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

信任对政治系统至关重要（Sztompka，1999），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官员、政府机构及其政体信心的评估，若实际感知越符合预期，则信任度越高（Easton，1965；Citrin，1974；Miler，1974；Shi，2001）。政治信任有不同层次和维度，既可以指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态度、对政治制度和政府部门的认知，也可以指个体对政治行动者的评估（Newton & Norris，2000），一旦与预期有落差，对政治领袖、政府政策或政治机构、政体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Citrin，1974；Craig，1993）。美国的政府信任呈金字塔型结构，即地方政府最值得信赖，州政府次之，联邦政府的可信赖度则最低（Jennings，1998；Tyler & David，2008）。与美国的政府信任格局相反，中国社会则存在“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层级差现象（Shi，2001；Li，2004；李汉林，魏钦恭，2013：129；管玥，2012），被称之为“差序政府信任”（李连江，2012；吕书鹏，2015）或“逆差序政府信任”（罗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

对政府信任的解释主要有制度、文化、社会资本三种解释范式（Mishler & Rose，2001；熊美娟，2010）。制度理论强调民众对物质利益的算计、政府承诺的判断和政府表现的评估会影响其政府信任，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建立在对政府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审慎评估基础之上（Mishler & Rose，2001）。如果政府公信力强，获得民众认可，则政府或制度的可信度会增加，就会有较高的政府信任（Newton，2001）。因此，民众对政府职能和绩效的感知越明显、越满意，对政府绩效的预期与实际之间的落差越小，由此，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越高，政府信任度也越高。本土研究佐证了制度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力，即经济增长、民生福利、惠民政策、公共产品、官员执政能力、官员工作作风等政府绩效，公共政策的分配公平感、生活满意度等指标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史天健，吕杰，2007；肖唐镖，王欣，2011；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孟天广，杨明，2012；管玥，2012；吕书鹏，朱正威，2015；胡荣，池上新，2016；邹宇春，赵延东，2017；罗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

文化理论强调政府信任的国家、社会、族群间差异（Mishler & Rose，2001），认为传统政治文化（应星，2011：149-154；肖唐镖，王欣，2011），国家对媒体的控制（Kennedy，2009）以及政治图像的生成和传播（Hibbing & Theiss-Morse，2002）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本土实证研究证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儒家传统思想起到了维持既有政府信任格局的功能（Shi，2001；肖唐镖，王欣，2011；高学德，翟学伟，2013；池上新，2015；吕书鹏，朱正威，2015），接触媒体的频率对政府信任呈负向显著影响（胡荣，2007；Li，2013；吕书鹏，2015），主导政治图像生产的话语权的优势使中央政府较之于地方政府更有能力生产取信于民的政治图像（叶敏，彭妍，2010）。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团、集社等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横向联结组织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团体信任产生的溢出效应会促进个人对社会和政治的信任（Putnam et al.，1993）。参与者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越多，信息流通越充分，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深，合作也就更容易，以往合作的成果有利于促成未来的合作。胡荣等（2011）提出了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假说，发现“社团参与”因子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公共事务参与”因子对于政府信任有正向显著影响，

显示了中国语境下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罗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发现了政府信任的信任传递机制，即民众倾向于更加信任认识之人所任职的政府，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资本范式对政府信任的解释力（马得勇，王正绪，2009；熊美娟，2011；马得勇，2013；高勇，2014；陈云松，边燕杰，2015；胡荣，池上新，2016；邹宇春，赵延东，2017；帅满，罗家德，杨鲲昊，2018）。

制度范式强调了绩效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文化范式聚焦政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信息接触对认知的型塑，社会资本范式则折射出微观人际信任演化为宏观政府信任的信任传递效应的影响力。三种范式可以互相兼容，共同解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西方政府信任现象（马得勇，2007；肖唐镖，王欣，2011；游宇，王正绪，2014；邹宇春，赵延东，2017）。21世纪是互联网技术深入渗透人类工作和生活的网络社会（卡斯特，1996/2001），席卷中国大地的“互联网+”将各行各业裹挟其中，移动互联网“众媒时代”和人机交互“智媒时代”的到来更是无孔不入地嵌入个体的工作和生活（李明德，刘婵君，2018）。学界普遍将媒介分为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MSN、微博、QQ、微信等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两大类（卢春天，权小娟，2015；胡荣，庄思薇，2017；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那么，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发挥作用的“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下，不同媒介使用类型分别会对地方政府信任产生何种影响？其正负效应背后可以体现哪些政府信任作用机制？

