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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
——彼得·德鲁克
文/政商阅读
企业家从来都马不停蹄，他们惨烈的竞争是让人欣慰、让人激动的。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占领未来的高地。他们甚至在全票反对中一意孤行，无论是马云还是刘强东都曾以all in的方式赌出一片了新天地。
他们是最终站在台上的那一个，聚光灯周围是一片横尸，那些倒下的人仿佛也是经历着相似的创业逻辑，正如商业写作者、管理专家早就作出的归纳总结：坚定的商业模式分析、超强的执行力，比谁都努力、举身家赌一票......这使你无比困惑，那些对马云、刘强东如何成功的分析不过只是事后推导的成功学？毫无意义？到底什么是管理？
从治理到营销，马云刘强东们开疆拓土、天马行空，他们创造了“双11”，商业写作者们正等待着一年一度的热点刷刷存在感，冲冲点击率，抑或蹭一个毫不相干的话题，比如，今年11月11日就是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逝世11周年忌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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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推动了管理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肃学科，被《经济学人》誉为“大师中的大师”，不过他的学生们大都早已经忘记了他从社会和历史的高度去俯瞰和分析组织和组织管理的事实以及其经验主义分析法的教诲。德鲁克的“三11”，我们纪念这位自称记者的管理宗师。
刘强东聪明、勇敢；马云聪明、坚毅。他们毫不信邪，专门信自己，他们是企业家。一个表现优异的企业的领军人物总是能够风光无限，而那些表现不佳的CEO们也正在不断地被炒掉，而且离职率还在不断的创新高，那些倒掉的创业企业你根本没机会知道他们关门的消息。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感到沮丧的消息，或许我们认为结果早已注定，他们都是一些所谓的管理高手或者出色的经营技师，但他们并未把这些企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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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看待企业的管理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眼里这或许是个极其无聊的问题，他们可能感到浑身不适，甚至厌倦谈论管理者。这种做法不是没有根据，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之一，无数的经济学家在门内建树颇丰，皆天才，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声称掌握了赚钱的门路。
新制度经济学元老德姆塞茨说过他从芝加哥大学跳槽到加洲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原因：他在芝加哥投资老是猜错市场，亏钱不少，“我发现自己不停地给经纪人追加佣金，就像频繁地宠物喂食一样”，而洲大学出重金请他，他是没有理由拒绝的，“我赔得一塌糊涂，也丢尽了‘面子’”。大经济学家们亏钱的故事比比皆是。企业家没进过什么研究所，但显然他们比学者更会做生意。
管理，从某种角度可以把它这样个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组织管理，比如管理者不能让内部混乱，他要懂得权谋，要善于激励。在这一方面管理学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总结学习的，当然有些人天生就是领袖。另一方面或许显得更为重要，那就是远见，也就是战略决策，投资什么产品，到底走什么样的方向，比如马云赌了十几年电子商务，刘强东近乎一意孤行的自建物流体系。如果一个管理者在这方面事后看表现得非常优秀，那么除了天赋和运气，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因为这个世界太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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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门学科，但它是不是一门科学，这是个问题。有人说管理类著作就是文学，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娱乐业。华生说，“人类的独立心理和纯粹的不可预见性使很多人产生了一种强烈而普遍的倾向——求助于魔术、神化和万灵药；他们想以此逃避人性中随机和偶然的阴暗面。”
这同样适用于解释为什么成功励志、3分钟管理速成以及其它看似更伟大的管理书籍在商业社会始终畅销不衰的原因。它们的内容看上去是如此高深与精明，虽然时常夹杂一些莫名的“后现代呓语”，它们总是能高屋建瓴，毫无破绽，甚至在想像中都不可能错。
但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如果不可能错，那它也不可能对，因此是无用的。一个出名的咨询人在一次论坛上被问及有没有过失败的经历，他作出肯定回答：他们都是轰轰烈烈的成功，然后悄悄地失败。他知道自己指出瑕疵能赢得更大的信任，但是瑕疵不能太大，于是会在成功与失败的概率上作出“处理”，他知道如果成功率低于50％，他的客户会选择扔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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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也许毕生都对管理知识深信不疑，从泰勒、法约尔到德鲁克、科特勒，这些管理宗师们无一例外地让人们陷入沉思，接着在狂热中迷失方向。安德泽杰·胡克金对“畅销”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式的研究，他惊奇地发现管理思想的流行与管理思想的真伪居然是两码事。或者正如他所说的，不是管理者学习那些管理思想然后运用，而是管理者因为要实施某些政策而利用现有的管理思想。
正是那些易上手、总是能被“验证”、利于管理者管理或者宣扬管理如何简单易学的著作能畅销走红。也许在那些管理大师在成为管理大师的那一刻他们也深感意外，然后在接踵而至的非理性化追捧后，他们也觉得理所当然了。
在更大的程度上，成功让一个人变得谦卑、谨慎、宽容。中国80年代的暴发户和新经济时代年轻富翁们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个人知识领域的修炼，以及对自我成功的认识及其态度上。前者往往试图为一不小心的发财致富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而后者却敢在众多年轻的崇拜者面前承认自己成功的偶然性。也许果真是那样，“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你甚至不能知道3分钟之后将在你身上发生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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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往往把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归结为运气加天赋。但在阿尔钦眼里这些都不重要，他似乎更实在，“那些决策者们倾向与将商业上的成功归因于智力上的远见和对有利条件的算计”，“这样的成功是通过什么推理过程或动机实现的并不重要，它所取得的成就这一事实就已经足够了。
这就是经济体制选择生存者的尺度：那些取得实际利润的就是幸存者，那些遭受损失的就会灭绝。”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就是你所看到叶子向着太阳生长的事实并不是植物的天然向阳性，而是那些叶子在随机生长的时候那些没有向着太阳生长的叶子不能存活下来的结果。
结果就是，社会进步了。必须承认，幸存者也就那些或许是暂时成功的企业家们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那是他们追求利益的副产品。
对于那些在“阳光”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即使他的成功被打上了无可辩驳的偶然性烙印，也显然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企业家的羡慕与尊敬。他们总是在向人们展示着企业家首创精神无穷魅力，未来的不确定和个人知识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对个人责任有着强烈信念的社会规制体系，“它允许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和信念做事，并将产生的后果归因于他们。”哪怕是无意的损害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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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制度无疑对促进个人主动试探与创新的精神有着“神奇的效果”。恐怕我们的企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受他人任意干涉的状态”，放开那些放开的领域，取消那些增加交易费用的政策，使制度更利于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的创新精神的发挥显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管理能力出众的人可能真的有一种天赋，但做企业的天赋是什么？也许连大师也难以描述。也许他们善于创新，有与生具来的生意眼、良好的判断能力和用人技巧……归结起来可称为直觉，这或许又陷入某种神秘主义论，好吧，就当是上天的安排，如果真是上天的安排，他们也该感到无比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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