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科技文明耀古今 东西融和进大同——回顾“奇迹天工”展，兼忆李约瑟博士

【摘要】 中国科学技术馆为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而承办的“奇迹天工”展览，以物化的历史和文化形态，大力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有效传播了中华科技文明对现代科学发展震古烁今的历史贡献，为“中国有科学”做了有力注脚，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李约瑟博士垂数十年研究而迄于蒇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高度肯定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在为世界科学文明探明源流的同时，用不争的史实促使西方人对中国科学刮目相看，从而“还给中国科技一个公道”。

【关键词】 中国科技史；奇迹天工；古代文明；文化自信；李约瑟

2006 年 5 月 9 日，乘北京奥运东风，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在现址破土动工。经岁而馆成， 2008 年 6 月 30 日，根据“ 2008 ”工程建设指挥部要求和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建设规划总体安排，新馆建设如期达成了各项工程目标，为在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秩华诞前夕作为献礼工程敬启管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服务北京奥运，实践其“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使科学普及与文化宣传形成相应的匹配，更是为了面向中外观众集中展示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魅力，传播中国价值观念，重塑中国国家形象，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窗口，为沟通中西方文明架起一座桥梁，中国科技馆新馆在尚未完全竣工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于 2008 年 7 月 28 日至 9 月 20 日，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联袂承办了“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以此作为献给北京奥运会的一份特殊礼物。

一、一曲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礼赞

展览分为“锦绣华服——古代丝绸染织术”“雄奇宝器——古代青铜铸造术”“典藏文明——古代造纸印刷术”“泱泱瓷国——古代瓷器制作术”四个主题板块，汇聚了来自全国的 300 余件（组）世界瑰宝级藏品，既有丝绸的华美婉约，也有青铜器的庄严沉雄，更有纸张的轻柔朴质和瓷器的流光溢彩，物登明堂，矞矞皇皇；文物精华，尽撷于斯，从不同维度展示古代中国发明创造的璀璨历史，呈现华夏先民巧夺天工的一个个奇迹。在这些文物精品当中，不乏国之重器，如：九鼎八簋、司母戊鼎（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莲鹤方壶、曾侯乙尊盘、越王勾践剑、透雕夔龙纹禁、错金银龙纹方案……奇迹天工，震古烁今，足以见中华文明仑奂之美和文化之盛（见图 1 ），并让人顿生“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之感喟。正如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先生所言，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这些文物忠实记录了华夏先民在众多科技领域的重要发现、发明和创造，荷载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精神实质。

图 1 “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

部分展品

作为当时整个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唯一对社会公众开放的活动，“奇迹天工”展览备受各界观众和海外朋友欢迎，诚为一曲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礼赞。据不完全统计，展览期间，共接待中外观众 6.1 万人次，其中外宾 2000 多人次。李长春、刘淇、路甬祥、韩启德、陈至立、孙家正、曾培炎、徐匡迪等领导同志以及科技界、文博界数百名专家先后参观了展览并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的故事”，展览还安排了各国驻华使节及家属专场，引起了轰动效应。

“奇迹天工”展览虽然展出周期不长，参观人数亦有限，但是成效丕显、影响深远，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展览本身。要其荦荦，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运用“大联合、大协作”协同机制统筹各方科技文化资源和社会力量，以展览的形式助力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走进现代、走向世界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为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以飨中外的科技文化饕餮大餐，“奇迹天工”展览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中国科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奥组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所展出的 300 多件（组）文物源自不同时期，堪称价值连城，分别从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文物管理所、文化局、图书馆等在内的 78 个单位临时征调而来，不啻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不少文物，比如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公元前 3200 ― 2200 年）的织机玉饰件，乃是首次公开亮相，真可谓猗欤盛事，为中外观众提供了一个“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了解中国历史和科技文明的难得机会。

