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讲述了“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的吴亮一家的生活经历。吴亮一家来自四川仪陇县立山镇，曾四散在各地打工，最终在南充定居。尽管已在城市购房、就学、就业，但家庭的经济压力仍然巨大，面临各种生活变故。吴亮的女儿沅沅意外从13层坠楼，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吴家三代人曾梦想着孩子长大后可以让人省心，但现在面临着重重困难。文章反映了农民工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挑战和艰难。
吴家三代人曾梦想着孩子长大后可以让人省心，但现在面临着重重困难，生活的变故使他们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
文章反映了农民工家庭在城市中面临的生活挑战，包括经济压力、子女教育、医疗支出等问题。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4年12月26日，务工者吴亮一家接下南充一家小区内一户清理装修垃圾的工作，被带到工地的3岁女儿沅沅意外从13层坠楼。从四川大山村庄里走出的吴家三代人，从四散在全国各地打工，到在南充定居，走过了一条典型的农民工举家离乡进城的道路。虽然他们已在城市购房、就学、就业，但这个“新南充家庭”嵌入城市的旅程依然艰难，在生活的变故面前尤为脆弱。
记者 | 王怡然
吴亮没有看见沅沅是怎样摇摇晃晃走到没有窗户的窗边的。当他找不到女儿，扒着13楼的墙壁向下看时，白色的小身影已经静静躺在楼下草坪上。事后，妻子周丹难免抱怨：“我就出去这么几天，没想到就发生这种事”。吴亮虽也后悔，但回想起事发当天的前前后后，把沅沅带上工地也实属是迫不得已。他今年32岁，一家7口人——夫妻俩、父母和三个孩子——住在南充市嘉陵区一套80平米的房子里。58岁的爷爷吴斌和妻子在南充一家保洁公司工作。12月，正临近过年，是保洁市场最“景气”的一段时间。工地上有时需要还需要日结的小工，工钱比正式工少40块。想着多赚一点是一点，原本在家里看孩子的儿媳周丹也跟着公婆去干活。26日这天，正赶上工地要小工，周丹一早就跟着公婆出了门。这天干活儿的地方不近，离家30公里远，从家过去，几乎横跨整个南充城区。看孩子的活也不轻松。吴亮大儿子8岁，读小学三年级；二女儿6岁，在另一所小学读一年级。两个孩子中午都需要接回家吃饭，再送去学校。此外，小女儿沅沅3岁4个月，更是离不了人。中午，吴亮刚接上学的孩子回家，就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下午他寻到了一个“私活儿”，给一户人家清理装修垃圾。这户人家刚好在家和白天干活儿地方的中间点，吴亮得先把装运垃圾的推车送过去，这样他们晚上就可以直接过去。
吴亮家里，保洁工具随处可见
面对这个突然的插曲，吴斌立刻应了。最近几个月，一家人明显感到，工地少了，保洁的活儿也越来越少。周丹记得，前两个月里，公婆总共只上了不到20天班。家里周转不开，公公还和老板“预支”了还没结算的工资款。私活儿的话，吴斌很喜欢。手脚麻利一些，老夫妇二人只用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工钱每人一百多元，和平日在保洁公司做八小时赚两三百元比起来要划算得多。唯一的问题是沅沅。以前，妻子偶尔出门做零工的时候，吴亮中午要送两个大孩子上学，就会把沅沅放在邻居家里。最近，麻烦别人次数有点多，吴斌犹豫了一下，决定带上沅沅一起出门。他给给沅沅穿上了白色羊羔绒外套，小小的身体裹得像个滚圆的球。沅沅站在电动车前脚踏板上，两个大孩子坐在车后。送完大孩子们去学校，父女俩一起去阳光江山公园城小区送推车。南充高坪区，沅沅坠落的阳光江山公园城。（孙晓晨 摄）江山公园城那户人家在13楼，装修进展到一半，刚刚铺上地板，窗户还没装。下午三点半，吴亮刚进门就接到一个电话。聊了不到两分钟，转头，他就发现沅沅不见了。他一边喊沅沅的名字，一边挨个屋子找，一路找到窗边。没安装窗户的墙面像张着一张大嘴，吴亮往下看，一阵头晕目眩。“那是我娃儿，把我娃儿看到起”。吴亮冲着楼下用力喊着。