（一）研究综述

关于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基于电视和政治态度的关系研究，“媒体抑郁论”认为媒体接触会导致政府信任下降，媒介竞争使电视新闻聚焦政府部门和政治人物的负面新闻、政治冲突领域，以吸引受众注意力，型塑了民众政治冷漠和疏离、嘲讽政府机构、政治信任度低等政治态度（Robinson，1976）。与“媒体抑郁论”的观点相反，另一派学者认为媒介使用对政府系统有正面影响，有助于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报纸、电视等媒介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有助于增加民众对政治的认知，激发民众的政治兴趣，起到促进民众政治参与的作用（O’Keefe，1980；Becker & Whitney，1980；Norris，2000）。第三种理论观点将媒介视为中性的资讯传输中介，认为媒介内容是影响民众政治态度的原因和结果（Garment，1991）。

源于西方的媒介影响政府信任理论观点不一，本土实证研究发现则具有相对一致的结果。章秀英、戴春林（2014）发现，网络接触不利于政府绩效评估、威权主义价值观的维持和提升，但对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但由于政府绩效评价和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度强于政治效能感，因而网络接触对政治信任的总体效应为负向影响。张明新、刘伟（2014）基于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包括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两条路径，其中，传统媒体对于维持和提升民众政治信任的功效微弱，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存在挤迫效应，且接触更多海外另类网络媒体、更频繁参与网上公共事务的人的政治信任水平越低。

卢春天、权小娟（2015）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发现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使用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而互联网和手机上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胡荣、庄思薇（2017）运用同一数据的发现佐证了这一结果，即使用传统媒体能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使用新兴媒体则显著降低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基于2014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的分析发现，官方媒介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官方媒介接触则对网民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基于不同调查数据，既有研究对媒介使用影响政府信任的研究具有相对统一的研究结论，无论是将媒介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还是官方媒介和非官方媒介，总体而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使用不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官方媒介则有助于增进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部分研究将总体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有的采用层级政府信任测量方法，因变量及其划分标准不统一，而既有政府信任研究普遍表明我国的政府信任格局存在“央强地弱”现象（Shi，2001；Li，2004；李连江，2012；罗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不对政府信任进行层级间的区分或区分标准不统一可能无法精确呈现媒介使用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向；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日趋广泛和网络知识社群的日益普遍，知识社群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值得探究，但既有研究多将媒介使用进行新旧媒体、线上和线下媒体的二元划分，将新媒体视为统一的整体，未对网民热衷参与的知识社群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下，由于民众倾向于信任高层政府，而对与之距离更近的地方政府反而心理距离越远，因此，讨论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应区分高层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二者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且对高层或地方政府信任的测量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可重复性；且研究者也应关注民众使用新媒体方式的内部区别，即是仅运用新媒体获取信息，还是运用新媒体建构和参与知识社群，因为线上获取的信息可能是传统媒介传播的信息，也可能是其他渠道的信息，而知识社群参与则不仅可以传播信息，也可能建构知识和信息，成为信息源。

在政府信任操作化不统一、媒介使用分类不够细致的研究背景下，本文拟进行两方面的方法创新，与媒介使用影响政府信任的既有研究对话：其一，对不同信任对象信任程度的问项进行因子分析，从而得到明确、排他性的地方政府信任因变量；其二，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二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新媒体分为互联网使用、知识社群参与两类，从而将媒介使用分为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知识社群参与三类。本文拟运用2014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14）分析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与既有研究进行对话。

（二）理论假设

作为党和政府的传统宣传渠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受到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新闻出版署的双重领导和审查，因此，在半开放式媒体环境下（吕书鹏，2015），民众从传统媒体接触到的信息是权力部门进行议程设置后的选择性呈现，主导话题选择、过滤负面信息、强化宣传正面信息等有助于民众获得积极的政策绩效感知，树立取信于民的政治形象，从而夯实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传统媒体对政府信任的正向显著影响（卢春天，权小娟，2015；胡荣，庄思薇，2017；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控制个体政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信息内容和接触频率是影响政府信任度的重要途径，因此，民众接触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接收有利于执政党合法性提升、地方政府绩效宣传等信息的机会越多，亲近、信任政府的政治社会化的程度越深，政府绩效感知越强烈，有利于维持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由此得到：

