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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7日，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议会小组提交的两项旨在“更好地防止外来反犹太主义在德国境内进一步蔓延”的法案在联邦议会获得通过。自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德国在立法、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这也使本就特殊的德以双边关系变得更加“特殊化”。
2023年10月12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会宣布，德国决定即日起禁止哈马斯在德活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境内发生多起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有分析指出，德国通过新法案目的是通过公民身份改革，加强保护境内犹太人的安全。据报道，这两项法案其一是加大对德国境内反犹言论及行为的打击力度，并为此修改刑法；其二是入籍申请人需明确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入籍后申请人若有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行为，可能会被剥夺国籍。事实上，议会小组提出这两项法案是为修改德国居住法、庇护法和国籍法。例如，新法案将在德国的居住法中引入一项要求，即反犹犯罪不仅将导致犯罪者被驱逐出境，还会导致其受到“至少六个月的监禁，并在德国失去人道主义保护”。此外，该国国籍法还将引入一项新的罪行，即拥有至少一种其他国籍的人，若被判犯有反犹罪行，将被判处至少一年监禁并失去德国国籍。
新法案的通过还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德国在法律上将捍卫以色列的声誉视为自身义务。而在其他国家，对以色列生存权的肯定与否仍处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将外国人对他国的态度视为其能否在本国居住甚至申请入籍的前提，这不仅在德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层面都对以色列进行了“特殊支持”。其一，在政治和外交上以实际行动大力声援。10月7日，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突袭以色列后，德国立即发声谴责哈马斯，主张以色列有自卫权。德国总理朔尔茨还在10月17日访问以色列，并警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不要卷入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他也是本轮冲突爆发后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外国领导人。随着以色列对哈马斯军事行动的不断推进，加沙地带的人员伤亡情况不断恶化，人道主义危机深重，国际社会普遍开始谴责以色列的过度防卫。然而，德国政府坚称，虽然加沙的人道主义形势确实严峻，但根据国际法，以色列有权利和义务保护其民众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朔尔茨在访以期间曾多次目睹冲突现场，但他在回国后仍坚持支持以色列立场，并头戴犹太圆帽参加了德国东部城市德绍一座犹太会堂的落成典礼。
其二，提供军事支持。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政府加快了对以军售审批。截至11月2日，2023年德国政府已批准向以色列出口价值近3.03亿欧元的国防装备，2022年全年批准的军售总额仅为3200万欧元。截至11月，德国2023年218个军售项目中的185个是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批准的。此外，10月11日，朔尔茨对议会称，他已告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若有任何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需要，务必通知德国。在具体做法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称，德国已允许以色列使用其两架苍鹭无人机，并正考虑以色列提出的为其军舰提供弹药的请求。苍鹭无人机是一款高性能集侦查与打击能力于一体的无人机，有报道称，乌克兰一直希望德国向其支援该款无人机，但未获批准。
其三，严厉打击境内亲哈马斯组织。例如，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一个自称为“巴勒斯坦囚犯团结网络”的组织在网上发布了亲巴勒斯坦人士为庆祝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而在柏林街头分发糖果的照片。随后，德国政府以散布反以色列和反犹宣传为由取缔了该组织，不仅没收其在德国资产，还称今后任何参加该组织的人都将受到法律追究。11月23日，300多名德国警察还在该国四个州展开行动，搜查亲哈马斯组织的多处房产。
其四，拟全面审查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据报道，德国是巴勒斯坦的最大援助国之一，2023年该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总额为7200万欧元。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第二天，因怀疑援助款项被用于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德国国内就是否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展开辩论。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舒尔策表示，政府将审查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援助事务，“政府一直小心检查这笔钱是否仅用于和平目的，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标志着一个可怕的裂痕”。部分德国议员，特别是来自反对党的保守派议员甚至呼吁欧盟所有成员国停止对巴援助，并结束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政府的合作。
德国为何如此大力支持以色列？其原因在朔尔茨的讲话中展露无疑。2023年10月8日，朔尔茨发表声明称，捍卫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性”，即保护以色列免受攻击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他强调：“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尤其如此，我们将采取相应行动。”在同月11日对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朔尔茨还表示，“目前,德国唯一的立场是站在以色列一边”“出于历史责任，我们永远要捍卫以色列的安全”。
而朔尔茨发言中的“历史责任”与“国家理性”的形成，则要从二战后德国对以色列政策的演变说起。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不仅给整个犹太民族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也给自身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在一批反纳粹的政治家带领下，战后的德国努力清除纳粹主义影响，开始朝建设一个正常国家的方向前进，这其中包括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48年，以色列建国，三年后，联邦德国（西德）政府表示，愿就纳粹屠杀犹太人向以色列作出战争赔偿。联邦德国政府总理阿登纳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随之签署《卢森堡条约》，规定了赔偿细节。赔偿协议的签署大大推动了联邦德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1965年，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年，威利·勃兰特成为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德国总理，世人或许更熟知1970年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这一举动更加牢固地树立了德国赎罪者的形象。1987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曾对来访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纳粹大屠杀使德国对以色列的安全负有特殊责任。
由于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气候，相对于联邦德国的严肃反思，民主德国（东德）则冷淡许多，没有任何政府首脑或部长访问过以色列。然而，随着冷战的终结与两德的统一，德国对历史的反思持续深入，对以色列的政策也愈发“特殊”。两德统一前夕，联邦德国议会议长与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议长曾一同访问以色列，重申德国作为一个整体对犹太国家所承担的责任。统一后，德国总理科尔与继任者施罗德都在访以时重申支持以色列是德国的历史责任。在2005～2021年担任德国总理期间，默克尔一共八次访以，次数之多超过历任德国总理。在任期间，默克尔将德以关系上升到“国家理性”高度，视其为德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2008年，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表示，德国对大屠杀历史负有“永久责任”，在谈及伊朗核计划对以色列的威胁时，默克尔强调：“这份历史责任是我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因此，对作为德国总理的我来说，以色列的安全永远不容谈判。”朔尔茨则继承了默克尔政府的对以政策，并从立法上将其进一步升级。
其实，在法治精神浓郁的德国，在高层政治之外，从立法角度也能看出其对外关系的基本取向和变化。例如，1994年，德国通过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规定，宣扬纳粹和种族歧视、否认纳粹大屠杀和诽谤攻击犹太人的言行被视为犯罪，可判处三至五年有期徒刑。这部法律既着眼于维护国内社会秩序，也传递出德国通过保护国内犹太人来发展对以关系的意愿。而2023年11月17日通过的两项新法案则表达了德国升级与以色列关系的愿望。
由上述可见，朔尔茨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的发言是对二战后德国对以政策的概括。从德国政坛的普遍认知和一贯做法来看，这种政策已超越党派分歧，成为该国的“政治正确”。当然，德以特殊关系不仅基于历史，也出于实际的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需要。事实上，德国政府对以色列不遗余力的支持也引发其国内外诸多批评，但其依然坚持既定方针，这也进一步凸显了该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