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师杨抒怀的父亲。
2015年7月22日，我永远地失去了父亲；2016年年底，女儿的出生让我成为了父亲。两年间，生命在我的生活中各自来去，癌症夺走了父亲，让我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女儿的降临让我体验到身为人父的责任与担当。我更理解父亲的时候，他却已不在人世。我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东西，在遗物中重述父亲的一生。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对父亲迟来的亲近，和对自己小小的救赎。
我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人
摄影/杨抒怀
撰文/杨抒情
编辑/迦沐梓
冰冷物件背后是对生的渴望
消化科，28床，父亲的手环。每天，父亲手上都要带个病人手环，上面写着患者的信息。这根手环如同一个沉重的枷锁，将父亲与正常人区分开来。走在路上，父亲总会把它往衣袖里面藏。
因为患有糖尿病，父亲每天都要控制饮食和糖分摄取，甜的东西不能吃，米饭只能吃一小碗，肉也不能大口吃。每次家人都会在医院买针头和胰岛素，在家时父亲总是低着头，捏起肚皮上的一层肉，在离肚脐三指的距离进行注射。后来，家里人也学会了注射。
编号908490，这是父亲在湘雅附二医院的住院编号，也是他火化后唯一存留的有DNA的物品。最初，父亲在老家被查出疑似有肿瘤，家人始终不相信，便带着父亲到樟树、长沙做了病理切片，直到看见病历本上写着刺眼的“食管Ca”（食管癌），我们最后一丝的侥幸也落了空。但当时父亲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手术，我们最后选择了放疗。
父亲放疗用的衣罩，医生会在第一次的放疗前把它做好。患者躺在放疗室，医生拿着模型，将它按在患者身上完全贴合，直到模型塑型。一个人的生命，所有的一切，在这是都被裹挟在一个小小的模型里。
医生给父亲做了食管支架，这是一根维持生命的通道，父亲每天从嘴里吃的东西都将通过这个管道，把营养输送到身体里。父亲放疗后肿瘤并没有缩小，还引起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每天胸口都隐隐作痛，连喝粥都变得难以下咽。后来肿瘤挤压了支架，新的支架又被植入。
几次化疗后，父亲瘦得只剩骨头，每天胸闷喘不上气，需要戴上氧气罩辅助呼吸。戴着氧气罩的父亲额头像个干瘪的橘子皮，眼睛也耷拉下来，和年轻再也沾不上边，更准确地来说，离死亡越来越近。父亲用自己的皮囊活着，戴着面罩拒绝死神，也是为了活着。
这是父亲遗留下来的贴身物件，他临终前穿的衣服，上面依然留有父亲的气息，这让我们每次摸到它，都觉得他还在。有人会说，这是迷信，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寄托。
我的父亲
年轻时的父亲很帅，光洁的额头下有一双有神的眼睛。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在家务农。原本父亲也该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但有一天他拿着锄头在地里劳作，听到别人说“就这点出息”，好面子的父亲气不过，丢下锄头读了书。他要离开这座小村庄，走到外面去。那时候的他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自己会患上癌症。
一个病历本
父亲年轻时是村里有文化的人，1980年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江镇姜璜中学，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85年被调到临江乡文教组。和爷爷一样，父亲当了十几年的语文老师，教案里整整齐齐地写着每一课的重点和讲解。
父亲一辈子写了很多字，改变了很多学生的命运。然而，他的命运，却被医生写的病历本改变。
二胡、鱼钩、照相机和轮椅
父亲是个才子，不打牌不赌博也不爱出去交际。年轻时读书、写文章、拉二胡、钓鱼、摄影、吹口琴，一切都符合那个时代对于文青的期待。
这是放疗十次后的父亲，人已经变成了皮包骨，脸上惨白没有一丝血色，下床活动要人抱着，出去散步也要用轮椅。父亲的爱好搁浅了，他已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
父亲，母亲
父亲和母亲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以前听人说父亲的眼光很挑，以他当时的条件很多人都想嫁给他，他却选中了母亲。不过他们从不提起这段往事。母亲是个善良的女人，独立有主见，说话做事干净利落，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张罗；而父亲在我的印象中严肃、不苟言笑，还有几分书生气。
