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精神病院内，病人在室外的活动场晒太阳，聊天，活动身体（本图中病院和病人与纪录片《囚》无关）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3月下旬，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的《囚》在北京东郊放映，一百多名观众成为继柏林电影节之后，第一批看到这部影片的人。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影片总长5小时，看过却并不觉得冗长。没有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的解说，取而代之的是病人面对镜头的坦然诉说和相互交流。
片中的自然呈现来自拍摄者的耐心和长期的努力。“重症患者第一疗程往往需要三个月才有可能逐渐清醒，并接收到我的想法。因此那段时间我呆在封闭疗区，但并没有打开摄像机，我不希望我的拍摄具有任何掠夺性。我甚至不要求自己必须带一部作品出来。也许是我的心态让我能够更容易亲近他们。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主动要求进入我的镜头。”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怪圈
“医生，你给我加（药）量了。”微胖的普民刚一出场，便露出了一点反骨。
“你就吃吧，没错的。”对面的医生只管执行。
普民虽然接住了药片，嘴上却还坚持。“是药三分毒，我要找你们大夫。”
衬衣加毛衫显出他的公司人气质，初时说话不急不躁，尽量讲道理。和影片里其他出场者相比，他像是最“不该来此”的那一个。
在刹车片行业干了18年，普民厌恶那个屡屡“压迫”他的上司，萌生了辞职创业的念头。想建厂，可手头只有区区几万块。他的对策是，找风投，联系300个同学，希望每人能借他一万。他写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坐上飞机，一趟趟地从老家飞到其他城市，希望能筹到启动资金。
尽管看上去有些“头脑发热”，这样的故事在创业浪潮翻卷的今天并不太陌生。只是，好端端的工作不干了，家里的钱全花在机票上，普民的妻子认为丈夫着了魔，某天“以陪自己看病为由”，叫人把普民送到了精神病院。
被“架”到医院时，普民很是挣扎了一番，于是被送到一级病房——收治最严重精神病人的地方。医院的诊断：轻度躁狂症。
几乎所有初次来精神病院的病人都宣称自己没病，这却正好与精神病人患病的指征“吻合”。
他不服，一遍遍地和护士、医生申诉。他还跟医生说，我的妻子不能做我的监护人，医生说法律如此。
他觉得自己像个小白鼠。“我要做司法鉴定！”声音虽不高，语气里是满心的不甘。
答复是：“可以，出（院）去以后。”
他掉进无法自证的怪圈。“我是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谁？”
愤怒、充满怨气，泄气，隐忍，普民的心理在一点点变化。从宣称“出去后要办自己的心理医院”，到后来力图用好的表现来换得早日出院的可能。
一度，普民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病。但数月过去，拿着医院给的躁狂症患者特征，一项项比对，他发现自己悉数符合。
“语言增多，联想加快，自我评价高，精力充沛。”自从有了一点“不合主流”之念，哪项不是事实呢？有了创业梦，思维自然比从前活跃。“这个社会，80%都是由小职员构成的，他们是基石。但得允许10%-20%的跳脱、挣扎出来。”
普民想挠挠那些在他眼中“沉睡的人”，却把自己挠进了出不去的怪圈。
影片拍摄过程中，适逢立法历经27年之久的国家《精神卫生法》颁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提出了对精神障碍者实行“自愿治疗”的原则。于是片子里常常看到，有病人说，到（2013年）5月就好啦。那也曾是普民通往外部世界的希望。然而，谁能决定病人出院，依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