其次，通过展览达到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引导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自觉涵养文化自信之目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同和坚定信念，是在全球文化交往和交流中享有自主性和话语权的先决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不少观众参观“奇迹天工”展览后在留言簿上发表感言，认为本次展览“把中国古代文明和我们祖先夺天地造化之巧，用具象的形式展现给了我们”“是一个重新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科技史的难得机会”“是整个民族不忘感恩自己老祖宗智慧的一次良心展览”……与此同时，观众还纷纷表示期待中国科技馆将来举办更多类似的主题展览，藉以引导青少年礼敬、亲近并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使中华文化基因代代传下去，真正活起来，使在世界上几近湮没不彰的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历史得以重见天日、刮垢磨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藉由展览有效传播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对现代科技的卓越贡献，增强了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底气。中国文化垂数千年而不绝如缕，中经孔子集其大成，业益光、道益盛，乃自辟蹊径，发展成为一个积厚流长的体系。在这一独特文化体系哺育下，科学技术的传统千百年来不断得到发荣滋长，所产生的科技发明创造，可谓史不绝书。然而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着“科学是西方专利品”“是专属西方文明的独特现象”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历史上“中国没有科学”“中国文明的真正贡献不在科学方面”的刻板印象，经年累月、以讹传讹，遂倡为“欧洲中心论”。就连对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文艺复兴之杰弗朗西斯 · 培根（ Francis Bacon ），竟然至死也不知道这些创造发明其实源自中国。与此同时，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也使得一些中国人浮慕西方文化而陷于“欧洲科技为先”的迷思，只见一己之所短，而忽视一己之所长，对华夏科技成就选择性失忆和缄默。“奇迹天工”展览，适足以大量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无可辩驳地向世人证明：科学之名，虽然起于欧洲，而科学之理，其实存乎天壤，科学绝非为西方所独擅，更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恰好相反，“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也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奕䜣， 1866 年），从而为“中国有科学”“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持续创新史”，做了有力的注脚。

二、围绕“中国的本位科学历史”主题展开的论争

中国究竟有没有科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笔者认为其虽然起于晚近时代，但最早根源实可追溯至明朝末年。当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内阁次辅、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曾与耶稣会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合译了欧几里得（ Euclid ）的《几何原本》（ Elements of Geometry ）这部在西方数学所谓“公理化演绎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著作。在翻译过程中，徐光启将《几何原本》与中国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得出了中国算学与西方数学“其法略同，其义全阙”的结论，认为两者之间名同而实异，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所同者，仅仅是在计算技巧方面，而西方数学中更具本质意义的数学原理，在中国算学里则尽付阙如，因而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数学。

徐光启这个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余波未平。

众所周知，在西方科学传统中，数学因为“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而拥有至尊的地位，在科学革命中发挥骨干性作用，向被视为西学之源泉，几乎是与科学划等号的，故凡是不能被“数学化”（ mathematization ）者，就不具备“科学”的身份。基于此，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叶，相当一部分西方科学史学界人士便想当然地认为，由于“缺乏严格求证的思想”“形式逻辑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数学理论，中国主要的数学书籍和知识，都是源自外国特别是古希腊；古代中国在数学方面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建树，没有真正意义的数学；鉴于中国的“科学”从未纳于对自然现象探索“数学化”之轨道，缺乏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对自然界作数理假设、系统化的实验、结论的普适性与世界范畴的可行性——亦即没有科学，充其量只属于传统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发端于欧洲及其向美洲的延伸”，遂成为西方人下意识的、自我陶醉的一种优越感，而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学者则为此焦灼不安，深以本国文明未能产生现代科技为耻。一场跨世纪的论争，遂围绕“中国的本位科学历史”这个主题展开。

长期以来，这场论争都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欧洲中心论”遂得大行其道。西方科技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人成功之处是技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中国科技史上虽然也产生过众多符合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其背后独缺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自然就不能登上“科学”这个大雅之堂。令人遗憾的是，极少数国内或华裔学者忘其所本、随人起舞，也去附和这种“重西薄中”“是今非古”错误观点，而因袭西方人的成说，人云亦云“传统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的基因和科学发展壮大的土壤”“没有充分重视演绎科学”；中国的发明创造由于实用主义取向使然，往往重过程而轻求证，停留在纯粹经验的阶段，“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是实践的智慧而不是理论的科学，就像传统中医那样“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并因此妄断“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也没有一套可以与‘西学’分庭抗礼的‘科学’遗产”（余英时， 2008 年）。总而言之，“中国没有科学！”