父母亲总会因为生活的小事而吵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俩人脾气倔，总要争个输赢不让步，上一秒还在吃饭，下一秒就开始拍桌子摔碗。可争吵打架几十年，最后还是母亲守护在父亲床前，直至最后一刻。
母亲在省会南昌陪父亲治病时留下的字条（左）。那段时间，母亲陪父亲辗转各大医院，四次签下病危通知书。除了癌症，父亲还患有肝硬化、糖尿病。他在放疗期间又犯了一次肝昏迷，这是他刚被抢救过来后进行输液调理（右）。母亲一直在旁边喊他，可他听不见。每天，母亲守护在病床前，一日三餐、取药、守夜、清理大小便......临终前，父亲流了泪，“跟你母亲发了很多脾气，让她受了很多委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母亲。她是个好女人”。
父亲最后被葬在了爷爷奶奶的墓旁边，周围是黄土花生地。清明、冬至、中元节，母亲会提着一大袋纸钱、扎好的“金银珠宝”，还有父亲生前最爱的酒去看他，上坟时总会把他走后发生的事情说给他听，“你儿子儿媳给你添了个孙女，女儿工作也还顺利，你在那边不要挂念，要多保佑我们；不要省吃俭用，钱不够花了要告诉我；等哪天我老了，你要把我收了去…….”那一天，看着母亲的背影出现在山上，突然觉得天地好大，母亲一个人好渺小、好孤独。
家的意义
临江镇古城路10号，这是我们家住了近20年的老房子，一幢三层高的小楼房。房子是1987年父母亲举债建的，铁门早已生锈。一楼是客厅、厨房和书房，二楼是三间卧室，三楼是父母的小花园。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装满了我和家人一起吃饭、看电视的时光；装满了夏天躲书房看书、吃冰棍的凉意；装满了台灯下做家庭作业的身影和停电时在楼顶打地铺、数着繁星睡着的乐趣……离开家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夜空。
这块牌匾是当时从不管家里事的父亲亲自挑选，挂在新家的客厅，上面写着很常见的“家和万事兴”，这是他的愿望。
父亲的遗像摆在客厅，每次回老家吃饭，我们都要给他添上一碗。这是规矩，生前如此，死后亦然。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一句话，“人不过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所有人在安慰别人时，总会告诉你，“忘掉那些痛苦的事情，时间会治愈一切”。在父亲走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努力尝试着忘记。可不得不承认，一场癌症不仅带走了父亲，也把痛苦和思念永久地刻进我们的人生。
父与子
父亲走后一年，老婆给家里添了个女娃。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如果父亲在该有多好。这是他生前唯一的遗憾。当我抱着娃娃，突然明白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和压力。
他走了，不会再回来
2015年7月22日清晨5:50左右，我仍在睡梦中，枕边的手机响了。看见是哥哥的号码，心里咯噔一下，但仍抱着一丝侥幸。
“喂，爸走了，你回来吧。”
“好。”
说完我挂了电话，打电话的是嫂子。半天，我的脑子有点懵，忘记了哭，能想到的只有回去。我穿衣，想着如何安排好洋子，5分钟收拾好东西，却发现狗粮没了。清晨我跑过好几条街，才在麦德龙的一个角落里找到。回来后，瘫坐在沙发上，才想起来哭。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蹲下身抱起洋子。
“洋子，他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洋子和平时一样兴奋地看着我，伸长脖子舔着我的脸。在关门的时候，她可怜地望着我，我不忍心。关上门。
我不能让一只狗明白一个人的无助。
一路上，公交、地铁、高铁、火车、汽车，辗转到下午才到家。第一次觉得，回家的路竟是如此之长。除了哭除了回忆，我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列车外的景物在后退，从前的记忆全部涌上，从未如此清晰过。周围的人看着我不知所措，好心的邻座抽了纸巾递过来。我知道，一个泪流满面的人，足以让他们觉得好奇，又可怜。
近乡情怯。
走回家门口的巷子，远远地看见表姐和表妹站在门口，我知道我是绷不住了。她们看了我一眼，交换了眼神便再也没说话。屋里坐着亲戚，母亲坐在一旁，眼睛又红又肿。
父亲的冰棺放在隔壁屋内，我踉跄着跑到灵堂前，憋了一天的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宣泄口。我跪着，心中满是愧疚和悔恨，没人知道我为什么要歇斯底里地喊叫。我扒开冰棺上盖着的棉被，我想看看我的爸爸，却只能看到一层厚厚的雾气，我使劲地擦着冰棺，却还是看不见我的爸爸。我狠狠地捶着冰棺，又紧紧地抱着冰棺，以为这样就算是抱住了我亲爱的爸爸，然后倒了下去。听到我的哭声，哥哥跑过来拽我起来。可我怎么能起得来，爸，女儿不孝！
