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许多国家意识到拜登当选下任美国总统时的普遍心情；更准确地说，是意识到特朗普不再是总统时的心情。至少现在，北约（NATO）安全了；跨大西洋联盟（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安全了；全球自由贸易也安全了——整个世界都安全了。年轻人（因为疫情）都搬回家来；《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问题协议、甚至受挫的多边主义也有了转机。对于支持这些事的人来说，一个权力最大却蔑视这一切的人的下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但大选结果之接近让人恐惧特朗普不会就这样离开。他就像童话里受伤的野兽，潜伏在角落，随时准备发起反击。即使他用司法程序抗议失败，或者他不在2024年再次竞选，他的影响力也不会消失。面临新冠危机和经济衰退，特朗普仍能把选票咬得这么紧，这显示出“特朗普主义” （Trumpism）仍然大有市场。对全世界来说，“需要保护”是最重要的事。
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无论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在接下来的几周或几年里会怎么样，他们崛起的原因以及他们暴露的问题肯定不会就此消失。其他国家领导人相信，特朗普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还会是个彻头彻尾邪恶，无知，危险的总统，但他们应该意识到特朗普并不是美国对外关系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原因。从竞选到投票期间，我采访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十几位外交家、政府官员及他们的助理。由于涉及外交敏感话题，许多人在采访时要求匿名。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拜登胜选，但同时也认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不会随着特朗普下台而化解。选举结果的差距比他们的预期更小，也印证了他们的担心。
“旧的政治已经结束。”在选举前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高级助理如此说道。这一说法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反复出现，尤其出自那些质疑拜登会做出颠覆性调整的人。过去四年，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四国已经不只是习惯性不与美国合作，而是反对美国的政策，例如在气候变化和国际贸易问题上。在其他对抗性不那么强的方面，美国的盟友们也已经适应美国政府的冷淡，独立应对白俄罗斯危机、土耳其在地中海的军演以及黎巴嫩爆炸事件。过去常扮演和平协调者或民主拯救者的美国，近四年却经常缺位，甚至造成破坏，或者不再清楚自己的目标和使命。白宫将迎新主，但世界对美国决策稳定性的信心仍未建立。潜藏在暗处的特朗普威胁着拜登的每一次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拜登能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大多数来自欧洲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采取收缩战略（retrenchment），并在特朗普时期继续加强。因此，即使拜登能尽量恢复民主体制，最终可能都会导向更严重的问题。而这一切不能归咎于特朗普，只能是美国自身。
英国战后伟大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曾说道：“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马都可能跳出来。”至少在欧洲，已经有一只跳了出来：摆脱美国。
在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宣传册《常识》中，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认为“一整片大陆一直让一个小岛统治是非常愚蠢的”。自然，托马斯指的是英帝国对北美的统治。但他可能从未想过，有一天美国也会成为那个“小岛”，统治着欧洲大陆，虽然是欧洲各国请求强大的美国提供保护。而现在，欧洲政治家们，尤其是刚刚提到过的欧洲大陆最强大的三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想要反抗这一统治。
法国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去年接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采访时表示，欧洲需要明白，世界已经变了。马克龙说道：“美国在战略问题上迅速抛弃欧洲盟友，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而裂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出现了，他一度拖延对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作出反应；马克龙认为“那是西方集团最初的崩塌”。因此欧洲在防御、安全、经济上的主权都需要重新思考。法国长期以来就希望通过欧盟重建昔日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的退出对法国来说根本不是威胁，而是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更替都不可错失的好机会。（而奥巴马对欧洲有自己的打算。在任期的最后一年，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采访时，说出了不少“特朗普式”的评论，例如抨击欧洲“搭美国的便车”；威胁英国若不增加国防开支将失去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还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全球领导责任。他对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说：“我们不用总是走在最前”。他还鄙视地说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在美国做事的时候却在一旁看戏”。）
英国嘲讽马克龙根本就没有“重新思考”，只不过是搬出“戴高乐主义”那一套，通过限制美国霸权来保全自身。英国和拜登政府自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处理。在奥巴马时期，英国政府就对自己的忠诚得不到满意的回报甚为忧虑。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身边的一位亲信（要求匿名）对我说，英国和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并肩战斗了将近20年，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比其他任何一个北约国家在国防上的投入多。但得到了什么回报？在对其他欧洲盟友感到愤怒之时，奥巴马却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怀有好感，尽管默克尔领导力的缺乏正是他所反感的，并且德国从没达成过北约规定的国防费用必须达到2%GDP的目标。
