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姚祺
► 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从事宗教、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
和大陆一样，台湾每年端午节也要放假，而且是连假。今年的端午节假期里，蔡英文不仅到“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现场道贺，还以党主席身份为民进党代表队助威。划龙舟、包粽子，这些中华民俗文化在宝岛台湾源远流长深入人心，政治人物自然需要表现自己“与民同乐”的一面。
“与民同乐”包粽子的蔡英文
事实上，每逢中秋、端午、农历新年这些传统节日，政治人物不分蓝绿，都会参加各色祭奠，生怕错过镁光灯。包括蔡英文在内的一干“绿营”政治人物，为了“拉票”，扩大社会能见度，祭拜孔子，给妈祖、保生大帝这些所谓“中国神”敬香也是毫不犹豫的。
可是，另一方面，绿营一系列“去中国化”的言行时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前有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刘世芳称扯铃（响竹）为大陆“文化统战”，后有激进“独媒”报橘（BuzzOrange）发文称妈祖信仰为国民党“实施殖民统治”台湾的工具。为什么在台湾，政治人物特别是“绿营”人士这种既要拜中国神，又要“去中国化”的行径能够大行其道呢？
代表极端“台独”势力的“时代力量”却在兴奋地过“中国节”
中华传统民俗在台湾最显著的载体就是所谓的宫庙了。漫步台湾街道，星罗棋布的各色宫庙构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所谓“宫庙”，亦即民间信仰的庙宇，其中供奉的神明，从妈祖、关公、保生大帝、清水祖师这些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到孙悟空、哪咤、观音这类神话角色，再到地方山神土地，不一而足。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在台湾总人口中，信奉民间信仰的人数占据超过40%的比例，影响不可谓不大。
绿营政治人物集体参加祭孔典礼
宫庙在台湾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早在明清时代，地方宫庙往往成为闽南地区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居民们共同祭祀某一神明、举行庆典等活动，而神明化身本身又为居民提供求神问卜、医病赶鬼、祈福还愿、组织节庆等多方面的服务。以宫庙神明为中心，由信徒家族与祭祀家族共同构成的所谓“祭祀圈”由此诞生。宫庙定期通过将神像抬出庙外进行“神游巡香绕境”来确认自己的“势力范围”，大型宫庙会通过“分香”开设分庙扩大影响，而不同的宫庙有时也会合作共同巡香，共同扩大在地区范围的影响力。
大社青云宫神农大帝“奉旨南巡暨往蚵子寮进香绕境”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宫庙不仅通过香火奉献而掌握较大的经济资源，庙公也日渐成为乡村社会网络的中心任务，掌握庞大人力资本和神圣地位。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资源，不可避免引来地方豪强势力的觊觎，一些宫庙逐渐为某些世家大族所世袭掌控，另一些则落入原本以暴力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江湖会党手中。
台湾香火最为鼎盛的妈祖庙之一——大甲镇澜宫
至1949年国民党当局溃败来台为止，台湾的宫庙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张盘根错节、镶嵌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网络，因而被国民党和地方派系实权人物看作动员选票的绝佳工具，都伺机想要通过控制宫庙主导权来掌握这一工具，实现对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控制。
“蓝绿通吃”的地方“豪强”——镇澜宫董事长颜清标
1949年后，宫庙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住持管理到地方人士管理人制、管理委员会制，再到财团法人制。一般大型宫庙都采用了财团法人制，在这种制度下，对宫庙的控制权逐渐演变为对董事与监事职位的争夺。
这种现象在1996年台湾实现所谓“民主化”后，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以大甲镇澜宫妈祖庙为例，1998年与1999年作为庙最高权力持有者的董事长选举出现激烈竞争，大甲地区红派与黑派两大地方派系势力大打出手，最终颜清标击退各方势力，使颜式家族能够通过控制镇澜宫而控制其所覆盖的大甲、大安、外埔三个地方政治局面，进而影响台湾政治。