马莉把卡夫卡的这句话放在了影片的末尾，她没有掩饰自己的动机。“权力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所有的人都被桎梏在那里。不仅是精神病院里的人被套住，其实放到整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各种驯服。驯服太强烈了。但不是那么简单地去说这个东西黑暗不黑暗，它里面很多暧昧，像乱麻一样，令我纠结。”
纪录片导演马莉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和病人待的时间长了，马莉难免会站在病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然而每每看到精神病人对无辜者造成伤害的新闻，她的心境又会相当复杂。
“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出去的原因，单是因为不能出院的禁令吗？还是很复杂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一个病人出来之后，如果没有服药导致症状出来，又没有特别合适的监督机制，他对公共空间的伤害就相当大。”
普民和妻子会面，原本振振有词。当妻子哽咽着埋怨，“你算个男人吗？你有什么资格恨我？”一直耽于自己创业梦的普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外星人”
那么普民这种“被精神病”的案例，在精神病院里是怎样的存在？马莉感觉，因为观念冲突被家人强行送入院的，在省级以上医院还是极少数。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盛利霞处长说，这么多年，她只听说过北京回龙观医院有一例这种情况。“最后医生判定那个病人没病，送回家了。地方上，不好说。”
在国内，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排在重症精神病的前列。在马莉看来，大部分入院的重症病人，病情都很严重。镜头之下，我们发现了精神病范畴里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类别：
因为酒精而入院的人里，老秦可以和妻子好好商量换病房，但只要喝多，会将两把刀架在女儿身上；比他更严重的二杆子，没法自理，不停地对受雇看护他的小梅说“弄死你”。
有人不能控制性欲，嬉皮笑脸地冲医生说，“护士怎么不来了？我硬，难受。”十多岁的学生穆纳，每晚的睡觉问题最让陪护的母亲犯愁。他的眼睛直盯前方，不和母亲对望，说话时声音轻得如同一根针掉地：“我心难受。靠一下。”妈妈让他躺下，他拳头攥得死紧，头一下下往下落，也不敢实实靠着枕头。
有点类似的木僵症患者晓乐，没法行走，终日不语，扶起来时整个身子如同一摊沉沉的泥浆，只能被医生扶着上轮椅才能出门。“太老实了，都不会挣扎了。”和暴躁失控的病人相比，这算幸还是不幸？
妄想型的病人大明总以为大脑有人监控，在家里翻柜子，各种衣服、表壳、亮的东西都不能要，撇了好几万（家什）了。“媳妇砍我30刀。我老幻听。这病就怕你这玩意儿（摄像头）。我不杀人。不敢脱衣服，脱了他们能看见我。唉，你说，咱们是不是外星来的，小布什不是上月球卖土地吗，咱们是不是从那儿给撵下来的？”
但从头至尾，影片里几乎没有病人狂怒、打架、撞墙、歇斯底里的画面——那些世人惯常以为的精神病人的形象。
马莉并非没有遇见这种场面，但她有意识地把它们摒除在成片之外。
她承认，进医院之前，自己对精神病人持有偏见。“这些偏见是我误以为正常的常识带给我的。待了之后，想法改变，所以我也在拍摄素材上做出了取舍：发病后的张狂，用得非常少。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的常态是由病和药物处理共同决定的结果。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重症精神病也是有正常期的，是可以恢复理性的常态，他们可以很清晰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疾病，然后去感受生活。我觉得我的片子比较接近他们整体的形态。”
《囚》剧照，精神病院像与世隔绝的存在，多数病人不知自己将在其中待上多久 图/栗宪庭电影基金提供
影片里，病人大段大段的交流与独白中，常常透出一份对世界万物的犀利审视与“超脱”：
科学解释不了，就说你有精神病。
我回来（再住院），因为没吃药。他们没回来，因为他们吃药了。
奔财，奔色，是病。不奔，也是病。