法英两国都对美国民主党执政有特殊的担忧。他们都曾讨好特朗普政府，都想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寻求独立。一位法国前外交官对我说，马克龙担心可能不受拜登政府欢迎，因其主推欧洲脱离美国寻求战略自主以及他曾激烈批评奥巴马。同样，英国大力推动和美国达成贸易协定，并想通过和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试图破坏北爱尔兰和平（《贝尔法斯特协议》）的举动，都让英国的一些官员担心，英国和特朗普政府走得太近了。
选举结果的接近又给拜登制造了另一个麻烦。过去四年间，许多欧洲国家一边极力维护国际协议，一边等待特朗普下台，等待民主党政府可以带来新的希望。但现在由于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胜出，其他国家可能仍然观望，又期望下一次共和党人当选后的情况。
如果英法两国和拜登政府产生新问题，那德国就更难处理了，虽然默克尔和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使德国成为最希望看到拜登胜选的欧洲国家。一个欧洲大国的驻欧盟大使表示，德国积极推动欧盟建立更大自主权，不仅因为德国国内民众态度的深刻变化，还因为德国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
两位来自欧洲的高级官员说道，德国从过去12年学到了一个明确的道理：不论美国总统是谁，美国和欧洲都在渐行渐远。其中一位官员说道，虽然特朗普在收缩战略上收效甚微，但他传达出一条明确的信息：我们要离开这儿（We’re out of here.）。另一位官员补充道，德国和欧盟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同意，欧洲得靠自己保护自己。“不管怎么说，这是欧洲人自己的事。”
这个官员还表示，花钱多少决定权力大小。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1942年1月，8万英帝国士兵在新加坡岛向日本投降，当时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将其称为英国军事史上的“最大灾难”。由于深陷欧洲和北非战场，英国无力防守这一关键海军基地。对英国来说，这次失败是巨大的耻辱，但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更是致命的威胁。一夜之间，澳大利亚战略安全的关键被敌人占去。等到新加坡在战争结束赢得独立后，澳大利亚人铭记这一惨痛教训。到1951年，美国已经正式向澳大利亚提供保护，也标志着这一模式在全球复制的开始。
等到英国宣布不再能保护希腊的时候，面临地中海国家可能落入共产主义影响范围的前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决定介入，宣布“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数武装份子或外来势力征服之意图，美国将制定政策支持他们”。杜鲁门主义诞生了，美国霸权时代正式开始。
到目前为止，无论特朗普犯过什么错误，受到美国保护的国家还从未面临过“新加坡式”的危机。俄罗斯还未在领土问题上挑战过美国领导的北约，中国也还未挑战过美国对台湾的保护。但我在和欧洲外交家、官员、外交政策分析师交谈时，他们都同意美国正收紧它的保护伞。
虽然1947年的英国和今天的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比前者强大得多），但美国仍然和英国面临同样的战略问题：面对国内越来越大的分歧和经济衰退，美国还能维持其在欧洲和亚洲提供安全的角色吗？就像上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希腊，这一问题对今天的许多国家来说同样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的答案不是能否依赖现任美国总统提供保护，而是长期来看是否有这样一位美国总统能提供这样的保护。更准确来说，是美国选民是否继续接受沉重的军费开支。
杜鲁门主义面世70年后，希腊再次出现紧张局势。但这一次美国似乎并不太在意。而类似的情节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反复出现。在英国与欧盟就脱欧进程发生分歧时，英国不无苦涩地发现美国盟友消失了，本应出现的协调者缺位了。但即使美国真的介入，根据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受访者的意见，欧盟也不会欢迎美国插手联盟内部事务。欧洲正悄然扩大影响力，而美国正在撤退。
因此现在欧洲面临的问题不是拜登政府是否会修复跨大西洋关系，而是美国社会是否支持这一举动。在选举前，我采访了一位特朗普政府的前成员，他回忆起特朗普对北约成员国不愿掏钱感到沮丧。成员国对北约日常开支分担之少也令他大为光火。他一直执着于让德国付出更多。虽然特朗普执着于德国对北约的贡献一事在他的顾问团看来有些奇怪，但他们仍然相信他是对的，认为凭借德国的经济实力和体量以及对美国保护的依赖，其对北约防务开支的贡献实在是太少。面对美国方面的压力，德国政府也无计可施。据一位美国官员称，德国无法让纳税人支持增加军费的政策。这个理由让美国政府非常生气，质问道，为何美国就能获得纳税人的支持呢？
虽然最后德国同意增加支出，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但这场美国德国之间的冲突同样暴露出，即使如美国一般庞大的经济体，也在维护自己的霸权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财政压力。就像前英国驻美国大使金·达罗奇（Kim Darroch）对我说的一样，美国人之所以选择特朗普只是因为传统政客和政党的政策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欧洲各国领导人认为他们也从中吸取了教训。
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学的名誉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告诉我，澳大利亚和希腊在上世纪40年代面临的危机，和今天美国众盟友面临的危机的区别在于，二战后强大的美国是英国保护伞没落后完美的替代，但今天，美国的盟友们却找不到另外的替代了。弗里德曼说道，中国没能在特朗普政府不受欢迎之时填补空白，抓住广交盟友的机会，是“巨大的失败”；而欧盟已经独立做出了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决定，希望依靠意愿、制度和防御能力采取独立自主的国际政策。
在竞选时拜登表示，希望成为一位领导美国转变的总统。但美国的盟友们并不知道，在国际层面，拜登想朝何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