三、不平则鸣，“起向高楼撞晓钟”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不带偏见的科学史家和学者，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固有的科技文明，千百年前已蔚为世界之雄，经纬天地、照临四方，“其居他人之前者时逾千载，而其落后者仅最近一二百年事，在悠长之人类历史中，仅不过一刹那之落伍……”（陈立夫， 1972 年）这一点完全可以征之于 16 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 300 项发明和发现中，中国独占 173 项这一事实。即便单就数学而论，也绝对不让西方专美，盖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率先产生完备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包括分数在内的四则运算；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第一个把圆周率精确推算到小数点后的第六位，并将这一世界记录保持了 1200 年之久；宋元时期的天元术、四元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一次同乘式理论和高次差的招差法等，都领先于西方至少 500 年以上……而被徐光启讥为“其义全阙”的《九章算术》，其所记载的正负数概念和联立一次方程组解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就其影响力而言，实足与《几何原本》齐驱并驾、竞秀联芳。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擅长数学的民族。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毛泽东， 1940 年）。

1986 年，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罗伯特 · 坦普尔（ Robert Temple ，中文名“谭如波”）在其著作 The Genius of China （《中国的创造精神》）一书中，通过大量列举古代中国在农业、天文和制图学、工程技术、医药卫生、交通运输、数学、物理学、军事等领域率世界之先的科学发现及技术发明成就，并详细而通俗地叙述中国古代科技的 100 个世界第一，掷地有声地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形成之基础发明和发现，殆有半数以上均滥觞于中国……世界文明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代科技是东西方文明共同创造的产物……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对此迷焉罔觉，这实为自有人类存在以来最大的历史盲瞽”“如果不是从中国引进了诸如船舵、指南针和多桅杆等船舶和航海方面的改良技术，西方航海大发现永远不可能发生，哥伦布岂能远航美洲，欧洲人也就无从建立殖民帝国……假使不是从中国引进了纸张和印刷术，欧洲人手誊书籍的时代必然会漫长得多，文化传播亦必不会如今日之广泛……”

而在这个问题上最仗义执言，也是最具权威的，当属贡献毕生心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著名英国学者、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李约瑟博士（ Dr. Joseph Needham ， 1900 — 1995 ）（见图 2 ）。作为国际科技史学界泰斗和当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功臣，李约瑟博士向来景仰中国，并对其博大精深的文化素怀孺慕之情。面对向西方一边倒的这一学术论争，他不平则鸣，将多年研究成果发为论著、以卫真理，起而为中国科学技术辩护，为华夏创造精神扶轮，实让中国科技史学界深觉吾道之不孤，而足使极少数妄自菲薄、徒拥宝藏而求馈于人的学者如闻晓钟、振聋发聩。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古代学者虽然也不乏“即物穷理”的求知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敢于通过调查求实去否定经书上已有的“定论”，推倒陈陈相因的旧说，而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然而由于深受道家“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些传统文化和消极思想的影响，因此虽然技术发明有目共睹、誉满天下，但是毕竟“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与西方近现代形成的一整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相比较，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四、“但有虔诚一点心，愿为世界开太平”

李约瑟博士与中国科技文明结缘并在情感上“皈依”中国文化，至少可以回溯至 1937 年。是年，一群庸中俊俊、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科学家来到英国大学城剑桥，在李约瑟博士工作的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攻读博士学位，其中之一是半个多世纪之后成为李约瑟博士第二任妻子的南京药商之女鲁桂珍。通过他们，李约瑟博士最初与闻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并为之倾倒，渐渐开始对当时“欧洲中心论”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史学界产生质疑，病其根深蒂固的偏见，慨然而有澄清之志。从那时起，他就发愿要在有生之年参酌古今、博辑中外，“撰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可信度高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历史、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著作。”以此宏愿为鹄的，李约瑟博士开始刻苦学习中文。