他们医生有病吗？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不正常的。
这些“金句”往往引来观众会心的大笑，和“哇塞”的反应。
“精神病人真的常常会迸出比一般人更多更高明的‘哲思’吗？”以精神病学里“天才多是精神病人”的理论，貌似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马莉却近乎无情地打破了观者的这种主观断想。“不是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或者什么，就变得更加聪明，或者变得像个思考家一样。这些话，其实太普通了。还是因为，当我们听见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分裂症患者，他就显得高级了，或者这事儿因此反讽起来。”她既不愿受众将病人视为癫狂者，也不希望大家想当然地对他们过多附会和想象。
倾诉
每个病人的疾病成因，是精神科医疗领域的问题，不是马莉关注和探究的对象。她只是把镜头放在那里，静静地听他们诉说。但一年下来，她却成了病人们最为信任的一个倾诉对象。
按摩师小邢样貌清俊，说话抑扬顿挫。这个父亲早逝的单亲孩子刚刚而立，却像经历了沧桑的几辈子：
父亲一死，我琢磨，干啥都一样。没意义。
（室友：你没学业不成啊。）
（叹气）我现在恐惧结婚，成家。家庭太难融合了。
我爸怎么死的？男的嘛，有钱就找外遇。他也不过是个沙场的厂长。年纪轻轻的，被（外遇的老公）找上门来捅了刀子。
我学了十多年中医，可按摩把我的手搞脏了。
以前我是个一清二白的小少年。现在奸懒馋滑坏，坑蒙拐骗偷，全学会了。
这些事他说起来没有太多耻感，倒有点卸下包袱的轻松。“我没有倾诉对象。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蓦地，又突然感慨起来，“其实单亲孩子都挺正常的。因为看到了太多的不好，所以心中有完美的好。”
这是全片里，小邢惟一一次眼睛红了。
不感慨的时候，小邢其实有点活泼。他拜了墙那边一位叔辈的病友老黄作师傅。“他可厉害了。”
“厉害”的老黄吸了大半辈子的毒。烟，果子，各种K粉。最熟悉的还是“麻古”。
母亲死那年，老黄在长江路上卖衣服，“上道了。”最早拿酒来戒毒，二锅头。一副“什么歌都唱”的好嗓子，吸成了烟嗓。
他喜欢过跳舞、游泳。戒毒之后一次去舞厅，跳着跳着闻到味儿了，搞了200片麻古。叼着烟点火，抽完，“脑袋炸开了一样”，送进医院时，他一丝不挂。
“牙全没了，不想活了。”他耍钱，家破人亡，孩子照顾不了。“自己的坟头自己哭。”他全明白。可进精神病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爱写诗的老魏，没有这些个跌宕起伏。因为父亲被认定国民党特务，“狗崽子，黑五类”的帽子扣在头上多年摘不下来，他习惯了抬不起头。有饭吃就够，他对单位一直没辞他，还开给他2000块的工资怀着感激。
“我没有友情，男女友情都没有。就像一滴水，一颗沙子那么平常。就爱作诗，画画，平生无所求，无所为。”深夜里，坐在吸烟室的地上，头发斑白的老魏对着马莉说完了自己的一生。末了，他说了句“谢谢”。
马莉并不觉得被“禁锢”的经历让这些人看透生死。但她同意，精神病院只不过是外部的一个投射，所有问题在这个城堡一样的地方显得格外清晰了。“不单是老魏，小邢，说二人转段子的老头儿，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投射出外面社会的骚动。第一对夫妻为什么有（“开放病房50块一天住不起，单位不要你”）这样令人沮丧的对话，你可以看到外部社会对他们的挤压，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
如若马莉没有说明，他们都有犯病发作的情形，恍惚间会觉得，自己不过是看了一部中国当下边缘群体的私人口述史。何况，“正常”和“非正常”，孰能分清呢？
“拍摄时你如何把握对他们的同情心？”
“同情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可能不会完成这个片子。我的问题是在于，你同情什么？就像老魏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同情有什么用呢？”
温暖
“吃药了！吃药了！”