下午，小区空空荡荡，长椅上坐着两位老奶奶晒着太阳，一位中年男性正在路边站着，吴亮不知对方是否听见，急急赶下去。他把沅沅抱起在怀里，孩子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有鼻子流了血，还“呜”、“呜”地哭了几声。江山公园城是个新小区，刚刚交房一年。走在小区里，此起彼伏的装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抬头向上看，大约有一半的房子窗边还保留着交房时的铁栅栏。底商超市老板娘何英不吝于和人分享自己当天的见闻：“那天下午我在店里收钱，送货的人就站在我对面，突然我听到咚的一声响，以为是高空坠物，还想着谁这么没素质，这多危险。送货的人出去看，发现草丛里有个东西，围着转了好几圈，念叨着‘是猫吗’、‘是狗吗’。他看了半天，突然喊，好像是个人！是个人？哎呦，我一下子就吓死了！哪敢出去看呀！”楼下三四十厘米高的草丛里，还能看到一个小人形状的坑，何英指着旁边一棵枯树，让我看被压断的枝丫，正是这棵枯树层叠伸展的树枝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她又指了指旁边的地面：“你看，再往这边偏一点，娃儿肯定没命了”。沅沅坠落在这片草丛里，留下一个小人形状的深坑（王怡然 摄）照片里的沅沅梳着齐耳的短发，小脸白白嫩嫩，带着点婴儿肥，像颗小蘑菇。她的乖巧让吴亮赞不绝口：沅沅是三个孩子里最好带的一个，不哭也不闹；一岁多的时候就能自己吃饭；每次爷爷奶奶回来，她都会跑到门口迎接，奶声奶气说爷爷奶奶你们回来啦；黏人，带出去从不乱跑，父母走到哪跟到哪……周丹把这个小女儿称作“老天赐的礼物”。2021年，再次查出怀孕时，沅沅在肚子里已经4个月大了。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要不要生下来？三个孩子负担会不会太重？两口子也犹豫过，最后，“毕竟是条小生命”的想法占了上风，沅沅出生了。更重要的一点是，沅沅出生前后，这个家庭刚刚在城市里有了一席之地。2019年，吴斌靠着多年打工的积蓄，为儿子吴亮付了首付，在南充买下一套期房。2022年，房子顺利交付使用。一家人都觉得，多年漂泊，总算有个了安定团圆的家。南充嘉陵区的家里，吴斌夫妇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孙晓晨 摄）上一个家，已是久远的记忆。关于老家的村庄叫什么，吴家人几口人甚至给我了三个答案：幸福村、金土地村、大田坝村——这些年村里人口流失，各村间几次合并管理，而吴家人早已远离了乡村的土地。大巴车下了高速，雾气越来越浓，顺着仅有的一条蜿蜒山路又盘旋近一小时，途中经过了好几个镇，我才到达大山深处的仪陇县立山镇。吴亮和周丹都出生在这里。关于老家，吴家人最记得的是一个“穷”字。早年间，仪陇县是四川省十大贫困县。吴亮生于1992年，单名一个亮，就是因为他出生那年，家里刚通电。这还得益于吴家房子盖在了路边。住在靠里位置的人家，通电时间还晚了两年。也是因为穷，90年代末，仪陇县被卷进了“打工潮”。早年，吴斌和妻子在浙江温岭打工，一个开叉车，一个操作机器。吴亮后来也跟过来。除了浙江，这一家人在十几年间还四散辗转于辽宁、福建、广东、江苏等，哪里有活儿就去哪。我试图回溯这个家庭的外出打工史，发现这是件徒劳无功的事。没有人说得清楚，哪一年，家庭的哪位成员，在哪里打工。他们的流动过于频繁，打工的生活也过于千篇一律，记忆的轨迹因此变得异常模糊。吴亮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开头：16岁那年，他刚上初二，在教室里和老师大吵一架。没几天，爷爷带着他坐上绿皮火车，把他送到在浙江温岭打工的父母身边。那一车厢，装满了从四川去浙江打工的人。但有一点他们记得很牢靠，那就是伤病——它们通常意味着一份工打不下去了。比如关于吴亮是什么时候回老家来的，吴斌会说，是吴亮在浙江出了车祸的那年。尽管吴亮补充说，自己之后又出去了，在福建。吴斌又什么时候回的老家？一家人在饭桌上争论了一番，没有就年份达成共识，但有一个公认的标志事件：那年，吴斌患上了肠胃病。奔波许多年后，一家人大约在2016年前后陆陆续续回到四川南充，但重回乡村，显然不是一个选项。吴亮老家，只有80岁的奶奶在家（王怡然 摄）
