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系主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SPRU中心博士，主要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企关系，包括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在工业能力成长与国家能力建设中的角色，制度环境对企业组织系统、企业内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等。
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存废的争论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不论作为理论思索还是政策议程，这次争论都显得格外令人瞩目。因为在多源流的社会科学大家庭当中，几乎只有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界（Orthodox economics）内才存在较普遍的、否定或无视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角色的思潮；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我们也甚少见到不采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而成功实现工业化和持续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家。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场争论理解为一次在理论和实践的孤岛上进行的辩论；恰恰相反，正因为它的例外特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启示上我们都应对其反复品味。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曾发生过类似的争论，其奠定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政策基调，而这正昭示出该争论与日本政策实践的紧密结合。但2016年发生在中国的林张之争，则更类似于一种“理念之争”，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被当作“摩擦力”似的边际变量，辩论者再以“无摩擦的世界”为逻辑起点讨论物理问题。这并不是指两位学者没有援引史实证据，而是其证据的代表性和情景条件的双重缺失使证据在争论的应用显得异常单薄，由此实证证据的出现反倒与理念导向的讨论造成了逻辑上的唐突。
与“理念之争”相比，中国的政策实践者一贯体现出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而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理念的确又持续地指引着“现实主义改革者”对中国市场乃至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即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恰好是在市场化理念下由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国家组织来驱动的。后者，起码从改革所呈现的发展效果来看，无疑是塑造了新的结构、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这恰好能够为对顾昕教授赞赏的罗德里克等人的论述留下一个极好的注脚。从中国改革发展中“理念”与“实践”的奇妙组合来看林张之争所受到的社会热议，它事实上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在发展思路上所产生的困顿。
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大家庭中更具实证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创新政策及产业政策研究者们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以解释那些事实上在这些学科的逻辑起点就已经充分诠释的基础问题。这些努力固然带有理论发展和理论重造的成分，但也是在转型期尝试理解新情景、响应社会疑问的同时构建理论合法性，诉诸于理念，从而试图影响社会讨论的认知基础。
经济学家顾昕教授的作品《产业政策治理模式创新的政治经济学》正好呈现了这样一种理论企图。他的文章事实上是对政治经济学“发展型国家”后续理论推动的研究倡议。这一倡议构建在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和阿基翁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即市场失灵的普遍性；由此讨论的核心不再是产业政策是否必要，而是在承认社会经济生活中国家必要性的前提下，讨论怎么样的产业政策是合理的，并由此发展有关产业政策的理论。这也正是顾昕教授所倡导的“市场增强型政府”或者“能促型政府”研究的框架所在。而这样一种努力，无疑将有利于我们把对政策和发展的思考与国际相关的经济学（家）的探索结合起来，为中国相关的“理念”争鸣引入更多、也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源流。同时，这一倡议在逻辑上也极富美感，顾教授反过来又回应了詹姆斯—罗宾逊，皮特—埃文斯和曼瑟—奥尔森等多源的理论主张，进取性地为理论的推进设定了价值理念和讨论焦点。
政治经济学家宋磊教授的文章则为读者提供了更具开放性的理解框架。他为读者理解产业政策引入了管理实践与政治逻辑两个源流。这一工作实际上把讨论重置到政策实践背景中来，即发展型国家在驱动经济社会发展中为解决资源约束、系统效率不平衡等问题上主动而且重要的角色。管理实践和政治逻辑的引入，事实上否认了把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理解为牛顿物理学世界中“摩擦力”的理论预设，相反它昭示了这样一条主线：在发展过程中，正因为信息不对称、资源限制在结构化经济行为中所形成的系统性约束、协调失灵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由此国家的干预、以及国家如何干预、国家自身的行为逻辑反倒应当是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主角。这事实上与熊彼特主义传统、演化经济学把创新和产业发展理解成为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其中包括狭义上的市场主体和政策类非市场化主体）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宋教授深刻地指出，如果把产业政策的讨论只限制在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之内，那么无异于画地为牢，不但会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且也可能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演化理论把创新和产业发展过程理解成为相关行为者的动态演化的互动过程，这个互动过程不仅仅制造了价格信号，更塑造了每一方参与者的行为、能力、新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发展演进的方向；由此在演进过程中市场必然是失灵的，正如同政府也必然是失灵的一样；因此对问题的讨论也必然需要放到一个系统性的视角来看，即应对系统失灵问题。作为这一互动过程的塑造者之一，国家作为资源、人力和规制等多种要素的供给者，其参与则成为了必然，而这种干预的成效则很自然地应当取决于相关行为的系统性、以及这一系统是否对发展任务具有良好的响应。也就是说，正因为发展任务是动态的、系统性的，那么作为发展工具，政策本身也应当是动态的、系统性的。上海社科院底晶同学《德国创新产业政策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为读者提供一个带系统层级性的政策体系，即为了实现对创新和产业发展过程的有效推动，成功国家的政策往往带有系统性，它们分布于不同的层级之中，同时又力图相互协同。那么对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必要性及绩效的衡量，就不能简单地基于具体特定的某一项“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而需要从系统性的角度去衡量它。