影片里，C院的医护人员像“赶羊”一样将病人们集合到一处。为了识别病人是否遵照医嘱吃了药，医生会捏病人的脸，抓他们的手，看看是不是藏着药不吃或少吃。
“XX，你看谁吃完药往回走！不吃药？不吃药给你上一级绑！”在强调服从这点上，精神病院和军队颇为相似。
对待重症病人，吃药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在重症病房，说服病人如何顺从医生的治疗，坚持去服药，最终能管理自己的症状，不犯病，或者是少犯病。这是医生最主要的工作。针对心因性疾病的心理辅导这些，则在门诊病房完成。”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处长盛利霞说。
某精神病院内，每次发药，护士必须看着患者服下（本图中病院和病人与纪录片《囚》无关）
对普民进行会诊时，医生判断他是否有病的依据，一是看是否有符合疾病的特征，再就是看他是否能承担社会角色（如雇员、丈夫、父亲等）所赋予的社会功能。
“看起来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两个实习大夫对主任提出疑问。
“躁狂症的一大特征，就是能引发他人的共鸣。”主任回答。
与医生的“按章就诊”相比，病人之间的互助天然地更活泼和有情感互动。如何“唤醒”木僵的晓乐，连主治大夫都没什么辙。室友彪哥一遍遍地给他喂牛奶，逗他说话。喂着喂着，晓乐居然“扑哧”，笑了。
“彪哥，有才！”医生心服口服地打趣。
小邢讲完他的沧桑前半生，身旁的病友没人指摘他一句。室友老张悠悠地唱起了《三套车》：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是谁让你这样的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马莉承认，这家医院对病人的治疗有些“滞后”。但她并不希望观众对医院形成“不负责任”的印象。比如那位主任，每年在该市做一个儿童自闭症的筛查，筛查的过程是“非常严谨、非常好”的。从这个角度看，马莉又觉得她是特别好的一个医生。
拍摄时赶上C院正好开始新一轮的医生招聘。没人来应聘。
“病区那么大，他们只有四个主治医生，但实际上那个名额根本招不上来人。你看到片子里的护士不太粗暴，但他们也没有经过特别的培训。往往是因为，一般卫校毕业的孩子要进公立医院很难，精神病院比较好进。”马莉说，病人无法回归到社会，这里头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社区医院，是否可以在症状不重的时候接纳他们？大部分中国社区做不到。家庭能不能接纳？“看影片时，你觉得能接受。当你的身边真正出现这样的病人，没准就不能。”
误读和不解其实在首映现场就发生了——不时爆发的哄堂大笑，让同为纪录片拍摄者的郭睿既不理解，也深深难过。“如果说后半场，因为有些病人口里说出了诗歌、二人转，有一点幽默和自我调侃的意味，这个笑声还勉强能接受。但前半部分，明明看来就是展现病人的悲剧现实，感觉那些笑的人把他们当成了笼子里的动物。”而导演马莉的回应是：笑，总归是人的权利，“但我自己，是不会笑的。”
解惑
影片的最后，胡子拉碴的普民到护士站找医生，得到的依然是“等着吧”。从走廊返回病房，他的脚步，看起来蹒跚得如同戴着脚镣。
马莉没有透露普民的结局。“比较可悲的是，你觉得他出来好受吗？离婚？没有，都不想吧。他也没有他想的那么坚决。”
“他也会反思自己？”
“反不反思一切都变了，你进过这个地方，也没（办法）隐瞒这段经历。一切都变了。”
对于马莉自己，拍摄《囚》和其他的纪录片，也改变了她的世界观。
原本在电视台的她，却从未进入过所谓的编制。“现在我也没断了跟他们联系，需要经济收入来拍摄其他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接几个活儿，但绝不会被拴到那里的。”
她素来关注极端环境下人的处境。2007年，受高群书的建议，马莉深入到海拔4500米的高原藏区，将镜头对准位于四川石渠的世界上海拔最高县城的寺院——色须寺。纪录片《无镜》通过五个喇嘛、一个天葬师和一个还俗僧人的讲述，记录下了高原上人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信仰。这也成为她困境三部曲的开端。
回想起十年前，马莉说高原反应没有那么重，但也不轻。常常从一个院子走到另一个院子，就会喘得不行。吃的也不习惯。这种艰难的感觉是漫长而细微，包括不允许进经堂的女性在一个藏传佛教地要经受的考验，她用智慧和坚韧一点一点克服了。
