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与孔子》，王得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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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十岁读《论语》，他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我几乎读过十三经”。然而，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青年鲁迅才走异路、逃异地，到日本去学习西学，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后来，《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在寂寞里寓在S会馆抄古碑的鲁迅，怀着毁坏“黑暗铁屋子”的希望，受邀与新文化阵营的主将和前驱们一道，奋力发起了对孔子以后两千多年成为华夏正统、主流和统治思想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抗击。
旧思想、旧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什么呢？
《鲁迅与孔子》的作者王得后说得好，“‘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孔子和他的之徒安身立命的学说精魂，是儒家学说的根基，是‘不可得与民变革’的根本特质”。这也正是《新青年》杂志同人发起“批孔反儒”的“思想革命”的根本原因。
春秋战国曾出现过一个“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时代，但后来汉武帝却只对儒家倍加青睐，来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也便在儒家“三纲”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制驭着”（鲁迅语），死气沉沉，动弹不得。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制度，成为缺乏独立人格的“国民劣根性”滋生成长的最适宜的土壤。
留日时期就提出了“立人”主张的鲁迅，与先驱者们一起大呼猛进，明确主张个性解放，高扬思想和精神自由，其所提出与建立的新文化新思想的核心，就是反抗专制压迫和奴役，反抗人的奴隶地位，呼唤人格独立，要求尊重个人的权利，争取建立一个“人国”，建成一个“人成为人”的社会。
毋庸讳言，在上述重大问题上，置身“公民”时代的现代思想家鲁迅，与处于“臣民”时代的古代思想家孔子及其之徒，自然是存在着根本的重大分歧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一个世纪，孰是孰非，是了了分明的。
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股复古主义思潮骤然泛起。正如王得后观察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指责为“彻底反传统”，败坏道德人心，割断精神血脉。一帮老的少的聪明人，纷纷来攻讦新文化，尤其是贬斥鲁迅为“激烈”“激进”“极左”，是毁损传统文化的罪人。还有年轻俊杰大呼：“五四是弑父！我们要弑五四！”声言要接续、要弘扬被五四断裂了的传统文化。于是乎“读经”，“复兴国学”的口号都冒了出来。
难道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搞错了吗？难道绝望于孔夫子及其之徒、抨击儒家正统思想最激烈最严厉的鲁迅，真像有人所说的也不对吗？
这是回溯和书写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中国的鲁迅研究者、新文化新文学研究者必须严肃认真回答的大问题。
为了切实有力地回应上述问题，检视鲁迅和孔子这两位伟大思想家思想的根本特质与分殊，也为了探查“读经风”“国学热”的底细，耄耋之年的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先生，下大气力，花大功夫，用两年时间，编著出版了这部极有现实针对性，也极有思想文化价值的《鲁迅与孔子》。
在书中王得后用主要篇幅，分别列出了在“生死”“温饱”“父（母）子（女）·血统”“妇女问题”“发展”等问题上鲁迅与孔子各自的见解等五大部分，把这两大思想家思考的异同，以及杨伯峻、钱穆、李泽厚等几大家的译注一一排出，呈请读者自己来阅读、思索和判断。他严重怀疑当今明星教授大讲特讲的《论语》，以为“当今明星教授讲《论语》而《论语》亡”，因而要请出以上几大家的《论语》译文，与明星教授所讲的来做比照。
之所以如此编排，他就是想请读者用自己的头脑来分析比较，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鲁迅和孔子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各有何种主张。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鲁迅语）在此基础上，王得后又专立三章，深刻阐释了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鲁迅为什么“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及其为什么反对“中庸”。
自然，鲁迅亦曾称赞过孔子的伟大，但他为什么又对孔子进行了锐利的批判呢？就因为过去所崇奉的孔子，是异化了的、被利用改造的孔子，是封建礼教卫道士的孔子，而非本来的孔子、《论语》里的孔子。倘若对这样的孔子及其思想不加以批判和扬弃，新的现代民主自由的制度与文化就不会在古老的华夏土地上牢固地建立起来。故而鲁迅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诚若前述，这完全是事实。恰如王得后进一步提示的，在回答问政的齐景公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套“君臣父子”的理念是家长制的统治手段，也是古久绵长的华夏特色的专制主义统治的深厚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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