1942 年是中国正式对日宣战的第二个年头，全面抗战也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是年，李约瑟博士毅然放弃在英国的优渥薪酬待遇和研究环境，作为英国文化协会和皇家学会代表，并衔“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之使命，不远万里、几经辗转，取道美国复经印度，来到寇深日亟、抗战正酣的中国，在英国驻华（重庆）使馆担任科技参赞。使华期间，李约瑟博士秉持科学家的人道情怀，复能推其爱众济世之心，参与英国援华运动，主持实施英国政府以科技文化合作方式援助中国抗战的计划，通过资助迁往内地的科研教学机构，补给当时中国抗战急需的科技书籍、物资、设备和仪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帮助中国科技界振奋学术斗志、重建科学活动，以共赴抗战建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业。

要赢得抗战胜利，“人人抱必死的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这种艰苦的牺牲精神固然可贵，但物质力量也是十分重要的，而要真正发挥出后者的最大效应，科学技术至关重要。为此，移驻重庆的国民政府适时发起了一场国防科学运动，期以科学技术强固国防力量。基于这一背景，李约瑟博士使华期间所肩负的另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在重庆筹维中英科学合作馆（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见图 3 ），以配合这一运动。在战时军事至上、胜利第一，举凡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均以抗战为优先的情况下，李约瑟博士犹能积极策划推进，以底于成。合作馆建成之后，更亲董其事，担任馆长，在综理馆务、日不暇给之余，留意人材、善善从长，扶植青年、奖掖后进，对处于战火兵燹当中的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特加注重。与此同时，李约瑟博士还致力于中英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包括互相提供研究资料和文献、协助邀请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将中国科学家的著作介绍给西方世界、向国际科学界输送中国战时的科研信息，以及帮助中国大学生申请并取得赴英国留学的奖助学金等。

李约瑟博士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掺杂任何功利思想，正如他在一首自咏诗中所表达的那样，“但有虔诚一点心，愿为世界开太平。”

为旌表其劳绩和贡献， 1945 年 10 月，国立四川大学、四川省教育厅、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学院、中央医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著名学者联名向李约瑟博士伉俪赠送“科学泉源”刺绣锦旗一面。

五、“还给中国科技一个公道！”

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尽管夷险不测、成败无定，更兼交通落后、山川修阻，李约瑟博士仍以坚韧的毅力，凭藉“读无字之书”的实践精神，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先后往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陕西、甘肃和青海等 10 省，参观大学院校、科研机构、文化机构、兵工厂和实验室近 300 个，广泛接触学术界人士，了解科技人员工作情况，荐送他们的科研论文向英、美科学期刊投登，并给各大学赠送科技书籍，累计行程逾 2500 公里。通过这些学术旅行和交流活动，李约瑟博士与梅贻琦、竺可桢、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等中国学者和科学家成为莫逆之交，结下深厚友谊，并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决心。藉由旅途当中进行不辍的史料研究和实地调查，李约瑟博士爬罗剔抉，发掘出无数鲜为人知的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并惊为“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金矿”，由是坚信，中国的科学技术在 16 世纪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方，“勃兴于 17 世纪的现代科学……在许多方面实奠基于千百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所取得之成就”，进而提出“要研究人类精神及物质发展史，就不可能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观点。

以这段宝贵的使华经历以及因此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经验为基础，抗战胜利并返回英国后，李约瑟博士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发表演讲，竭力宣传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并阐明中西文化传统虽循殊途分隔发展科学，但是历经千百年交流融和，中西科学已同归于“现代科学”，并与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不断积累的科学文明成果总合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代科学体系，因此，世界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全球共享、利用厚生、造福人类，最终向中国《礼记》中所描述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境界迈进，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地邀集 20 多名科学家和科技史专家，组成一个宛如“跨国公司”的工作团队，正式投入到“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研究中，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编撰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一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这一不朽的系列著作。这部由 7 大卷 25 分册构成、篇幅达 2000 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向被誉为“对中国科技‘结账式’的经典之作”，它高度肯定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用确凿的史实去证明中国古代科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嚆矢，去支撑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最重要的是，这是李约瑟博士实践其“我此生最大用心，就是还给中国科技一个公道”誓言的一项具体行动。

六、克愿含笑九原归

笔者对李约瑟博士这一“此生最大用心”，实有切身之体会。 1995 年 2 ― 6 月，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在结束瑞士卢塞恩站展出之后，以“中国：知识的摇篮”（ China: Cradle of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