在老家的村庄，吴家有一栋三层小楼，白色的瓷砖外墙，厨房里挂着过年要吃的腊肉和香肠。房子原来只有一层，2010年前后，靠着吴斌夫妇在外打工赚的钱翻修了一遍，算是村里较早修建楼房的家庭。盖楼早，是周丹嫁给吴亮时，认为他们家“条件不错”的理由。周丹家晚两年才盖上楼，还借了十几万。这种经济差异源于吴亮的父母一直在外打工赚钱，而周丹的母亲很长时间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孩子，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在外，后来，他还因为早年在矿上打工落下病根，患上了尘肺病。现在大田坝村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三层小楼。镇上焕然一新，有现代化的小区，有全自动设施的酒店，也有大商超——唯独没有年轻人。周丹的弟弟周伟带我进村，一路介绍着：他姨家，表哥家，堂叔家，无一例外的，家里只有老人，或老人和孩子。现在，吴亮家里只有80多岁的奶奶，平日除了刷抖音，就是和隔壁房子同样“空巢”的爷爷说说话。家里的地大多都荒着，只种了两三块菜地够平时吃。大田坝村的小楼稀疏地散落在盘山路上。家家户户的蓝色卷帘门都紧闭着，周边的地里是一片接一片的荒草。周伟去过山东打工，印象最深的是那边的土地：“那地一望无际，都是成片的，土质还松，花生一拔就拔出来了”。在大田坝，土地分散在山坡上，一块只有一两分的面积，只能纯人工播种收割，土又干涸紧实。周伟总记得，花生拔不出来，只能用铲子一点点挖，辛苦得很。早些年从浙江回来时，吴斌刚50岁上下，他曾经带着几个人把家里生了荒草的地花了三天全都刨干净。但没多久，他又去了南充。“能赚什么钱，种它干嘛”？周伟给我算了笔账：最值钱的作物是水稻，带壳的每斤一块出头，每家最多一两亩田，收成一千斤，刨去种子、打药等成本，净利润只能剩下一半，也就是辛苦半年只能赚五六百元。玉米今年价格跌到了八毛钱一斤，要是遇到灾害，风一吹玉米秆就倒了，还要倒赔钱。红薯种出来更没人要，只能送给人喂猪。在这个村庄里，能走的人都走了。村里移动5g套餐送监控，宣传语是“看鸡看鸭看大坝，视频远程看娃娃”。本地一家鞋厂招工的宣传语是“远走他乡去打工，不如本地来挣钱”。周伟对此有些不屑：“能挣到什么钱，一个月两三千块，只有在家带孩子的才会留在这”。他常年在福建、广东打工，多时每月能赚一两万，他妈妈带着孙女待在老家，也惦记着出去工作，做年轻时的老本行饭店服务员，只是要给他带孩子，走不开。立山镇赶集那天，人头攒动，唯独没有年轻人（王怡然 摄）
在这里，孩子的成长似乎只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留守儿童，父母出去打工，寄钱回家，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另一种是父母带着一家人出去工作，孩子跟随父母在城市读书生活。周丹自己是前者，成为母亲后，她为自己的孩子们选择了后者。在南充，我和吴亮、周丹聊起过起他们这一代成长，问是否留守儿童比较多。吴亮估计有90%，一直沉默吃着饭的周丹突然接过话头：“99%，几乎所有人都是”。而后，她又说：“我们都是，就希望孩子不要也是”。周伟曾经劝过姐姐，把孩子放在村里读，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但我觉得我姐不能接受”。周伟四岁的女儿在镇上读民办幼儿园。这是个“夫妻店”，两间屋挨在一起，加起来四五十平米，两个班，每班二十多个孩子。教室里空空荡荡，看不到玩具。好处是中午管饭。周伟的女儿拉我听她最喜欢的儿歌：爸爸呀爸爸，你怎么不回家，我和妈妈都想你呀……周伟现在也动摇了。他们这一代人，只要长大就好，“读得下去家里就供你，读不下去你就出去打工，无所谓的”。他当年本来想读个职高，母亲不同意，因为“你姐读了职高就没用，还不是去打工，浪费钱”。但是，教育的风向在“90后”成为父母时发生了转变，把孩子带到城市接受教育成了家庭的大计。一位镇上初二的女孩告诉我，她们现在一个年级只有6个班，一个班50人，比周伟读书时至少少了一半。周伟盘算着，自己肯定还要出去打工，过两年，就给母亲在南充租一个离姐姐家近的房子，也让孩子在城市上小学。他不知道城里小学好在哪儿，只知道“有能力的都把孩子送去城里上学，你看大家都这么做，就觉得那样对孩子应该更好”。多读点书是好事——初中毕业的周伟在成为父亲后隐约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打工在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村里人的命运，但它的结局也很明确：“你看我姨父（吴斌）就知道了，老了也没有养老金，只能一直工作。”他觉得自己的同学挺好，有人读医科大学做医生，有人读完研做高中老师，“都是铁饭碗”。更令他羡慕的是石油队，这是镇上最体面的工作，有五险一金，还有编制。“你知道吗，他们退休每个月能拿到的钱，和上班时候一样多。”
