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 以廉润心——陕西廉洁文化系列宣传之六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延安时期，党的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着力强化党内监督约束，形成了自上而下、较为完备的管党治党制度框架和理论体系。

1937年3月13日，重新颁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同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四个服从”,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制度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性的纪律要求。

（图片来源：人民法院报）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在这一法案经过边区参议会讨论的基础上，最终于1939年通过并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反腐败法规，它以法律权威地规定，凡贪污1000元以上者均处以死刑。

1939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战时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的要求。

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出台，其中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纲领的施行使边区政府成为廉洁勤俭政治模范区。

正是这种严格的管党治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凡是发现腐败行为之干部无论其职位高低一律严厉制裁的铁腕手段，保证了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党和人民结下了“鱼水情谊”，保证了党风、政风和廉洁政治的健康发展。

加强严惩重治，坚决查处

不正之风和贪腐问题

延安时期，少数党员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无视党纪政纪，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这些违纪分子绝不姑息，从严惩办。

曾任靖边县裁判委的艾印三，不仅浪费腐化成性，而且私受贿赂，干预司法公正，营私舞弊，破坏政府信用，私自释放犯人，被开除党籍并依法惩处。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将贪污腐化的领导干部王华亭、刘润华、刘善安、王鸿荣、黄炜、曹世华等6人开除党籍并予以法律制裁。

在这些铁腕反腐案例中，较为典型的是“莠草”肖玉璧案。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全身有90多处伤疤，为革命立下过赫赫战功，曾是红军中的英雄人物。

1940年，毛泽东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当他看到病榻上的老战士肖玉璧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时，心情十分沉重，于是把自己每天的半斤牛奶让给肖玉璧喝。

然而，肖玉璧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某税务分局局长期间，无视法规，滥用职权，贪污腐化，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行刑前，肖玉璧向毛泽东写信求情，毛泽东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延安时期我党改变了苏维埃时期对曾经有过功绩的党的干部减轻处罚的规定，对贪腐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共查处各类贪污案件235件，有效遏制了腐败滋生蔓延。同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通过整风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保持革命队伍的廉洁清明，逐渐形成了严厉惩处打击、严格制度建设、严肃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的反贪惩腐斗争经验。

“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1940年的一天，毛泽东主席要从杨家岭去延河对岸的马列学院作报告。学院领导派干部“陪主席走走”。毛主席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我们既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谈笑间，作出了示范、立下了规矩。

（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