假设1：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度越高。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其传播效率高于传统媒体，且受党和政府的管控程度更低，信息来源和传播的议题、内容更加异质和多元。长期经济增长往往会塑造一批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公民，他们具有较强的批判、质疑意识，不会轻易为政府的意见所左右，因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较低（Inglehart & Welzel，2005）。使用互联网较多的民众，接触异质性群体和信息的可能性较高，并更可能通过戏谑、调侃、嘲讽、黑化等迥异于传统媒体的方式阅读、传播信息，对政治体制、政府角色、政府绩效、政府官员角色及其行为等议题进行独立思考、形成反思性认知的可能性越大，个体化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卢春天，权小娟，2015；胡荣，庄思薇，2017；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

互联网传播的异质性信息带来的政体比较、政治反思和认知转型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而互联网的信息透明度也会影响民众对各级政府角色扮演的认知，对地方政府信任带来负向影响。我国形成了上下分治的治理体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决策和执行的分离，且地方政府是回应公共危机的责任主体（刘晖，2007）。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民众更为完整、全面获悉中央政策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越有可能发现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效能与中央政策之间以及报道宣传和实际绩效感知之间的落差，从而形成较低的政治效能感，侵蚀地方政府信任。此外，地方政府往往出于规避上级惩罚、维护自身利益等原因而掩盖公共危机、封锁或部分公开信息，互联网媒体使用有助于民众增进对地方政府真实角色表现的认知，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基于信息接触形成的认知转型机制，可以得到：

假设2：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度越低。

在互联网时代，民众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信息、建构和经营个体社交网络，也可以在邮件群组、知乎、豆瓣、QQ、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发起和参与知识社群的讨论，探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消费和生产知识等。参与知识社群有相应的门槛，具备视野开阔、思维活跃、逻辑清晰、表达能力强等特征的个体更有可能积极参与知识社群。知识社群参与者基于独立思考、群体讨论和辩论等形式的交流，在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就政治和社会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是一种横向联结而成的社区自组织，团体内部会形成基于共识和认同的信任关系，线上社会资本的增加不仅有有助于线上合作的生成，也利于促成线下互动（周军杰，左美云，2012）。因此，知识社群参与一方面可发挥团体内部人际信任转化为政府信任的信任传递机制，另一方面，线上线下合作的促成有利于提升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形成更好的绩效感知，在信任传递和绩效感知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由此得到：

假设3：知识社群参与数量越多、频率越高，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度越高。

（一）数据

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2014年数据（JSNET2014）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样本覆盖了长春、天津、济南、上海、厦门、广州、西安和兰州八个城市，共有5480笔有效数据。问卷调查了受访者的家户、求职经历、媒介使用、社会网络、社会认知和态度等方面的信息。问卷由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硕博士生担任调研员，进行入户调查，此次调查是延续2009年的追踪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如下：男性2585人，占47.2%，女性2895人，占52.8%；受访者年龄介于20至7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7.51；已婚者占80.0%，未婚者占19.2%；党员（包含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占24.9%；城市户口者占87.3%，农业户口者占12.7%；汉族占96.7%，其他民族占3.3%；具有大学学位者占43.2%，拥有硕博士学位者占2.9%。（二）变量本文将地方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该变量为定序变量，变量值越高，则代表受访者的地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媒介使用为自变量，人口学、家庭背景及社会经济地位等指标为控制变量，采用多元OLS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指标测量和操作化过程如下：

1.因变量：地方政府信任

本次调查采用李克特四点量表（完全信任＝1；比较信任＝2；不太信任＝3；根本不信任＝4）测量受访者对朋友、家人、邻居、陌生人、地方法院、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本文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以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因子，并使用最大变异法（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作为转轴方法，共萃取出人群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因子（变异量为60.03%），KMO值为0.65（p<.00 alpha=".68。其中，人群信任的因素负荷量介于0.78-0.49，包括朋友、家人、邻居、陌生人四个信任对象，地方政府信任介于0.91-0.90，包括地方法院、地方政府两个信任对象。由于量表的正负向与语意相反，我们将因子分数改为正向，亦即因子分数越高代表信任度越高。