周伟女儿在镇上民办幼儿园就读（王怡然 摄）吴亮家不像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家庭。客厅的地上没有散落着玩具，家里没有工艺品、装饰品，随处可见的，是吴斌夫妇做保洁的工具——推车、油漆桶、梯子、玻璃擦，堆在卧室桌子、玄关、柜子、窗边。三间卧室，一间被一张大床怼满，桌上和柜子里塞满保洁工具和杂物，还有些杂物上垒着衣服堆在桌旁，摞起一人高。另一间卧室是上下铺，挤下了一张课桌，书架竖着摆在墙角，紧紧贴着课桌。还有一间主卧，也是一张大床，没有多余的空间。通常，二女儿在小屋上写作业，儿子在客厅，周丹辅导孩子作业时，要屋里屋外“两头跑”。每天，三个孩子睡觉需要分配“认领”。通常，大儿子喜欢和吴斌夫妇睡，吴亮和妻子就分别带一个女儿住在另两间。这套房是吴家人精挑细算买下的。所有的考虑几乎都贴着需求的底线：房子要有3个房间，再大买不起，再小住不下；要为孩子上学打算，城区里的买不起，郊区的学校又差。这套嘉陵区的房子是城市扩张区域的新楼盘，房子使用面积80多平米。售楼处宣传，南充市高级中学的新校区马上就要建成，离房子两公里，算是“学区房”。刚好，这个楼盘卖得差不多了，正在“尾盘清仓”，还有折扣。最后吴家选定了31楼——顶层是最便宜的。这套房子，首付约20万，贷款40万，花掉了一大家子多年打工的全部积蓄。房子敲定后，吴亮的姐姐吴思想着离父母近一点，在同一年，也买下了附近的一套房，离吴亮家骑车只要5分钟。早年间，她和父母弟弟一起在浙江温岭打工，2013年最先回到南充，一直租房。随着父母和弟弟先后在南充落脚，这家人兜兜转转，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几年来，为了在南充扎根，吴家没有闲人。吴亮送快递，吴斌夫妇做保洁，三人加起来每月收入一万多元。消费上也能省则省，哪怕忙到深夜十一二点，吴斌夫妇也从不在外面花钱吃晚饭，常常周丹先带孩子睡觉，把晚上剩的菜放在桌上，二人回来草草热一下。家里十年前买的车，因为心疼油钱，几乎不开，30公里远的路程，也要骑一小时电动车过去。这样下来，除去每个月3000元的房贷和日常开销，还能有一些结余。比起“上班”、“打工”这样正式的词语，吴斌更习惯于把去上工叫“做活路”。每次去“做活路”，他都会背上近20斤的工具包，光是为清洁不同形状、厚度的玻璃，擦玻璃的工具他一次要带上四个，每个都有两三斤。他背包骑电动车，妻子坐在后座，后箱上挂着梯子。电动车的前踏板上还堆着桶、拖把等大件工具，最上面放上电饭煲，摞起来高过他的腰。两人中午自己在工地上煮饭，可以省下买米饭的几元钱。吴亮家里，保洁工具随处可见（王怡然 摄）
吴斌有一双典型的保洁工的手：粗糙、黝黑，没有常年干农活留下的层层厚茧，有的是冻疮，大大小小的裂口，红色的血肉向外翻着。两只手举起，每根手指都是弯曲的，这是常年浸泡冷水引发的关节问题，无法恢复。吴斌通过老乡介绍找到了这份工作，已经干了三四年。选择保洁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五十多岁的老两口，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对于“做活路”来说，它赚得太少，远比不上在工地，年轻人都不爱干。吴斌的妹妹和他们家庭情况如出一辙，也在跟着哥哥一起做。保洁公司老板赵帆说，团队中，有些人经常夏天太热不做、冬天太冷不做。但吴斌夫妇是他团队中最“稳定”的打工者，“有活儿就来”。他也知道，为了多赚些钱，他们平时在外面还会干不少私活儿。这对老夫妻很有危机感。