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田之章
明代何良俊（图片来源网络）
明代的何良俊，曾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是掌管文书的一个小官。张半洲任南京总督时，何良俊论列数事，其中一条是“肃威刑”。
他说，总督受命出师，朝廷给与令牌，等于授以生杀予夺之权。而逗挠军机、临阵畏缩者很多，至今没有斩一人以徇。如此治军，要想取胜，是很难的。郎中盛南桥听了说：“你是想让我辈杀人呀？”何良俊说：“殊不知杀一人，乃所以保全千万人也。今独怜惜残兵败卒数十人，而不念东南被杀者千万人也。这千万人，难道不是一条条性命吗？”一席话，说得盛南桥哑口无言。
作为管理文书的一个小官，何良俊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书生”了。但他的这番话，却是明事理、识大体之言，不可简单地以书生之言视之。如果把这个意思，从治军推广到治国理政上，也是可以成立的。
在《四友斋丛说》中，何良俊引用孔子的话：“政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明朝立国之初，正承元末法度废弛之时，所以专用重典，以肃天下，因而人心帖服。而到万历年时，明朝已承平二百余年，士大夫行姑息之政，祖宗之法荡然无存，如不以重典肃之，天下必至于丛脞而不可为。孔子说“纠之以猛”，绝不是徒为苛刻，而完全是为了国家安宁。
明代的严刑峻法，历史上是有名的。但惩贪除恶，不可能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所以招致反对也是预料之中的事。这从何良俊的议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一切姑息，则吏缘为奸，不无冤抑，而强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衔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则保奸养蠹，所害不小。若刚明之政，则奸宄畏威，豪右敛迹，野无冤鬼，狱无滞囚，其设施岂不截然可观？”他用事实说话，有力地堵住了那些反对者的嘴。
“经世之道，方圆已耳。方以持世也，圆以调世也。”“盖天下之纪纲法度，以方守之则可振，而以圆通之则易坏。”
几百年前的新安县，民尚利而使气，凡可以阻挠政令实行的，无不想方设法加以阻挠。汝南刘公任新安郡守，三年政成，向朝廷报告，当时的文坛巨匠袁中道给他写了一篇序，阐述其对刘公治理的看法。袁认为，新安这种情况，如果采取圆融调和的治理方法，不但治不好，而且会“有善不得赏，而为善者怠；有恶不得罚，而为恶者横。私意日炽，公道日废”。
刘公也看到新安“风俗积痼之处”，所以他在治理时“一切救之以方”。上任后，利必举，害必除，豪强尽锄，冤抑尽雪，寒素尽收，权不旁贷，泽不下壅，终于“成就一段光明正大之业”。至此，人们才知“天下有必不可废之公道，有必不可遂之私情。宇宙间自有不爱一钱之清吏，不畏强御之男子”。
刘公何以能做到这样？关键是他不为流言所扰，意志坚定，勇于担当，“健骨刚肠，山峙鼎立”，视流俗之荣辱是非，无异于蚊虻之声过耳，毫不为动。袁中道因此而感慨：“治天下，则实心任天下之事；治一郡，则实心爱一郡之民”，如此则“纪纲法度可振，人心风俗可回，是斡旋世道之一法也”。
“为国者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者也。”吏治混浊，贪腐成风，积弊日深，人不思进，而以宽治之，无异于舍衔勒而驾驭狂奔的野马，停药石于生命垂危的病人，这只会使马跑得更猛，人病得更深。
《红楼梦》第33回，写贾宝玉因流荡优伶、淫辱母婢等事，遭贾政毒打。面对上前解劝他的人，贾政反问：“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这番话，说得极为痛切。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以宝玉的顽劣，如果再发展下去，将至于不可收拾，所以绝不能再容忍了。
治理之道，是宽是严，关键要看现状。如果乱糟糟一团，甚至礼崩乐坏、举世萎靡，还说什么“宽大为怀”，就等于放任与纵容。
有人说，当今的反腐是一场“人心争夺战”，是党心与民心的“进一步握手”。反腐败斗争之所以能形成压倒性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排除干扰，坚定信心，铁腕鲠骨，决不手软。敢于“得罪千百人”，是为了“不负十三亿”。心里有这一笔政治账、人心账，必能在正风肃纪的路上走得更坚决、更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