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第9期
一
第一次见到齐明，是在粮食局家属院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他拿着一叠历代的县志，我口袋里余下的一百多块钱工资，要掏出八十块来换。
这叠县志大多是复印的，看上去比巷子风化的砖墙更旧，也比他本人更显年老。在交给我的时候，他又有点迟疑了，说这是一全套，新县志虽然编完了，也想一直留下来。复印时他自己掏了不少钱，不是看在我对历史这么有兴趣的分上，不会拿给我的。我不得不又加了二十块钱。
那确实是一整套，有康熙、乾隆、光绪直到民国时期的县志，还有民国时编的一套平利乡土志，另外是新县志面世之前单独编印的一本人物志。在手上摩挲起来，像是一叠陈年的落叶，远远比不上新华书店柜台里摆设的精装烫金封面的新县志光鲜。齐明是县志办公室副主任，新县志版权页上的“编纂委员会人员”中，他列在五人中的末尾一个。但其他几个人手中，却没有这么完整的一套历代县志。
他口齿有点涩，不像是完全的平利口音，也不是我那时想像中名士修史的风度。不过他参与的新县志也确实不像我手上历代县志的样子。我们匆匆地分手了。
这套县志在我身边待了几年，终究归于散落。我和齐明也再无联系，直到多年以后，在一个朋友参与编辑的《平利文学》上，偶然看到作者齐明的名字，打通了他的电话，去粮食局家属院看他。
这是一幢老式家属楼的底层，方便腿脚不太好的老俩口居住。老伴沉默寡言，像是农村人的样子。有一个儿子，但不常来，齐明也很少提到他。和八年前相比，除了风湿病引起的腿脚不利索，齐明似乎并无变化，但在面容和体态上，却又分明老了很多，初识的那种涩味淡去了，连他的外乡口音，听起来也柔和了许多，只是和他的腿一样有点微微发抖。
他说到自己的老家，是安徽蒙城县，“就是笑星牛群代言的那个地方”，因为蒙城县著名的出产是黄牛。齐明是属牛的，比我大三轮。
我想到有次坐车从家乡去上海，沿途在山坡上看到络绎不绝的黄牛。有的在耕田，还有的一大群或立或躺在树林下水塘边乘凉。我还曾试着数这些黄牛的头数，想弄清从湖北到安徽一共见到了多少头黄牛。但并不清楚，那一大群一大群牛所在的地界，是不是蒙城县。
他是年轻时跟着母亲来的平利县，起因是寻父。抗战开始前一年，父亲离家来了陕西。正像很多古老的故事里讲的那样，母子辗转来到了平利县，父亲却去世了。日本人占了河南，回不去了，母子只好就地扎根，成了大半个平利人。
说起那本十年前编的新县志，齐明说自己虽然挂名办公室副主任，连副主编也不是，实际却算得上是出力最多的，最初的筹备组连他一共三个人。前面从主编到副主编一溜名字，无非是县领导和文化局长，都是要挂名修史的意思，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修县志。
他一个外地人，在平利县志上挂名靠前，似乎也不合适，但当初确实是因为喜欢写几篇小文章，从粮食局被领导借调到县志办，退休后又返聘，清水衙门冷板凳坐了十来年，下乡出差也最多。
说到出差调研，他来了些精神。本县有个先烈廖乾武，是建党早期重要人物，因为参与过南昌起义，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又跟部队南下到海陆丰，需要去查证这段经历。齐明和另外两人一起，从南昌逆水行到赣州，又顺流下到陆丰，途中还特意在东江坐过筏子，水急滩险，体会了当初起义部队南下的艰苦。在南昌档案馆还查到资料，廖乾武参加了决定发动起义的“小划子会议”，船上只有五个人，确证了廖乾武当时的领导人身份。这是编新县志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新县志编出来，精装的一大册，有大半块砖头厚，却并不令人满意。原因是后期编写上面强调“废除传统修史人物为中心的老套，重点展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各部局的人都把本部门近年的成绩指标塞进去，历史上的事反倒不重要了，县志成了一部统计数据汇编，这些数据又水分很多，互相攀比，开会扯皮也解决不了。早期筹备组的几个人反倒靠边站，无奈之下另行编了一本薄薄的人物志，印了几十套，算是留个纪念。
不论如何，“我一个初中文化的外乡人”，参与这件大事，也算是有缘。要说他和平利县的缘分确实深，远远超过了蒙城家乡。详细的经历，他写在一本回忆录里，最近县文联资助出版了。为了这本书，也费了好几年的事，最后总算印了几百册。“我不是非要出这本书，是领导先说了，换了届又没人管了，来回找人。”