在北京，她认识了上访村的出租店主老郝。因为丈夫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从1977年开始，老郝上访了三十多年。出生在第一次来京上访路上的女儿，遂得名京生。这也是马莉第二部困境纪录片的片名。在外人看来，《京生》是一群偏执的人，做着一桩看似偏执的事。老郝说，“我的一生都埋葬在这里。”而京生却怨怪母亲连累了自己和下一代。“人活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
马莉敬佩这些人历尽人生冷漠残酷之后依然牢牢坚守质朴与善良，但也痛恨他们“粗砺的言词中流露的短视与懦弱、苦难无法得到消解后蔓延的偏激与固执，穷途之中选择方式的莽撞和自戕”。
至于《囚》，原本是因为《京生》当中的一个采访对象G。
学美术的G年轻时参加高考，画了一张很“异常”的画。老师说他精神有问题，就被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就业、结婚，全受到牵连。G希望去精神病院开一张没有精神病的鉴定。但开了鉴定之后，依旧没有人相信他没病。他决定离开生养自己的村庄，却遭遇各种不顺：在煤矿工作，被压断了一条腿，老婆跑了，妻离子散。
那一年G在小旅馆里喝闷酒，想起自己悲惨的人生：如果没有“被精神病”的事件，他的人生会怎样？恰好边上的房间来了一个人去上访。他于是他就来到了北京的上访村，想把自己的冤屈诉出来。奇妙的事发生了。
“G穿着中山装，挂了一支笔，形象还可以。他就在大厅里转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老太太就抓住他，让他帮她写状书，他就说行啊。他本来就是想帮她一下。写完之后，老太太给了他五块钱。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地方，他不仅能获得尊严，而且能获得经济来源。但他立案的话，需要有一个理由。所以他起诉的是如果没有高考的制度，他可能不会陷入这种窘境。但是他们乡镇那边，只要他来上访，就占了一个名额，总是要想办法把他接回去，每年都要来回几次。而我感觉他在那边还是挺快乐的。结果有一天听说，他得病，人没了。”
马莉一直忘不了这个故事，直到认识C院的人，拍了《囚》。
她并不想把苦难和泪水、不公或荒谬记录进她的影像来博取怜悯然后激发呐喊；也并非猎奇，来勾勒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或者从来不曾知道的，供自我或者他人作为饭后的谈资。“如果因为故事因为情节而爱上拍摄对象的不幸，那么记录将失去全部意义，我宁愿选择放弃。”《京生》如此，《囚》同样如此——在成片问世之前，她从未抱着肯定会做出片子的想法。
马莉家的平房坐落在偏僻的京城东郊。院子里，最打眼的是给儿子的彩色攀爬架和小摇椅，一个花沙发之外，徒剩光秃的枝丫和无人打理的菜地。“（当初租）这么大，其实也没什么用。”她淡淡笑着。她的先生丛峰也是纪录片导演，因为罹患胰腺疾病，脸上还粘着打点滴的胶布。
马莉话不多，罩在棉布长裙里的瘦小身子越发显得孱弱，绵柔里的坚强却不难察觉。能够沉下心十年拍摄三部超长的纪录片，并且不寄望于获得收益。这样的人，似乎是没太多的纠结？不然也很难坚持到今天。
但她说，“我哪有那么厉害啊，我时时刻刻都被很多事情困扰，很多欲求当中，比如，我拍纪录片，也做不到那么的纯粹。为生活，为小小的梦想挣扎，各种摇摆。单身的时候，说走就走，说拍就拍，当你有家庭你就会想着让步，又会焦虑下一部作品。总是不停地有难题出来。当你有时间要拍那些片子的时候，你要想着去筹钱。”
说归说，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难，反而是拍摄的人给她力量。“我很难想象，如果我进入到那样一种极端的困境当中去，会做什么选择，我会放弃还是坚持。比如说，置身于病症当中，我恐怕都做不到他们那样，所以说到同情这个词，我何来同情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同情自己还差不多呢。”
（本文中提到的C院、被拍摄者名字皆为化名，感谢栗宪庭电影基金的大力帮助）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张宇欣 曹颖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