2.自变量：媒介使用

本次调查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总是＝5）询问了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不同媒介的频率，分别为：看报刊杂志、听广播、看电视、透过互联网看网络新闻、透过互联网获取生活/工作有关知识频率，还询问了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QQ、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的频率（从不＝1~总是＝5，五点量表），互联网在线社群总个数（QQ群、微信群聊、电子邮件群组、人人网群组、微博群组等），分成0、1-5、6-10、10个以上共四项；工作或生活相关的互联网在线社群个数（0、1、2-7个、7个以上共四项）。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与最大变异法转轴，共萃取出三个因子（解释65.71％变异量）。KMO值为0.71（p<.00 alpha=".71。本文将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互联网使用、知识社群参与、传统媒体使用，因素负荷量分别介于0.87~0.53、0.85~0.84、0.75~0.68，显示量表的信效度均佳。其中，互联网使用包括互联网看新闻、互联网获取知识、社交软件使用三个成分，知识社群参与包括互联网社群个数、专业相关社群两个成分，传统媒体使用包括听广播、报刊杂志、看电视三个成分。

3.控制变量

考虑到媒介使用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特别控制了性别、年龄、民族、婚姻、党员身分、教育程度、户口状况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尽管多数的控制变量为类别变量，但为保持分析结果的简约性与易读性，除年龄为连续变量外，我们将其他控制变量编码为二元变量（binary variable），性别（女性＝0）、民族（汉族＝0）、婚姻（未婚＝0）、党员身分（非党员＝0）、教育程度（大学以下＝0）、户口状况（农村户口＝0）。

表3列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信任的均值为2.39，显示受访者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总体较高。知识社群参与的均值是3.28，表明整体而言，受访者参与知识社群的数量相对较多。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为类别变量，0代表大学以下，1代表大学以上。

为验证研究假设，我们采取多元线性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OLS regression）验证研究假设。在分析的逻辑上，我们将信任依序作为因变量放入回归，以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依序放入控制变量以及自变量，并藉由R2改变量来判断模型解释力的提升与否。此外，由于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因素较多，我们在多元回归中使用VIF值（<2.5）、允差（tolerance）做为共线性统计指针来避免多元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的问题。我们采用R软件以及SPSS 24版作为数据处理与分析的软件，得出VIF值介于1.00-1.63之间，显示数据没有共线性问题。

首先，如表4所示，我们先通过相关系数来了解变量间的关系，发现人群信任与婚姻状况（r=-.03）、互联网使用（r=-.16）、知识社群参与（r=-.09）、传统媒体使用（r=-.14）有显著负相关，而与党员身份（r=.05）有显著正相关；地方政府信任与婚姻状况（r=.06）、年龄（r=.10）有显著正相关，与教育程度（r=-.05）、互联网使用（r=-.09）则呈负相关。整体来看，人群信任不论是对于新旧媒体使用都有显著的负向关系。然而，地方政府信任则仅跟互联网使用有负向关系，与传统媒体使用或知识社群参与则无关。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状况与人群信任有低度显著负相关，却与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相关。然而，控制变量对于因变量的效果需要通过更高阶的统计方法来检验。

表5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三个研究假设，其中，模型1与模型2检验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控制性别、年龄、民族、婚姻、党员身分、教育程度、户口状况对于信任的影响程度后，可以发现，两个模型在解释量改变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传统媒体使用与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负向关系（β＝-0.04，t=-2.10 *），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的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反而越低，这个结果与既有研究发现及其假设1的作用方向恰恰相反。

接着，我们检验互联网使用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既有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会对地方政府信任有负向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越多，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度也越低（β＝-0.08，t=-4.26***），故假设2成立。这个结论揭示了新媒体在民众地方政府信任中扮演的角色，当民众接触的线上媒体越多，接收信息的频率越高，信息来源越异质和多元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反而会越低，不仅支持了信息接触促进政治认知转型机制，也表明信息控制是权力部门影响个体政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最后，本文检证了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近年来社交网络媒体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知识社群传递信息、沟通交流，成为工作与生活的重要桥梁。数据分析显示，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不具备显著的正向或负向的关系（β＝0.00，t=-0.21），表明尽管知识社群参与已经成为民众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乏的一环，但知识社群参与并不会对地方政府信任带来显著的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因此假设3并未得到验证。