保洁市场越来越“内卷”，赵帆明显感觉到，就在五年前，从业者还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为主，现在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一次，客户装修公司要求所有保洁人员年龄在55岁以下，吴斌抱着侥幸的心去了，当场被拦在门外。想保住这份工作，吴斌夫妇只能更努力，这是他们仅剩的优势。赵帆眼中的吴斌干活儿认真，不偷懒，这让他能放心把工地上带领保洁人员的“头儿”的管理任务交给他。他承认，换了别人，这个年纪，他基本是不会用的。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唯一不用出门“做活路”的是儿媳妇周丹。周丹瘦瘦小小，扎个马尾辫，缩在宽大的袄子里，时常眉头紧锁，脸上很少有笑意。家里饭桌上，别人聊天，她话不多，眼睛总是瞟向在沙发桌前吃饭的孩子们。当年，她职高读到二年级，考虑到家里负担大，没拿学位证就去江苏打工。干了三个月，家里祖辈生病需要照顾，她转头又回了老家。再然后，她通过媒人介绍，在20岁时嫁给了同村的小学同学吴亮，3年后成为母亲。自此，带孩子这件事成了生命的全部。南充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妇女儿童中心，吴亮和周丹在医院照顾沅沅。（孙晓晨 摄）
周丹和我列数了对孩子的亏欠之处：有钱人家的孩子会去补习班，她也想让孩子去，但送不起；几乎不给孩子买零食，实在吵得厉害，就买根五毛钱的棒棒糖“糊弄”一下，还要讲讲“咱们家经济条件不好”的道理；游乐场从来没去过，周末带孩子出去玩，会找些免费的公园；就连孩子学校发的海洋馆免费门票，因为大人去要钱，她舍不得花，最后把票扔了。家庭条件一时改变不了，她能做的，是尽心尽力。周丹每天六点多起床，做早饭，送孩子上学，回来买菜、做午饭，中午十一点多接孩子放学，吃饭，下午一点多送孩子回学校，做晚饭、做家务，晚上六点接孩子放学，吃完饭，辅导孩子作业，再带孩子睡觉。生活的每个缝隙都被孩子填满，且每一天都如此循环往复。周丹是个细心的母亲。有时洗衣服，把沅沅放在客厅玩，她隔一会儿就要去看一眼。每次出去买菜，她都会把沅沅带上。小区的路人见到说她，这么小的孩子放在家里呀，带出来感冒怎么办？周丹也不恼，“小孩一个人在家危险，放到身边我才放心”。对孩子的教育，她说不上期待有多高，但一家子都在吃学历低的苦，她是明白的。2022年时，家里有老人从老家过来帮忙带孩子，周丹想为家里赚点钱，也去做了阵快递工作，不到半年。那时候早出晚归，晚上回来只有功夫着重管大儿子的功课，对二女儿只是检查作业写得对不对就了事。现在，二女儿很多词只会写，但不会读，写作业拖拉，学习习惯差，周丹总后悔，觉得是因为那段时间疏忽了。只围着孩子转，周丹觉得没什么不对。事实上，她身边所有家庭中，凡是有3年级以下的孩子，父母必定有一方是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的。在吴家，这个事只有她行。光是辅导孩子作业，爷爷奶奶做不来。吴亮也不行。有次，吴亮试着辅导孩子作业，教错了，被孩子扔下一句“你自己不会就别教我”。城市教育体系的精密与严苛，也让周丹疲于应付。学校作业截止时间是每晚九点半，需要家长检查修改好再拍照上传，超时会被老师在微信群里通报批评。小程序里的作业列表，光语文就有四项，涵盖改、写、读、背。只要没能全部完成，也会被微信群点名批评，或者放学时“找家长”，很“丢人”。连音乐课也有作业，要求孩子在家练习乐谱。升上二年级，就要在竖笛和口风琴里二选一作为自己的“特长”。沅沅坠楼后手术、住进ICU病房。家里其他人都围着医院转，只有周丹一周后的周六上午才有空来医院。下午，她还要赶回去带两个大孩子做作业。前一天，二女儿班上留了作业要做贺卡。她没告诉妈妈，自己涂画了一张交上去，结果被打回来重做。周丹也不知道“标准”是什么，大概是要有些孩子很难独立完成的手工设计。过去几年里，吴家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人人各司其职，兢兢业业。这个家庭就像岩壁上的野草，紧紧扎根，丝毫不敢松懈。2022年9月，搬进新房不到十天，吴斌在上工时突然感觉胸闷，习惯了忍耐的他像往常一样坚持干活，对谁也没说。过了一夜，他连气都喘不上来，才去了医院。吴斌被诊断为冠心病，做了心脏支架。医生说，这病，和过度劳累也有关系。吴斌休息了五个月才重新开始工作，只是和以往相比，不再能干重活儿。