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图书的知识视野中，提到
拉美
，我们能够想起的似乎只有他们光芒万丈的文学作品。
但文学中的拉美，和现实中的拉美，有着巨大的鸿沟。
这里是地球上离中国最远的地方——从我们的地表往地心深处挖去，贯穿地球的另一个出口，就在阿根廷，哪怕是坐飞机，也得35个小时，且至今不能直达。
地理上的距离，似乎也是我们和拉美彼此间心理距离的隐喻。
但拉美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世界中的一些核心议题又是如此关键，以至于如果读不懂拉美的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史，你不仅理解不了拉美的今天，你也理解不了今天大部分国家在纠结争论的核心发展议题。
“自由市场”或者“
新自由主义
”是今天西方在全球宣扬的核心经济理念，
如果你足够关注新闻，就会发现，这也是近几十年在我们生活中高频出现并被热烈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而这个概念走向全球的第一步，就在拉美，这里也被称为“
自由市场的实验室
”。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抵抗由古巴开始的社会主义浪潮在拉美国家中蔓延，美国国务院启动了“
智利计划
”。
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合作，选派一批优秀的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经济学训练和培养，然后返回天主教大学任教。
在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并建立军政府统治之后，这批智利学生制定和实施了市场取向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被戏称为“
芝加哥小子
”。
芝加哥小子在智利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无疑是成功的。
拉丁美洲，作为世界银行明确界定的“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地区，智利成为了唯一的特例。
但更为重要的是，近些年来，智利似乎陷入了一种“成功的悖论”，从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来看，智利取得的成就在拉美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一些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却日益高涨。
这集中体现在2019年席卷全国主要城市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和叛乱行为，以及2021年年仅35岁的极左翼学生领袖
加夫列尔·博里奇
当选智利总统。
2023年访问北京时，博里奇被拍到在潘家园买了本“红宝书”。
了解智利这段迂回曲折、波澜壮阔的往事，对于我们看清世界目前和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因为背后关联着一个核心的命题——“
发展
”。
从历史实践来看，“智利计划”并未止步于智利，它成为了西方开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张万能药方，服用结果却往往惨烈无比，90年代的俄罗斯采用了这种“休克疗法”从此一蹶不振。
阿信今年的重磅新书——
《智利计划》
就是将这段历史向你完整铺开的最佳读物。
作者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合适的讲述者。他1953年出生于智利，本科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杰出教授。
智利不仅是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旧地，而且他与很多参与智利改革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和芝加哥小子都有密切的往来。
爱德华兹
并没有亲身参与智利经济政策的制定，因而可以相对超脱事外。正是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使他既能深入掌握智利改革历程的诸多细节，又能使其在叙事时保持相对客观公允的态度。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
在撰写《智利计划》时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心血
，采访了大量的相关人士，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似乎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这部著作做准备。
这是一本专业性和可读性极佳的纪实作品，从智利的个案上，我们能更加客观而不带偏见地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进行深入思考。
1955年，
就在冷战掀起了一波新高潮时，美国国务院启动了“智利计划”
。
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芝加哥大学培训智利的经济学家，这里是资本主义思想的重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术家园。
在回到智利之后，这些年轻的学子就会在拉美爆发的日益激烈的思想之争中大力鼓吹自由市场的原则。
在这些思想斗争中，他们的对手是左翼经济学家，后者相信消除贫困和落后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国有化、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来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
1961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公开声称自己为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后，
“智利计划”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地区扩张的不可或缺的战略之一
。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帮被媒体称为“
芝加哥小子
”的年轻学子对智利的政策制定几乎毫无影响。他们在学术界埋头苦干，训练其他经济学家，撰写专栏文章，发表枯燥无味的学术论文，为大银行和大企业提供咨询。
1973年9月11日，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将军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将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赶下台，这让形势发生了剧变。军方掌控权力，这是芝加哥小子的天赐良机，使他们得以将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传授的理论付诸实践。
在接下来的17年间，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利用智利经济开展一场实验。