综上所述，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与假设1刚好相反，假设2得到验证，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

转型时期，我国呈现出“央强地弱”的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政府信任有制度、文化和社会资本三个解释范式，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本文致力于探讨的主题。既有理论提出了媒介使用降低政府信任的“媒体抑郁论”、媒介使用增进政府信任的媒体促进论、媒体中性论三种解释路径，本土实证研究多将媒介使用进行新旧划分，并得到了相对一致的研究结论，即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官方媒体有助于增进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而互联网等新媒体使用则不利于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本文拟探讨网络与社群媒体时代下不同形式的媒体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

由于既有研究的政府信任操作化标准不一，且对媒介使用的操作化未能体现知识社群参与在新媒体使用中的特殊性，本文基于JSNET2014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区分出独立、稳定的地方政府信任因变量，将媒介使用分为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知识社群参与三类，并提出三者对地方政府信任分别有正向、负向、正向影响的研究假设。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负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传统媒体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其次，互联网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最后，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可与既有媒介影响政府信任的研究进行对话，有四个方面的研究贡献：

其一，深化了传统媒体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传统媒体对政府信任影响的既有研究具有被访者（城乡居民或网民）、因变量（政府信任或中央、地方政府信任）和自变量（传统媒体或官方媒体）测量方法不同、正负效应不一致（传统媒体对政府信任影响微弱或正向显著影响）等特点：张明新、刘伟（2014）与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都将总体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但前者发现传统媒体对于维持和提升民众政治信任的功效微弱，后者发现官方媒介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卢春天、权小娟（2015）与胡荣、庄思薇（2017）都将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且均发现传统媒介使用对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可与既有研究进行三个方面的对话：首先，在“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下，不同层级政府信任存在差异，研究媒体使用对总体政府信任的影响可能会掩盖或弱化媒介使用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和作用，且根据问项的原始得分对政府信任进行层级归类和划分存在过度简化嫌疑，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内含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的地方政府信任因子，区分出测量标准稳定、层级和边界清晰的地方政府信任因变量，是对既有政府信任测量的丰富化和具体化；其次，既有研究往往通过主观划分的方式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分类，并多对问项得分进行加总平均，因此传统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并不一致，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包含听广播、报刊杂志、看电视三个成分的传统媒体使用因子，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传统媒体使用测量方法，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最后，地方政府信任和传统媒体使用均由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变量内涵和外延清晰、可重复性测量，传统媒体使用负向显著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结论虽然与既有研究不一致，但不仅得到“媒体抑郁论”的理论支持，且被访者、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测量方法均与既有研究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研究异于前人的研究发现也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及其较高的可信度。

其二，对传统媒体使用负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既有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探索传统媒体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的信息选择和凸显效应有助于受众感知到良好的政府绩效、形成对党和政府社会地位及其合法性的认同，从而有助于维持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传统媒体使用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得到支持，即传统媒体通过绩效感知和以信息控制为形式的政治社会化影响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本文发现，使用传统媒体越多的民众，其地方政府信任度反而越低，可能是因为传统媒体不仅有通过信息控制影响政治认知的政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功能，其报道内容内含参照群体，由此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和民众自身的认知转型相结合，即参照群体和认知转型机制可能会侵蚀地方政府信任，从而形成“媒体抑郁论”：一方面，传统媒体对政府绩效的宣传、报道可能不仅与民众自身感受到的政府绩效存在差距，也可能会使民众发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能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倡导之间存在落差，由此强化了民众的被剥夺感和疏离感，型塑了嘲讽政府机构、对政治事务冷漠的政治态度，削弱了政治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从而侵蚀地方政府信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持续经济增长塑造了一批善于独立思考、热衷意见表达的后物质主义倾向的公民，他们在对政体、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国际比较、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形成了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截然不同的政治认知转型，因此，传统媒体使用越多，反而可能激化其对政府的批判和不满，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这一方面表明传统媒体的内容应与时俱进，更贴近民众的生活，也预示着物质层面的绩效感知和思想层面的政治认同感是维持和提升政府信任度的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