我来时带了一本自费出版的诗集送他，他也送了我一本，书名叫《求索集》。薄薄的一本，里面大致是他在一些日报晚报上发表的小文章，尾页上标了四个字“内部交流”。他说，这是领导为了省钱，没有买书号。
二
回到宾馆，我打开了这本书。第一篇文章很长，没有发表过，就是他说的回忆录。
原来他来到平利，是出于父亲的原因。抗战爆发那年，父亲出门躲兵灾，一直来到了平利县，一年多之后，母亲得到了消息，带着齐明辗转到了陕南，寻找到了父亲，父亲却不久就生病过世了。齐明和母亲在平利县住下来，解放以后，齐明参了军。
没过两年，齐明所在的部队调派到安康茨沟的大山里伐木。那时没有电锯子，伐木都是靠斧头，树木又起码是合抱粗以上，一个人一天砍两棵就累躺了，又很危险。
当时齐明正在申请入团，接受组织考察，干活特别卖力气。遇到一棵胡栗头树长了个结巴，树虽然不是特别粗，却砍得特别吃力，斧子卡到结巴里出不来了。齐明不想喊战友帮忙，自己尽力左右别着往出拔。别了两下不动，下一把使了全身的力气，斧子没摇动，却听到嘎嘣一声响，紧接着胸口一阵剧痛，胸腔里什么地方别坏了。齐明往后坐到地上，一会儿就开始吐血。
后来检查，是因为用力过猛损伤了肺部。大山里医疗条件不行，创口感染转成肺炎，又发展成肺结核，险些丢了命。一场大病过去，齐明只好离开部队，转业到了平利县，进了粮食局。不知道出自父亲的什么遗传，齐明喜欢写点小文章，在单位办个墙报什么的。1957年“整风”，组织上让齐明汇集批评意见，出了两期墙报，齐明自己也难免写了两篇。“反右”一来，粮食局有指标，齐明自然成了“百分之五”。
以后的二十年自然历尽艰辛，丢了工作落户农村，一把锄头讨生活，中间旧伤复发时也想过死亡，不过终究活了下来，熬过了“文革”，年纪已经五十来岁，旧病之外又落下了风湿。落实政策回了单位，老母已经去世，旁人劝说来这世上一趟，好歹总要成个家。没有合适的对象，只好找了个乡下进城做保姆的寡妇，就是一直不说话的老伴。没什么共同语言，算是凑合着共同生活。那个儿子，也是老伴带来的，齐明从十来岁抚养到大。
老家那边，以后回去过一次，也没什么人了。工作没几年，又要退休了，正巧赶上全国统一编地方志，返聘到县志办，算是参与了值得一提的一桩大事。
看完了回忆录，回北京途中，大巴经过高速路茨沟出口。茨沟地名我早有耳闻，隐约知道是个黑老扒，这次看到路牌，想到在这么个陌生的地名背后，藏着一个人的命运转折。
后来又有一次，在参加一次公益组织的残障人士维权会议时，遇到一个被拐卖做过奴工的中年人。他本身并不是智障人士，却受骗被拐到茨沟，在深山里强迫伐木烧炭，没有工资，中间还有人被打死，埋在树林之下。他两次逃跑被抓回，第三次才成功，脑壳上留下一道被钢钎杵下来的凹槽，嘴唇上也连带有一个缺，像是兔唇。逃脱之后，他举报了这家黑窑，领人去那片山坡找同伴埋下的尸骨，却踪迹全无。
三
大约过了两年，我在县作协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恰巧这一期前言是特约齐明写的，在前言中也提到了我这篇文章，用了“乡情、乡音、乡韵”三个词。以后齐明打来电话，说到读了我这篇文章，又说他新出了一本书，想送给我和朋友各一本，让我们有空去他家。电话里他的声音似乎抖索得更明显了一点，让我想起那几本发黄散落的县志，似乎虽然当初掏了一百块钱，仍旧有点对不起他。
几次回县，跟朋友提到去齐明家，但丢了一次手机，找不到齐明的号码。朋友一直说打听起来不难，直接去的话怕记不清地方，但这事一直拖下来。心里像是欠了个东西，欠久了，也就似乎可以一直欠下去，似乎他会一直在那里。
直到前一次回乡，在朋友邀我参加的县作协几个文人的聚会上，遇到县城一家大药房的陈老板，意外地认识齐明，问起来说，去年过世了。
这似乎使我意外，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不过出于老年病。倒是去世之前的几年光景，让人有些无言。
因为两人都写文章，齐明又经常在大药房拿些老年治风湿的药，陈老板是齐明去世前几年交往最多的人。老伴走在前头，过世之后养子就更不曾回家照看齐明，齐明有什么事都是给陈老板打电话。
齐明的风湿病越来越重，腿打颤得更厉害。有天快半夜他打来电话，说自己起夜下床摔倒了，在地上一直起不来。陈老板赶过去，把他送到医院，小腿骨折了。摔伤一直没全好，也缺乏人照顾，拖拖拉拉地就去世了。过世时身边也无人送终，陈老板是事后才知道。
他的坟墓，不知在哪里，也没有搞告别仪式。一个外乡人，留在世上的痕迹，也只有县志版权页上不算起眼的那个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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