这病几乎掏空了家底，手术花了6万，医保报销后，自费了3.1万元。祸不单行。2023年，吴亮发现自己“喝不进去酒了”，再之后，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从没想过自己能得什么大病，但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8月去医院检查，他确诊了肝炎。那时候，吴亮连5斤的东西都提不起来。医嘱要求“不能从事任何劳动”。他在家歇了一年，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又回到了快递站工作，没几天就累得受不了。再去复查时，医生严厉地问他，是不是“要钱不要命”？他就此也不再挣扎：“等医生说我能工作了我就去”。吴亮不是没想过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所有他能想象到的轻松工作，都是“坐办公室的”——那都要学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身体能力后，拿着小学毕业证的他在庞大的就业市场上不具备任何竞争力。对周丹来说也是这样。要兼顾孩子，她就只能找份清闲的工作，最理想的岗位是文员，虽然工资不到三千元，但能在六点前下班，接孩子放学。可是，文员最低要求是大专毕业，而她只有初中学历。失去吴亮这个“劳动力”后，吴家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现在，吴斌要吃四种药，每月药费七八百元，吴亮的病更贵，药费每月近两千元。他们没有社保，医疗保险自己交，是普通的“新农合”，门诊拿药每年每人报销额度是120元。一家七口人的开销和房贷都压在吴斌和妻子老两口身上。吴斌试图去南充的劳务市场找过工作，但“找不到，没人要我年纪这么大的”。于是，就只能继续干保洁，接更多的私活。如果家里的经济没有那样吃紧，12月26日那天，吴斌就不必把装运垃圾的推车送到江山公园城，沅沅也不会出现在干私活的工地上。事实上，沅沅本应在去年9月份去上幼儿园了。哥哥姐姐都是在满3岁时入园的。但沅沅个子小、冬天天又冷，再加上幼儿园每学期学费大约4000元，一家人决定等开春了再做打算。川北医学院文化路院区13楼，小儿重症监护室（ICU）大门紧闭，门前一排破旧的钢制长椅，坐上去稍微一动就吱呀作响。出事后，吴亮一家都守在这扇门外等候。医生劝他们回去，在这等着没用，他们还是天天来，因为“待在这才安心”。事发一周内，只有吴亮获准进去看见过沅沅一次。那天，沅沅已经从昏迷中苏醒，睁着眼，眼珠滴溜滴溜转，右手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见到父亲激动，不停抓挠着床单。治疗费不是笔小数目，医生说到出院大约需要20万。没有一点存款的吴亮一家，向亲戚朋友四处借了两三万，又开了网上筹款。没钱怎么办？没人在我面前提及这个沉重而迫切的问题。吴亮说：“不够了先借，之后慢慢还”。吴斌也没提过，但吴思悄悄告诉我说，他从一出事就准备接着工作，被自己劝下——毕竟，父亲还有冠心病，情绪波动这么大时，不能再劳累了。直到1月4日，吴斌等不住了，又回去上了工。
1月18日，南充嘉陵区，早上7点半，吴斌夫妇赶到了业主家中。今天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到110平米的新房清洁工作，4.5元一个平方，工资日结。（孙晓晨 摄）
吴斌曾经设想，等最小的孙女沅沅升入四年级，娃娃们就能让人省心了。吴亮夫妇都去上班，他们老两口就可以放心回老家，再也不出来了。现在，这个设想不知还能不能实现。不管如何，从ICU里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沅沅有意识了，能拔掉胃管了，能拔掉呼吸管了，能喝牛奶了，转入普通病房了……这是一个奇迹。吴思想起，2024年12月中旬，沅沅坠楼前一周。那天，父母晚上九点做完活儿回到家，看到姐弟两家人围坐在电视前烤着火，聊着天，几个小孩子叽叽喳喳吵闹着。母亲呵呵一笑：“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呀”。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