芝加哥小子解除了对价格和利率的管制，降低关税，将数以百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推行教育补助券制度，创建个人储蓄养老金账户，放松对企业和银行的监管，全面推行市场化。
他们采取“休克疗法”来平衡政府预算，降低通货膨胀率，改革劳动法案，抑制工会的力量，吸引外国投资者，并增强了法治。
当1990年民主制度得以恢复时，与1973年军方将阿连德总统赶下台时相比，这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小子创建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
尽管经历了一些混乱并在1982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但智利经济的效率、生产率和增长速度仍有显著提高。在财经界，很多人都在谈论当时出现的“
智利奇迹
”。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平庸的表现之后，在21世纪初期，智利成为拉美地区最富裕的国家，并且遥遥领先。
与此同时，智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同样处于本地区的最佳水平，比如医疗、教育和预期寿命。
结果，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3%降至2017年的6%。从收入和其他经济统计数据看，至2020年，智利看上去更像一个南欧国家，比如葡萄牙或西班牙，而不像一个拉美国家。
尽管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贫困率也显著降低，而不平等的程度在整个时期依然保持在高位。
2022年，在经合组织（OECD）所有成员国中，
智利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高居第三位
。
2019年10月18日，智利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令大多数观察家感到震惊。
引发示威活动的事件是地铁票价小幅上涨了30比索，相当于4美分。
但是，集会者抗议的远不止票价上涨。数个城市的几十万民众游行示威，抗议精英阶层和大企业贪婪成性、犯罪猖獗、学校追逐私利、养老金微薄、推行隔离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模式。示威者要求豁免学生的债务，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他们挥舞着马普切人的旗帜，要求归还19世纪从原住民那里掠走的土地。
尽管大多数示威活动是和平的，但是有些变得极为暴力。纵火、毁损公私财物和抢劫行为时有发生；在抗议活动最初的几天，超过20座地铁站被烧毁。警方以不当使用暴力作为回应，并被指控多次侵犯人权。
在经历了数周的示威、骚乱、抢劫和四处纵火之后，2019年11月15日，大多数政党的领导人断定，控制暴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发起一次全国大会，以制定新的“社会契约”。
2021年5月中旬，通过选举产生了155名制宪会议的成员。155个席位中有17个留给了原住民的代表。根据规则，新宪法文本将包含如下条款：宪法至少要得到2/3的制宪会议成员支持才能通过。
在制宪会议中，大多数当选的成员都属于极左翼，很多人支持与社会权利、生育权利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具体条款。他们宣称，这次大会的目标就是编写一部“反新自由主义的宪法”，以终结芝加哥小子创建的模式。
2021年12月19日，时年35岁的国会议员加夫列尔·博里奇，这位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和“尊严制宪”联盟的成员以明显优势当选总统
。
在博里奇宣誓就职三个月后，制宪会议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宪法草案于2022年7月4日呈现在公众面前。
提交的新宪法远远超出改革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范畴，而这一模式在过去40年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宪法文本对智利的政治制度做出了重大改变。它宣称智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数个原住民民族构成。它弱化了财政责任和产权保护，为原住民提供了大量的自治领地。
这部宪法取消了参议院，并界定了广泛的社会权利，共有103项之多，包括冰川不被破坏的权利。
它创建了几个司法体系，其中一个适用于被官方认可的11个原住民民族，还有一个适用于其余人口。
这部宪法明确规定，原住民在国会中拥有保留席位，指示政府的外交政策应当集中关注拉美地区，而不是像20世纪晚期以来所有政府所做的那样，主要关注太平洋地区。
9月4日，在经历了一场紧张激烈且令人痛苦不堪的宣传活动之后，否决的一方以明显优势获胜，有62%的选民选择否决这一草案，赞成通过草案的选票仅有38%。
在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为了撰写《智利计划》而进行的访谈中，
没有一位芝加哥小子承认，他们建造的这栋庞然大物是以新自由主义模式为基础的
。
每当抛出这个议题，
爱德华兹
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我们是新自由主义者？当然不是。说这话的人是为了败坏我们的名誉；我们钟情于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就像联邦德国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二战之后提出的那种制度。”
胡安·安德烈斯·方丹是第二代芝加哥小子，也是1990年之后两届保守主义政府的内阁成员。
他在《智利计划》中说，在这一时期，智利拥有无数的国有企业，包括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铜矿企业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这违背了激进资本主义的理念。
他还提到，很多年来政府都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很多部门都受到了严格的监管。
他断言，所有这些都表明，
这一体制与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相差甚远，尽管大量文献都声称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
当谈起智利和新自由主义时，其他的芝加哥小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包括罗尔夫·吕德斯和塞尔希奥·安杜拉加，这两位重要人物参与了皮诺切特时期的政策制定。
在2022年1月的一次访谈中，吕德斯否认智利曾经实施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声称“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理念是一句口号，不管在智利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如此
”。
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