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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地方，外白渡桥西南边，有一座静谧的小园子。园中伫立着一座方正的屋子，还保留着早期外廊式建筑的风格。这就是外滩建筑群中现存最老的房子之一：1873 年重建的原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它的上一代建于 1849 年，所在的这块地是第一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也译为「巴尔福」）买下的。
在不远处的外滩源，曾经有一条叫做「倍尔福路」的小路，纪念的就是这位领事。1843 年，正是他宣布上海开埠。这座小城从此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倍尔福路所在位置今天的样子（从圆明园路向西看），左侧为圆明园公寓，右侧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
在这巨变中，租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的两面性也常被提及：一面是西方侵略者的殖民，中国主权的丧失；另一面则是在西方影响下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但租界究竟给上海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我将在之后的几篇文章中一一为大家展现。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贸易只能通过广州进行。当时正努力拓展全球贸易市场的英国人深感受限，试图让中国打开国门，扩大贸易。而上海正是他们的一大目标。从 18 世纪开始，就已经有英国人建议政府开拓上海作为贸易中心。英国也陆续派出外交使团前往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在纳贡体系之外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只不过，这些使团无一成功。
回到两百年前，你很难想象上海将会迅速成为中国最现代的城市。
那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黄浦江边的小县城。这里虽有些商贸活动，但与南方几座商贸城市相比还是差得远。它既不像广州那样拥有省城的地位与对外贸易的资源，也不像宁波、厦门那样拥有海湾深处的良港。上海县城距长江入海口尚有近 20 公里的路程，而城外黄浦江边的土地十分泥泞，河水随潮汐涨落，时有水患。一位法国船长如此形容：
我们丝毫不能想象还有比这块巨大的冲积平原更平坦、更乏味的地方。在这里，河水经常涌出曲折的河道……农作物丰茂却没有树木，田野肥沃却毫无起伏。在农夫眼中，这是最可靠的收获保证，却不能给诗人的灵魂以任何灵感。
但上海在地理位置与商贸文化上有非常大的优势，这一点英国人看得很明白。
1832 年，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代表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来到中国考察沿海商贸状况。他没能进入后来成为通商口岸的厦门、福州、宁波，但在上海却获得了跟上海道台
（道台/道员是介于省与府之间的地方长官）
面见的机会。
在考察报告中，胡夏米对上海可谓赞不绝口。根据他的统计，当时每周有 400 条平底帆船进入上海，商贸活动十分繁忙。城中店铺货物琳琅满目，其中还有不少欧洲洋货。这些都与县志的记载相合：
闵、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总之，胡夏米坚定地认为位于长江出海口的这座商埠是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英国人若能在这里搞自由贸易，将会获得极大的利益。
胡夏米（林赛）所写的考察报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不得不说，胡夏米眼光独到。上海虽然没有像样的海港，但背靠经济富庶的江南，这座小县城很早就开始参与农产品、棉制品与丝绸的贸易。通过吴淞江（苏州河），上海连接着当时江南的经济中心苏州；而通过长江，上海与内陆的商贸往来也十分频繁。康熙帝解除海禁之后，上海成为了与日本、南洋贸易的中心，清代四大海关之一的江海关也设在了这里。到了 19 世纪，大运河开始淤塞，漕运改走海路，上海更是成为这一运输网络的关键节点。
19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区位图。虽然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但统辖苏州、松江、太仓的苏松太道（上海道）设于此地，足见上海具有超越县城的地位。
19 世纪曹史亭所临摹的前人作品，描绘了上海城墙、丹凤楼及十六铺码头的场景，展现了上海开埠前的商贸繁荣之景
这些都塑造了上海的商业气质。从当时县城及周边的街巷名字就可见一斑，如洋行街、豆市街、花市街、篾作街、彩衣巷等等。城里各类行业公所也陆续建立，如钱业公所、花糖洋货业公所、布业公所、京货帽业公所、北货行公所等。
