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走到了全球战略文化的“十字路口”

底线思维 · 公众号 · 政治 · 2025-01-20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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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一飞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特朗普尚未进入白宫，便向邻国发起舆论攻势，向旧文化频频致意——号称以经济方式“吸收”加拿大并入美国；威胁不排除以武力方式夺取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要求北约国家把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要把墨西哥湾改命美国湾。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仅是对美国战略文化中“威尔逊精神”的全面背叛，甚或要把世界带回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土地兼并为特征的原始殖民时代。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历经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直到最近的雅尔塔体系，主权国家始终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在缺少最高仲裁者的无政府环境中，物质力量是国家最后的“保命符”——“求人不如求己”自然而然成为指导每一个国家的座右铭。这便决定了以物质实力分配为主体的国际体系，是一切全球战略文化的现实基础，物质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地成为无数个性化国家目标背后，穿越时空、无论东西的“最大公约数”。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欧洲，这便不可避免地给经典的全球战略文化打上了带有欧洲地缘条件、社会文化、经济模式的烙印。在欧洲国家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支离破碎、资源紧张的民族国家格局催生了对抗性的权力政治观；广泛的启蒙运动和革命实践大大加强了世俗化的理性社会观；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又激发了社会性的自由经济观。

以理性改革为起点，寻求资本增殖空间的大国一次次通过战争方式追求世界霸权地位，又一次次在集体制衡或过度扩张中衰落，形成了欧洲独有的“大国兴衰”周期，此起彼伏，不绝于史，是为全球战略文化的旧范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力量中心开始从欧洲向其他地区转移，旧范式也开始在不同程度上面临某些新文化的挑战。每个欧洲以外的大国在崛起之初都会自带新文化的“光环”，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尤为如此。

一种新文化来自北美大陆。在巴黎和会上，美国祭出“威尔逊主义”，号称要消除旧范式中的权力对抗要素。威尔逊总统把“自由”和“人权”作为权力政治的“稀释剂”，释放出“自由贸易”“自由航行”“民族自决”“国际联盟”种种让老欧洲“耳目一新”但“断难从命”的秩序主张。

伍德罗·威尔逊资料图

另一种新文化来自欧洲东部边陲。苏联的成立和壮大为资产阶级塑造的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选项，它试图摒弃旧范式中基于资产阶级剥削需求而产生的一系列“虚假”理性。列宁、斯大林和他们的大部分继任者都对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爆发持乐观态度，并且谋求以苏联模式为蓝本，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实践，两种新文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走向死亡。美式新文化事实上死于20世纪20年代，但又以“行尸走肉”的方式延续到2017年。仅仅在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倡议之后的数年之中，美国便在华盛顿会议上热议各国海军比例，随即扶持德国制衡英法，又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更是通过控制欧洲、干涉亚太事务和遏制苏联持续争霸。

权力政治的逻辑先对美式自由主义“夺魂摄魄”，随后又“借尸还魂”，使威尔逊的思想遗产沦为美式霸权的提线木偶。直到2017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美国优先”才彻底撕下美式新文化的虚伪面具。

苏式新文化在延续70余年后，死于1991年。在冷战中与美国对峙近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集团恰恰陷入了早期苏联领导人反对的、带有特定阶级属性的虚无主义思潮，放弃使用先进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装和发展自身，既没有在经济发展上做到实事求是，更没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坚持自我革命。苏联以亡党亡国收场，遑论改变世界。

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

两种“新文化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只变局部、不变整体”，实质上是“只变表面、不变根本”。欧洲旧文化中的权力、理性、资本“铁三角”是相互关联的整体，美国最初只反对权力政治中的对抗性要素，“跛脚”的新文化注定要被理性社会和自由经济呼唤权力政治保驾护航的诉求拉回旧文化；苏联只反对资产阶级理性和自由放任经济，其大国沙文主义注定要把权力要素由内而外运用到极致，以致走上干涉他国内政的歧途。

由于都没有改变权力政治观，而大国争霸恰恰是旧文化基于地缘条件形成的最顽固的内容，因此，美国和苏联早期的价值理性必然被工具理性战胜，各自挥舞意识形态大棒争名夺利亦不足为奇。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和苏联各自的“文化产品”只是欧洲旧文化在地理上的扩大化，以及与各自国内文化混合之后的“新瓶旧酒”，远远没有实现对旧文化的更新换代。

21世纪，崛起大国的列车开进了“中国站”，人类历史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相较之下，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全球战略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优化升级。

一方面，中国没有对旧文化犯下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而是对其合理成分进行了辩证的批判继承。这便决定了中国没有把历史和未来、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因此，中国自身不会因片面的、静止的机械思维而踏入“进锐者亦退速”的历史悲剧。

中国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但始终秉承积极防御与不结盟的战略思想，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接受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并将其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坚持将这些价值的内涵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时刻警惕西方以所谓“普世价值”的宣传实施“和平演变”；中国肯定了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增加财政在民生方向的支出比重等方式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风险。

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另一方面，中国在批判继承旧文化的基础上，切实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战略文化新质。

一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命运共同”是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特征的人类身份认知角度。同一个星球、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命运，是不以人类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一切对抗和杀戮，一切合作与关怀都将丝毫不爽地作用于“人类”整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主权国家在当下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恰恰相反，它倡导主权国家在实现各自国内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把各国人民组织和引领到相互认同的良性轨道。“共同命运”和“各自主权”体现了目标和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是以“三大全球倡议”勾勒出共同安全、互利合作、文明互鉴的世界蓝图。世界主导国家和地区的核心诉求均可以在“三大全球倡议”找到对应的原则共识。比如，全球安全倡议符合欧洲走出集体安全困境的当务之急与实现战略自主的集体愿望；全球发展倡议符合拉丁美洲国家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与制造业大国开展务实合作的现实需要；全球文明倡议符合东盟国家“对外独立、对内多元”的地区中心定位。中国正在不断拉近自身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心理距离，也在不断修正和减少各国之间的认知偏差，以和平性、建设性方式弥合结构性国际分歧。

三是躬行共建“一带一路”，以一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式为向世界注入文化新质实践不辍。“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却属于世界；它不是一种旧式地缘战略设计，在无形之中对全球战略文化产生着积极影响。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反馈、更新，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背后是一种迥异于旧文化的、日趋稳定的新型思考和行为模式在茁壮成长。

线性进步史观符合形而上学的逻辑美感，对西方政客、学者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一旦合作和发展放缓甚至发生阶段性倒退，西方国家便会出现精神危机和回归旧文化的冲动。

存在于历史的事物总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尽管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于一个事物之中，但它们却无时无刻不处于排斥斗争的运动状态。这便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进步可以依循某种形式逻辑而自然展开。特朗普的美国所代表的旧文化回流正在不自觉地充当历史的工具。

今天，人类再次站到了全球战略文化的“十字路口”，新旧文化交替既要忍受“螺旋”之苦，也必然走向“上升”之途——矛盾的消极方面从来是积极方面的“严师”和“试金石”。人类要走出当下不断加重的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困境，便必须“刀刃向内”，痛下决心，从最根本处革新认知工具、改变行为习惯。

在21世纪走过四分之一之际，马克思的忠告言犹在耳，“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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