此外，我们还曾经转载过大量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进行实证检验的论文。这些论文往往通过用政府直接投资、补贴、税收优惠不同的变量来度量政策，同时又往往采用工业增长指标或者专利、进出口等指标来在选定的范畴下开展研究。对于这些实证研究，读者们或对它们的研究设计和所采用方法、以及最后的观点各有看法，但这些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并没有把理念问题和现实问题对立起来，而是直击了现实发展问题的核心。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现实，回到发展实践，回到已经被工业发达国家发展历史证明而且还在继续被证明着的历史洪流中来。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能起一些作用，更在于其政策实践——即“国家”在处于发展历程中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组织性作用——是塑造市场、推动系统性变迁的基础性力量。从后者的角度来讲，产业政策有能起作用的，也必然存在不起作用甚至令产业发展和市场发育倒退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画地为牢的经济学家们倒往往有为支持产业政策的辩论对手强加立场的偏好；而这种做法，正如宋磊教授所指出的，既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同时往往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那么，面对复杂的发展情景和现实艰巨的转型任务，我们更有必要去正视社会科学大家庭的多种源流，以作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分析现实世界、并推动理论进步的需要。理念需要反复地与实证研究、历史研究握手，才能够继续有效地影响着国家作为市场的塑造者，并完成其自身持续的自我改革和演进。
“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存废争论”全文转载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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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国平：《论产业升级的政策环境——兼谈构建我国新型产业政策体系》，《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产业经济》，2017（4）；
4杨其静，吴海军：《产能过剩、中央管制与地方政府反应》，《世界经济》2016.1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产业经济》，2017（3）；
5王君，周振，《从供给侧改革看我国产业政策转型》，《宏观经济研究》2016.1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产业经济》，2017（3）；
6马壮等，《产业政策提升资本配置效率还是破坏市场公平？》，《科研管理》2016.10，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产业经济》，2017（1）；
7李苏秀等，《基于市场表现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剖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9，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产业经济》，2017（1）；
8于良春，王雨佳：《产业政策、资源再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16.5，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产业经济》，2016（12）；
9黄清子等，《中国环保产业政策工具的比较分析——基于GRA-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资源科学》2016.10，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产业经济》，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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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余明桂，范蕊，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6.1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4）；
12王程韡，李振国：《我们是否需要一种“需求侧创新政策”——来自“先进”国家的经验》，《科学学研究》，2016.1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4）；
13欧定余，魏聪：《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研发制造企业的生存风险》，《经济科学》，2016.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3）；
14李维安，李浩波，李慧聪：《创新激励还是税盾？——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究》，《科研管理》，2016.1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2）；
15耿慧芳，张杰，杨震宁：《市场环境变迁和政府政策冲击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考虑企业竞争战略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技术经济》，2016.10，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2）；
16王程韡：《创新政策网络的本体论基础——以“创新生态”话语在美国国会的扩散为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10，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2）；
17孙璞，尹小平：《政府科技补贴能通过企业科技创新改善产能过剩吗——基于新能源产业与汽车产业对比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6.10，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1）；
18马玉琪，扈瑞鹏，赵彦云：《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与中关村企业创新投入——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6.19，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7（1）；
19江轩宇：《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地方国企金字塔结构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16.9，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6（12）；
20董静，翟海燕，杨自伟：《政府科技资助对谁更有效——基于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三位交互的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6.10，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6（11）；
21孙艳艳，吕志坚，王晓迪，范漪萍：《日本区域创新政策的案例分析研究——以日本首都圈为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20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