除了商业之外，上海在文化上也有兼容并包的外向传统。作为以经贸为核心的小县城，上海处于儒家文化的边缘，受传统的制约较小。而南来北往的商人让上海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之城，各种旅沪商帮与同乡会馆带来了各地文化的交融。海外文化对这里也早有影响。尚处晚明的 16 世纪，就有耶稣会会士来到这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他的影响下，明朝高官——上海人徐光启皈依了天主教。徐光启退休后也在家乡积极传教，到 1608 年，上海已有本地的基督徒 200 多人。
利玛窦与徐光启，来自《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的插图
对于熟稔全球贸易的胡夏米来说，上海的这些特质一定让他非常心动。况且在其他地方连吃闭门羹的他，竟然能在这里与道台大人谈笑风生。在胡夏米心中，这种开放的态度想必为上海增添了不少印象分。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上海道台吴其泰非但没有将与胡夏米的私下会见报告给上级，还准许他停留一段时间，让英国人入城自由考察，甚至默许了中外商人之间的小范围贸易。在胡夏米的记载中，上海的地方官员收了外国商人与本地商人的礼金，因而对他们之间的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两江总督陶澍与江苏巡抚林则徐向朝廷的奏报中，这些外国人从未登陆上海，而是被强硬拒绝，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跑掉。
很显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讲述反映了省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隔阂。在当时，熟悉本地情况的地方官员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在省级官员看来，只要下面不惹出大乱子，招致中央的怪罪就行。这种情况也延续到了开埠之后，甚至可以说，租界的开辟正是源于上海道台的主意。
没过多久，英国人就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条约规定，英国可在上海派驻领事、管事来管理商贾事宜，英国商人也可以带家眷在此居住、贸易。至于英国人具体租住在哪，用什么房屋或基地，则需要地方官员与领事共同商议。
这个地方官员就是新任上海道台宫慕久。宫慕久是山东人，生长于传统文人家庭，1843 年来上海之前在云南当过十多年的地方官。
此时，面临全新状况的清政府尚未建立专业的外交体系，江苏省的官员也不太愿意卷入夷务之中。究竟该怎样与洋人打交道？缺乏清晰的国家政策与上级指导的宫慕久想必也很头疼。但没法子，他只能看一步走一步，只要满足道光皇帝「永久相安」的要求，不酿成大冲突就行。
1843 年 11 月 8 日，一艘小轮船抵达上海县城外的黄浦江边，随船而来的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位巴富尔。在鸦片战争中，他曾以英军炮兵上尉的身份来过上海，而现在他已被委任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当天日色已晚，并无人来迎接他，巴富尔只得和随从们在船上度过了一晚。在船舱里几盏摇曳的油灯下，他们边吃着晚餐边开始畅想未来，不由得举起酒杯，为这个口岸「未来的伟大和荣耀」干杯。
第二天，宫慕久闻讯派人将巴富尔接入城中，但并没有在这里给他们安排可以租住的房子。害怕华洋杂居引发冲突的宫慕久建议英国人到城外居住，这种冷淡的接待激怒了巴富尔，他扬言要是没有合适的房子他们就在寺庙中搭帐篷住，但擅长打太极的中国官员依然没有给出直接回应。商讨完开埠事宜后，巴富尔只得自己在城里找可租的房子。
听闻洋人要找住处，一位姓顾的商人跟巴富尔搭上了话。他提出可以把自己一处拥有 52 个房间的宅子租给英国人，同时期望靠着这重关系能给他的生意带来新的机会。西姚家弄的顾氏住宅敦春堂就此成为最早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
《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1884）局部，可见道台衙门（苏松太道署）与西姚家弄的位置
今日的西姚家弄，两边是颇有烟火气的住宅楼，当年的顾家大宅已毫无痕迹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地方官员希望华人与洋人尽量减少接触，以免生出事端；而不少商人则期待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希望能与洋人合作，扩大自己的生意。
这一年的 11 月 17 日，上海正式开埠，英国商人、传教士陆续来到上海。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只能租住在城外破旧的民宅里。来到上海的苏格兰植物学家福琼（Robert Fortune）这样形容当时的居住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