播的基础性元素。现在包括阿基米德在内的广播，不过是产品的提供方，但是今后可以成为需求的提供方，而把提供产品的权力交给社会和受众。互联网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实际上线上的非建制的广播作品已经诞生了。现在对我们来讲，阿基米德或者是喜马拉雅最主要的是作品的平台，今后也可以成为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推动者。
陆晔：
非常感谢尹明华老师。尹老师刚才讲的这些，不仅仅是谈内容的创新，它包含了一种新的业态，一种新的内容生产的机制，和一种新的媒介理念，尤其是新闻的理念。我还想补充一点，在我们准备的材料里能看到，当年东方电台和东方电视台成立，都是在浦东注册，它们和上海和浦东的开发开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体现出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特质。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都能够看到媒体与中国社会改革最重要的关节点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关联，就是尹老师说的上海这个城市是会跟着东广的旋律走的。今天，技术条件改变了，媒介和公众的关系相应会变成什么样？阿基米德这个声音改变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和态度，为我们的社会、时代和城市带来了什么？我们下面就有请王海滨老师。
王海滨：
我讲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想法，不是理论，就是在实践当中遇到的困惑以及解决方法。我觉得阿基米德深刻体现出传媒在变革当中的另一方面：步子迈得太快，快到什么程度，像熊瞎子掰棒子一路掰过去，实践了很多，但是没有理论的积淀，所以可复制的经验也非常少。所以今天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也请各位老师给我们把把关。
第一，阿基米德：能够提供服务的社交音频平台。
阿基米德起步时，我们的定义是叫“一个能够提供服务的社交音频平台”。难得的是，在2014年7月立项的时候就提了这么一个定义，到今天为止没改。目前这个平台，有社交属性，音频，当然还有很多视频。它追求的一个是服务，一个是社交，一个是音频。从服务角度来讲，实际上还包括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既对我们B端的广播电台，也对C端的用户。
社交，我们现在为止做的还不错，一年过一亿条的用户发帖，虽然没办法跟微信微博比，但是已然可圈可点，这个得益于全国五千多名主播的活跃。音频，每天新增16000小时，因为上面有全国16000档节目，其中上海广播有324档，只要节目播出，这边就更新。到目前为止，我们和全国一百多个省市的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合作，这个合作给我们喊来了4000万用户，真是遍布全国各地，最远的包括台湾。台湾媒体有电子邮件给我们，说我们的听众打电话，为什么在阿基米德搜不到他们的节目，邮件说他们是台南第一电台，申请加入阿基米德。
第二，阿基米德的优势。
我们觉得还是找到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广播转型的优势，大概分四块。首先，内容优势。内容太多了，16000小时听不过来，所以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挑战是重新做分类和标签，找到最优秀的主播和内容，把他们精准推荐给当地的不同受众，甚至推荐给全国；其次，行业优势。一个广电集团差不多有七八个到十个左右的广播电台，全国也就三千家广播电台，等于一千多家跟我们签约了，我们有机会为整个行业做一个标杆。第三，模式优势。我们不寻求对传统广播做致命的打击，在某种意义上，是追求广播在互联网时代的迭代升级。最近的一次活动《给90后讲讲马克思》，全国24家广播电台的播出，阿基米德平台分发到微信和微博，以及哔哩哔哩、蜻蜓等平台，19天加在一起2.7亿人次收听。这个成绩对移动互联网来讲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传统广播节目来讲是相当不错的。这是新传播的模式：移动互联网+广播；最后，资格优势。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音频领域唯一全牌照企业，有互联网节目制作许可证，有网络视听许可证，有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等。随着互联网管理的规范的进一步强化，牌照资格优势将会愈发明显。
第三，传统广播在新媒体时代自身的诉求。
接下来讲理念了。我个人认为在媒体的核心变化，两个颠覆是最要命的。第一个，内容价值的判断标准被颠覆了。现在的标准就是10万+，这10万+是用户点出来。原来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是在媒体手里，现在是在腾讯手里。第二个，承担内容的介质被颠覆。老早的电视机、报纸、收音机，逐渐淘汰。现在我大概还定了七八张报纸，基本上是别人送的，确实看得少，放在家里，基本上都是手机阅读了。
所以我说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重塑机制流程，还有一个重塑商业模式，怎样赚到钱，怎样让我们的效率更高。原来我们看一个媒体强弱的重要标准就是生产能力强不强，东广新闻台滚动设计时期我专门做了一个梳理，统计一天播多少内容，结果大概是1300条新闻。我又梳理一下，看重复率大概多少，是30~40%，有时会更高，这是正常的，一些重要新闻和用户感兴趣的新闻，需要保持一定的重播率。
当时东广新闻台是20分钟一滚动，全天除了1点到6点是转播中央电视台之外，剩下的时间全部是20分钟一滚动，全天45档。也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点去听东广新闻台，只要听满20分钟就听完了一档完整的节目。理念非常新，但是别的台很难学，为什么？生产能力太小，这样的台需要很强的生产能力才能做。但是今天办一个24小时播出的新闻台很牛吗？貌似不是了。现在一个人，能一天写一条10万加，很牛啊，感觉比你一个24小时新闻台牛多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评价标准的转换，原来评价标准是生产能力强不强，现在考虑的是传播能力强不强。所以向互联网转变的时候，我个人以为也是对传播能力的考量，再不转向就不行了。
第四，传统广播在新媒体时代对接不同主体的诉求。
传统广播还要在新媒体时代去对接不同主体的诉求。其一，企业诉求是什么？消费升级是目前最大的红利阶段，都是好东西，新东西是不是卖的更好不一定，我们能对接这样的需求么？其二，个体对媒体的诉求。能不能连接得更好，跟朋友的连接，跟商品的连接。移动互联网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紧缺，一个叫富余，富余是信息太多了，紧缺是钱少时间少。除了微信微博，我们能对接这样的需求么？其三，城市对媒体的诉求。城市本身就是个生态系，人和社群已经不再是独立的生活的点，每个人身处其中同时连接人和物，我们可以成为连接城市的重要节点么？其四，政府对媒体的诉求，是不是能够成为社会治理的承载平台。
第五，传统广播在新媒体时代的现存优势。
传统广播还有没有优势？有。我梳理了一下，差不多五个方面。
第一个，稀缺的频点资源。FM、AM频点，覆盖整个城市，传统接收设备确实逐渐减少，甚至有人担心汽车中会拿掉FM模块，但是都不能否认频点的稀缺价值。
第二个，超越网红的主播。主播跟网红不一样，头部网红的数量和生命力都很难和传统主播比，广播主播常常在一个城市深耕10年、20年、30年，有的几乎就是一个城市的符号。当然也面临转化。
第三个，直播交互的传统。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交互，广播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只不过今天的交互已经不再是对听众的馈赠，而是内容生产的核心组成部分。
第四个，内容规模生产能力。到今天为止，类似世界杯这样的重大报道，还没有一家自媒体有规模内容生产的能力，全国“两会”报道，汶川十周年等等，都是规模化、成批量的内容产生。
第五个，自成体系的经营能力。虽然整行业营收只有150亿，但是拥有完整的采编播加经营的全链运作能力，是转型的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