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传统，过春节是西化

文 | 顾则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以大学校园为主，出现了一个自发的过圣诞节等洋节的浪潮，这是由中学应届毕业生占据了大学校园主体所带来的青春化新气象。也由此至今，一直存在一个过洋节与抵制洋节的争议。最近几年，抵制洋节的舆论声音特别高了起来，但是过洋节的浪潮也早已经不局限于大学校园和大学生，而成了社会各阶层不能回避并受商业资本强劲鼓动的风潮。

在过洋节与抵制洋节的争议中，似乎对什么是洋节、什么是中国传统节日没有纠葛，比如没有人认为春节不是中国传统节日。然而这却是大可疑义的。如果以百年风俗为传统，则春节就是传统。如果以千年风俗为传统，则“春节”就谈不上是传统，而只有当称“过年”时候才属于中国传统。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清末。清末时候，尤其是中国人从义和拳运动的惨痛中有所省吾后，应该西化已经成为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如何西化呢？人们由此发生了意识、立场、阵营的分化。所涉及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从学术、政治、经济到风俗无不牵涉。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纪年。

中国传统的纪年法是以阴历为基础的干支纪年法和帝王纪年法混合物，其优点是突出了历史细节记忆，然而缺点也特别显著，帝王世系及其年号特别复杂，又是六十年一个甲子轮转，人类历史的记忆和描述缺乏一个清晰、简洁、便利的时间参照系基础。来自西方的以公历为基础的公元纪年在这方面恰恰优点突出，人类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可以有一个明白的时间轴。解决中国传统纪年法缺点的唯一出路只能是西化，由此就发生了三种立场：以孙文为代表的部分激进革命党人是彻底西化，主张采用公历及其纪年法；部分突出民族主义立场的革命党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采用黄帝纪年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希望突出儒教的人们主张采用孔子纪年法。采用公历及其纪年法当然是西化，采用黄帝纪年法和孔子纪年法为什么也属于西化呢？诚然，这是保守中国本体历史和文化，但其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时间参照轴思维创意，毕竟还是对公元纪年的模仿，其思维方式是西化了的结果。

辛亥革命武汉首义，1911年10月11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汤化龙领导的湖北咨议局决定所建立的国家称中华民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这是仍然以阴历为基础，保留年号纪年、采用黄帝纪年法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西化政策。但是在实际行动中，武昌民军却是已经采用公历。孙文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后，于1912年2月24日由内务部明令各省执行阳历（公历），这样，不仅孔子纪年已经在实际的革命行动被抛弃，而且黄帝纪年也已经被否定，中国的纪年法走上了激进的西化道路。

不过，新的纪年体系并非孙文完成，而是在袁世凯政府时期完成的。1912年2月2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命令发布时，实际孙文已经辞职，袁世凯已经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由此而言，可以认为新的纪年法完全是在袁世凯时期确立的。这种新的纪年法是不否定阴历的社会实用地位，但将公元纪年法确定为了国家行为，也即明确了公元纪年法具备法定意义和正式地位，同时又参以“民国”为年号进行纪年。从国家行为而言，这是激进的西化，但从不否定阴历和使用年号纪年而言，又容纳和采用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因而走的是有所保守的激进西化道路，是一种以西化为主旨的杂糅物。

这样，在一系列相关细节上就不得不进行改变乃至颠倒。元旦的本义是一年之第一天，在中国传统纪年体系中就是指阴历正月初一，现在由于采用公历并将公元纪年确定为正式体系，所谓“元旦”就改变为了公历一月一日。过年是一种以元旦为庆祝高潮的民俗活动，由于“元旦”的这种变化，中国人就发生了要过两次年的矛盾，一次是过阳历年，一次是过阴历年。一方面这是欢乐又欢乐的好事，一方面从思维上又失去了统一性，似乎中国人没有了正常逻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为了维护公元纪年的国家行为正式地位，传统的阴历元旦就不再被称作“元旦”，而被改称为了“春节”，“元旦”特指为了公历一月一日。也即，所谓“春节”不过是走西化道路后与传统发生冲突了的产物。

以公历一月一日为唯一的“元旦”，以阴历元旦为“春节”，实际并不能够解决中国人要过两次年的困境，终究只能稀里糊涂了事。不过，袁世凯时期的官僚和议员们很努力，比之修养越来越差了的后来者，还是属于试图弥合逻辑缝隙的一群。其核心理念是强化“节日”概念，也即以某一日为“节”，过节仅仅是指过某一日。由此，元旦节不仅是指过公历一月一日这一天，而且春节被越来越暗示、约束为仅仅是指过阴历正月一日这一天，因此，比如对于中国传统而言过年活动中特别重要的大年三十这一天，已经失去节日意义，官方不承认这一天属于“过年”的范畴，这一天属于了一年之中全部工作日的一日，至于多放几天假，那只是借此多安排几天非工作日而已。

然而，中国人“过年”作为顽强、难改变的民俗，并非局限为过阴历正月一日这一天。过年，其真正的底蕴是农业收获之后至次年春耕，历法基础和宇宙观是阴历及有了二千余年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学说，而作为习俗各地又有所不同，比如中国汉族地区多数把腊月（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作为“小年”，意味着狭义地正式开始过年了；比如清末民初对中国舆论具有左右力量的江浙地区，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夜是过“小年夜”，无论如何这一天已经正式开始过年了。至于结束“过年”，多数地区约定俗成为是过了元宵（阴历正月十五日）之后。总之，过年并非是指庆祝阴历正月一日这一天的“春节”，不是只在这一天的欢乐。

激进地西方化的袁世凯时期官僚和议员们，一方面坚定地追求西化，一方面这群人总体又具备着后来群体所不具备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的灵魂可谓是痛苦的。1912年7月，以前清进士、举人和在西方、日本获取新式高等教育文凭为主体的参议员们，把前一年公历10月10日武昌打响第一枪的日子，确定为了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也即“国庆节”，这当然是中国的，但“国庆节”不过就是个西化概念而已，是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模仿。1914年（民国三年）是袁世凯开始走向恢复帝制的转折年份，表面看似乎应该是走向保守主义，事实上也正是这一年，袁世凯政府开始竭力崇扬尊孔，然而，袁世凯新成立的参政院却把端午节改名为了“夏节”。既然有了春节，按照春夏秋冬规则，自然就应该有夏节。袁世凯政府如果寿期够长，一定会继续搞出“秋节”、“冬节”，这是那个时代官僚、议员理应有的逻辑思维修养。然而，不管什么节，只要是局限为某一日或某几日的“节”，或称之为“纪念日”，其思维本质终究是西化的。所谓“夏节”，不过是以表面的保守主义，平衡或完善“春节”的西化而已。

袁世凯时期的西化追求直至今天，尽管细节有很多改变，但基本格局并没有变化。如果称“传统”，并限定为百年历史，当然不妨也视作为“传统”。然而，当过年视作为“过年”时，这毕竟是根基于阴历的数千年传统，当过年被称作为过“春节”时，至多只能认为这是已经西化了的百年“传统”而已。今天的中国，可能令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者伤悲的是：无处不在西化中，包括被认为的所谓“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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