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教授：没有证据表明刷手机导致智力下降

“我大脑的衰退完全取决于时间和年幼的孩子们。”他说，“我不认为科技中存在比生活本身的美妙更具破坏性的力量。”

普日比尔斯基专门研究科技对认知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越来越多的书籍、播客、文章和研究似乎让人相信，数字生活正在对我们的大脑进行“额叶切除术”。

2024年12月，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将“脑腐”（brain rot）选为年度词汇（严格来说是两个词，不过我们就不较真了）。这个词比喻的是无意义或缺乏挑战性的网络内容，以及我们无休止滑动屏幕带来的影响。所有这些信息让人们普遍担忧——我们和孩子们几乎无法避免的线上世界，是否正在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削弱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力，甚至降低我们的智商。而这可不妙，因为另一个会显著损害认知功能的因素就是——焦虑。

听到这个消息，你可能会松一口气：对于那些聳人听闻的报道，许多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这种“道德恐慌”是没有依据的。

“自2017年以来，人们不断地在说：‘屏幕、科技、社交媒体是另一个世界，它对你和你的孩子都不利’。”普日比尔斯基说道，“但这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很多低质量的研究迎合了人们对科技的偏见。由于它符合大众的既有观念，这些研究很容易被媒体炒作。其次，要发表质量低下的研究并不难，只要勉强显示出某种相关性，然后夸大解读，这样就能吸引关注并获得资金支持。”

当然，没有人否认网络世界存在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受到伤害。“生活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出门有风险，过马路也有风险。”普日比尔斯基指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教年轻人学会的技能——评估风险，并学会如何行动。同样，互联网也是有风险的。”

他说，近年来充斥着大量观点文章和畅销书，这些书在科学上非常粗糙，但作者却讲得信誓旦旦。“这些书里的观点没有经过同行评审”。它们引用的研究往往样本量很小，没有对照组，并且只是描述相关性，而不是证明因果关系。“人们会说：‘iPhone 是2007年发明的，Instagram 在2012年流行起来，天哪，你看，科技使用增加的同时，心理健康状况下降了！’ 这听起来像是常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它。但这根本不是科学。”

2023年，普日比尔斯基和他的同事分析了美国近12000名9到12岁儿童的数据，结果发现屏幕时间对儿童大脑的“功能连接性”（不同大脑区域之间的沟通方式）没有影响。研究团队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孩子们在完成任务时的脑活动，结果并未发现屏幕时间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他们还发现，屏幕时间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自我报告也没有负面影响。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进行研究——严格把关每个细节，在看到数据之前就先明确假设，公开数据和代码——那么这样的研究往往不会显示出人们预期的那些负面影响。”

当然，没人去讨论科技的正面影响，比如帮助人们建立联系和社区。“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会发现拥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家里有高速互联网的年轻人，他们的整体幸福感更高。在多个心理健康指标上，他们自我评价更幸福。” 

“当《柳叶刀》自伤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进行证据评审时，当学术界进行荟萃研究时，都没有发现‘科技恐慌’所宣称的那些危害。” 他说，“这正是因为‘科技恐慌’并不是基于证据，而是基于情绪。”

2005年，一项“研究”宣称，使用电子邮件比吸大麻更能降低智商——这成为“科技危害论”浪潮的起点，甚至至今仍被媒体经常引用。然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实验脑研究教授谢恩·奥马拉（Shane O’Mara）发现，这项研究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只是一篇新闻通稿。这个所谓的研究只是某位心理学家为惠普做了一天咨询工作的结果。后来这位心理学家自己都承认，这项研究被夸大解读，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困扰。

这位心理学家在进行电子邮件使用情况调查的同时，还做了一个为期一天的实验室实验。实验对象仅有8人，当他们的屏幕上出现电子邮件提醒，同时手机铃声响起时，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有所下降。后来，他本人写道：“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注意力分散效应，并不是智商的永久下降。把它与吸大麻或睡眠不足相提并论，是其他人擅自夸大的，与我的本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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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发现，“问题性互联网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可能会导致大脑结构变化，这听起来相当可怕。但需要注意，这些研究关注的并不是普通人群，而是那些已经存在“网络使用问题”的个体。奥马拉指出，这些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也许是因为你本身就有某种特质，所以更容易过度上网。我们根本不知道答案，因为从未有人完成这类因果关系研究——它们规模太大，难度太高。”