父亲的最后一面，我没有见着，这是我一辈子的痛，我恨自己一辈子。
7月28日，是我的生日，也是父亲的遗体告别式。我看见了被冰冻的父亲，化了妆一脸平静。母亲告诉我，父亲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很安详。镇上离市里的火葬场有1个多小时路程，我和哥嫂坐在灵车上，守着父亲的遗体。我的手放在父亲的头上，摸着父亲的额头、鼻子、嘴巴和手，一片冰凉。哥哥坐在对面，低着头落泪。父亲被拉到火葬场时，我用尽全身力气拽着小车不放，我嚎叫着，我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希望躺在小车上的人是我。哥哥抱着我说，妹妹，你要学会坚强！
我不要！我不要坚强，我不要长大，我只要我的爸爸能回来，我什么都不要！！！
噼噼啪啪烧了不知道多久，哥哥捧着一盒骨灰出来。
“爸，我和妹妹带你回家。”
18日陪父亲从长沙回老家，父亲的心情特别好，躺在救护车上3个多小时，到家后精神也很好。那天，父亲主动提出要吃米饭，这该是半年多来，吃的第一次米饭。母亲和家人都很开心，包括我。看，医生就是吓唬人，我的爸爸好着呢。我就一直这么以为，我以为父亲不会像医生说的那么病危，因为父亲的状态似乎比以前要好。
19日我赶回长沙上班，哥嫂留在家中陪着照顾，我们说好每周轮流回来照顾父亲。20日晚上，我打电话给母亲问及情况，母亲说医生告诉我们，父亲的情况不好，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只是听听，心想不会的，父亲在家有母亲有亲戚和医生的照料，心态好慢慢地都会好起来的。
我也曾绝望过，在2014年夏天父亲反复犯病进医院，医生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你爸爸最多还有两三年”时；在14年秋末，父亲被诊断出食管癌时；在两百多个守在父亲床边，整宿整宿睡不着，听着父亲半夜喊痛时；在半夜医院的楼道，听着隔了七八个房间传出男人撕心裂肺的哀嚎时；在ICU门口，看见一对夫妻眼神里透露出的无助和冰冷时......
医院是另一个世界般的存在，它迎接生命，给人希望；有时又送走生命，给人绝望。看的绝望多了，生活里的很多事情变得丝毫不值一提，看的希望多了，也慢慢开始乐观起来。父亲一次又一次从鬼门关前被拉回，逃过了那么多次“诅咒”，这一次也一定可以。
在最坏的结果真正来临之前，我永远都不会觉得这是最后一次。
每一次病痛袭来，父亲的眉头总是皱得很深很深，脸上扭曲啧啧喊痛。父亲很依赖我，总是让我坐在旁边陪他，帮他挠手心，拍拍背，这样总能让他舒服一些。痛得厉害时总对我说“这一次我过不去了，总是会死的”。我只能告诉父亲“爸，你上次也这么说，到现在还没发生，所以这次你这样说也是没用的”。父亲总能被我这样的言语说到无言，然后眼睛里会露出欲望，活下去的欲望。
这不只是在安慰父亲，也是在麻痹自己，我不能想象没有了父亲的生活。我偷偷暗示自己，父亲不会有事的，再活七八年也是没问题的。
我渐渐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所以这一次，当舅舅和小姨夫来长沙时，父亲特别开心，反感热闹和人际交往的他第一次主动说了好多话。
那天晚上，我下班到医院探望父亲。他们都出去吃饭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俩。我坐在病床前，拉着父亲的手，一点一点剥下父亲手上的死皮。父亲笑了，说特别舒服。父亲破天荒地拉着我的手不放，给我挠手心，帮我拍拍背。我就这样趴在床前，任由父亲宠溺地摸着我的头。
从小我就惧怕父亲的不苟言笑和威严的沉默，但母亲常告诉我父亲最爱的是我。哥哥常被父亲揍，而对我只有轻声细语和耐心。
父亲又开始说“女儿啊，你爸这次是真的熬不过去了......” 还没等他讲完，我连忙打断，“你又来，半年前你就和我说过，还不是熬到了现在，你看，你今天居然能说话了，这就是在变好啊。”那天嗓子沙哑了半年多的父亲破天荒地开口说了话。
“我知道的，这次说什么爸爸都熬不过去了，你以后要好好工作，好好照顾家人，还有你妈。”
“我不要......”
这句话，竟成了父亲给我的遗言。
嗯，我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人。
（本文出自杨抒怀《癌症降临的家庭》，由谷雨计划提供创作支持。杨抒怀，晨报周刊首席记者，亚洲十佳先锋摄影师，中国十佳摄影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得主。）
停下来，和父母说说话
或许在你未曾关注的时日，母亲眼角新添了皱纹，父亲头上长满了白发，他们的身体早已不再硬朗，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不妨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和他们聊聊天，记录下他们的点滴。这一切，值得被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