虽然不少人认为随着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选民跳脱传统“祭祀圈”的影响，宫庙的经济收入和影响力都呈下降趋势，但以云林北港朝天宫的董事、监事改选从2013年一直拖到2016年，其中各方势力激烈角逐的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南部地区宫庙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类政治人物都要“进庙参拜”了。
值得注意的是，宫庙对政治的影响力以中南部最大，而中南部又是民进党精英所谓的“深绿基本盘”，操弄“台独”理念和“去中国化”伎俩最为激进的区域。如前文所述，两岸民间礼俗信仰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民间信仰绝大多数来自大陆，绿营人士是如何协调平衡这两种看似根本对立冲突的价值符号呢？
民间信仰在大陆广义上属于道教范畴，道教内部门派众多，既有以出家道士为主的经验道教道藏经典与内丹修行的全真派，亦有以服务民间信众法事需求的正一、闾山、灵宝派。但在传入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却缺乏了经验道教道藏经典的道士角色，宫庙的管理由地方人士负责为主，执行问卦、礼仪等功能的则是所谓“乩童”。乩童往往原是普通人，在经历重大疾病或灾变后获“灵感”，接收到某鬼神的“附身”或“指引”，从而能够为信徒扶鸾算卦、问卜吉凶、开坛做法，最终消灾去难。
正因为缺乏精研教义的神职人员的系统指导，导致台湾的民间信仰形式与内容都非常灵活。一方面，鬼神的附体全由乩童和负责解释所降“法旨”的助手来演绎与诠释，这些“法旨”自然高度契合庙宇所在地方的人情世故与需求；另一方面虽然庙宇之间会建立一些联谊性质的联合会，但终究缺乏成建制宗教较为严格的教义教规限制，“自由发挥”空间很大，这导致了当台湾社会风气整体变迁之后，宫庙所传递的价值信念也会随之有所改变。
乩童为信徒驱邪
在“两蒋”统治时期，对于蒋介石的个人崇拜，致使一些宫庙中的乩童在蒋介石去世后不久，出现了被蒋介石“附体”而开始为蒋设庙的现象。高雄旗津的蒋公感恩堂和新竹天宏宫便是其中典范。另一些国民党军队将领也获得了类似殊荣。如在金门的李光前将军庙即为一例。
金门李光前将军庙中塑像
到了李登辉执政以后，特别是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去中国化”愈演愈烈之时，这些缺乏系统教义论述的宫庙也往往就随波逐流，不再强调自己的“中国神”身份，相反甚至开始附和这些“台独”论述。如新北天懿慈惠堂的女乩童在为一位母亲解释赴大陆经商的儿子的境况时，就会宣称“台湾神与中国鬼相冲了”，全然不提其所代表的“天山老母”是一位源于“新疆天山王母庙”的“中国神”这一事实了。
随着80、9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认识与记忆由于政客操弄日趋淡薄扭曲，为求吸引年轻信徒维持生计的宫庙更是尽量避免提及其与中国大陆的渊源，而更愿意强调自己的“台湾本土性”。为了证明自己的本土性，这些宫庙往往会选择采用“宗教融合主义”策略，吸收多种宗教仪轨仪式加以综合，创生出属于自己的新礼仪方式，以此证明自己的“本土性”。这样一些“去中国化”、“台湾化”的宫庙民间信仰，自然不会成为绿营操弄“反中”意识形态的绊脚石。“拜中国神而又去中国化”这种荒谬的现象也就日益“见怪不怪”了。
抹黑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国姓来袭》
此外，对于一些具有鲜明中华特色，甚至有明显“统一”色彩的神明，绿营人士则开始采用“降低影响”、甚至“污名化神明”的手段，可谓“怪招不断”。
就在今年，以“开台圣王”郑成功为主神的台南郑成功祖庙，历来由“中央”派大员举行主祭仪式，蔡当局竟然以“郑成功政权屠杀平埔族人民伤害族群和谐”为理由，宣布不再派“内政部长”主祭，而改由台南市长赖清德来负责。民间“台独”色彩浓厚的出版社更开始出版所谓“站在荷兰人角度看郑氏政权”的漫画《国姓来袭》，抹黑作为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形象，可谓与蔡当局“相映成趣”。
然而，归根到底，台湾的民间信仰缘起大陆，血脉相通，这一不争的事实是任何拙劣伎俩都难以改变的。1987年两岸开放往来后，镇澜宫是第一个到访大陆的台湾民间团体。民间信仰自古就有祖庙往分庙“分香”，而分庙定期也要回祖庙“进香”以共享“灵力”的传统。虽然近几年来出现针对大陆与台湾现有宫庙到底是“祖从关系”还是“平辈关系”的一些争论，而台湾岛内大庙宇与小庙宇之间对于前往大陆交流问题也出现一定争议，但这些争议归根结底属于“同门论道”，其存在恰恰证明了两岸民间信仰难以隔断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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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在价值和认同上的灵活性，其实也为通过增进两岸交流沟通，加强台湾广大民间信仰信众“两岸一家”、“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民族认同提供了机会。通过两岸信众的交流、互动、共祭，这类交流能够拉近两岸人民心灵，架起沟通桥梁，并最终成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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