此外，大脑结构在一生中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例如：怀孕期间，灰质会减少，但产后又会重新生长，并伴随其他大脑变化。正如奥马拉所说：“大脑的可塑性极强，远超我们的想象。”

他还认为，我们现在批评自己沉迷社交媒体、刷可爱动物视频、关注明星动态或体育赛事集锦，其实是一种“缺乏历史观”的表现。他说：“人类一直都容易分心，一直都喜欢短暂的慰藉。如果你回顾英国媒体史，比如二十世纪四、五、六十年代，每天有多少百万份小报被售出？数量可谓惊人，因为人们就是喜欢这些东西。这本来就是人类一直以来的行为，我们现在的批评其实带有某种道德优越感。”互联网时代是否让飞机失事变多了？是否让手术失败率上升了？“答案显然是没有：我们在这些领域的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好。”

奥马拉指出，我们一直都必须面对“注意力瓶颈”的问题。“自从我开始阅读和研究心理学以来，我们就一直告诉学生：‘别一心二用，你做不到。’”多任务导致效率下降的现象，并不是互联网带来的新问题。普日比尔斯基也提到，养育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任务切换”场景。孩子的不断打断，让成年人都很难连贯地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类似地，如果你在开车时使用智能手机，当然会增加车祸风险。

关于“科技发展，而IQ却在下降”的可怕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我联系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认知发展与病理学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弗朗克·拉穆斯（Franck Ramus）。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IQ是否真的在下降。20世纪，人类的IQ得分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但到了千禧年左右，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这种“平台期效应”早在预料之中，因为人类大脑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他举例说：“过去几十年里，人类的平均身高在不断增长，但我们总不可能长到三米，对吧？所以，人类的生理极限是存在的，大脑大小也是如此。”

拉穆斯指出，目前观察到的IQ下降幅度很小，尚不能得出确凿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他提到：“有一项针对2013年之前所有数据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IQ得分至少在2010年左右仍然呈上升趋势。但与此同时，确实有一些研究记录到IQ在某些国家略有下降。例如，一项广受讨论的挪威研究发现，过去二十年间IQ出现轻微下降。但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研究仍观察到IQ的持续增长。”

拉穆斯指出，当提及屏幕暴露时，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这可以是任何东西。屏幕只是一种媒介，真正重要的是内容。所以，当你讨论‘屏幕’时，你其实也可以讨论‘纸张’。纸张也是一种媒介，可以记载任何东西。” 

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柏拉图——他将“脑腐”和书写的发明联系起来，辛辛那提大学哲学与心理学教授托尼·切梅罗（Tony Chemero）说。他在2021年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上的论文中指出：“技术可能会改变认知，但并不一定会损害它。”他说：“人们如今的这种担忧，2500年前的柏拉图也有过。他当时写道，书写会让人变笨，因为他们的记忆力会变差，讲故事的能力也会下降。”

切梅罗并不特别喜欢智能手机或人工智能，甚至对ChatGPT的出现感到头疼，因为它迫使像他这样的教授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以确保学生提交的作业不是ChatGPT生成的。“但至少有一点，智能手机和AI并不会让我们变笨。”他说，“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不断适应新环境，而这正是“聪明”的体现。现在，我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虽然他仍然能记住高中同学的电话号码，但年轻人的大脑已经被解放出来，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们真正希望科技帮助我们做的，是那些既困难又无聊的事情，比如复杂的计算、死记硬背。这些任务，人类如果没有科技的辅助，其实并不擅长。”

他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我们将一部分记忆外包给科技的情况下，记忆究竟是什么？“它是大脑执行的一种功能，还是我们具备的一种能力？如果科技帮助你记住更多的东西，而你的大脑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你的记忆力变差了。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形。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毕竟，人类成功的秘诀一直在于对工具的使用。“聪明意味着能够完成许多事情，而我不认为手机会让我们做事时捉襟见肘。”

哈肯萨克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系主任加里·斯莫尔（Gary Small），长期研究数字技术使用的潜在危害和益处。他同样避免依赖仅仅基于相关性的研究。“据我所知，”他说，“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使用数字技术或电子设备会导致永久性的大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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