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现辛集市）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在公木十来岁的时候，原本还算富裕的家庭逐渐衰败，家里借了高利贷，但仍勉力供他上学。公木学习刻苦，以总分第一名中学毕业之后，前往北平求学。
但1928年的北平不像公木想象的那么美好。国共两党分裂，革命陷入低潮期。北平新旧军阀争斗、乌烟瘴气。公木考入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后恢复为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和同学自发组成“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探讨中国社会出路与发展前途，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30年1月，公木加入共青团。随后，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参与“北平文总”的活动。这一时期内，他写了一些宣传性的故事、歌谣，在街头巷尾涂写粉笔标语，在天桥、西单等处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等。
1927年，公木在直隶正定省立第七中学（今河北正定中学）留影
1930年，公木组织参与了“八一暴动”，但准备并不成熟，上街游行不久，就被侦缉队员抓获，羁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监狱。在监狱里，一个大号子关押二三十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进步青年，革命思想和斗争经验在此间交流和传播。公木已经做好了长期坐牢甚至牺牲的准备，到了九十月间，时局发生变化，在押的同志全部获释。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学生宣传抗日，发动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公木在北师大参与救亡总会的组织工作。次年3月18日，公木到北京大学参加抗日救亡集会时被捕，被关押在北平市公安局，由北师大学生会和抗救会联名担保才得以释放。1932年底到1933年初，公木与“左联”成员、同学古万川等筹办《文学杂志》。鲁迅对刊物进行了指导，创刊号上还刊登了他的《听说梦》一文，可惜只办了四期就被查封了。
1933年春，公木在上课时，特务来抓人。公木急忙离开教室跑到操场，正好两个同学打羽毛球，把球打到墙外去了，以给同学捡球为名，公木翻上墙头跑掉了。第二天，他在“华北左翼教师联盟”一位教授的介绍下，“逃亡”到山东滋阳，开始了四年的教师生涯，同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传播进步思想。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公木在正定中学支持学生运动，引起当局的注意，省教育厅派督学孟扶唐赴正定中学调查。而孟扶唐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暗中到公木家通知其迅速转移，公木再次逃脱了国民党当局的追捕。
卢沟桥事变之后，公木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来到晋西晋绥军区动员委员会工作，后调任敌后游击队任宣传股长，跟随队伍在山沟里与敌人周旋。在战斗的间隙，公木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岢岚谣》，塑造了一位面对日本侵略者毫不畏惧的农民英雄形象。这是公木第一次创作长篇叙事诗，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用长诗唤起民众抗战。
1938年8月，公木到了延安，在抗大毕业后，公木被调往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次年7月中旬，抗大总校职工万余人在校长罗瑞卿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留下公木和郑律成两人，奉命等待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一天晚上，郑律成和公木去拜访《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回来的路上，郑律成说：“我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两人一拍即合。
在两人商定大合唱要创作八首歌之后，公木思如泉涌，一气呵成，写下《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原来创作的《子夜岗兵颂》，共八首歌的歌词。公木完成这些歌词的创作，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没有钢琴，连手风琴也没有，郑律成在作曲时只是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也常常哼出一个调儿来，征求公木的意见。大约到8月底、9月初，全部编曲也完成了。
1945年8月31日，公木（第二排右一）与东北文艺工作团成员出发前一日摄于延安鲁艺
创作完成之后，抗大三分校已经正式开学，公木搬到三分校政治部，继续搞时事政策教育工作。郑律成虽然调离了抗大，还是经常回来教歌。三分校的每个连队，在行军途中，在集合会场上，到处都在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炮声震天响，战火漫天烧。看我健儿抖擞精神个个逞英豪”……同年冬，《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还在中央大礼堂进行了专场演出。此后，不只是抗大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传唱开来，学员们毕业了，就把歌声传遍四面八方。
对于创作的契机，公木后来说：“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真感情，很自然很自觉地写的。不是首长叫写的，也没有谁告诉我要这么写，也没有领导提意见，更没有开什么研讨会。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二人胆子也真够大的，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一写就是军歌、进行曲。这样的环境，我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
公木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证书
公木后来回忆说，“1939年秋冬间，抗战犹处于敌强我弱，即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的力量还并不强大，只能是以游击战为主……但这首《进行曲》所塑造的并不是游击小部队的形象，而是大兵团的形象，有着排山倒海、覆地翻天的力量。作为郑律成的合作者，我深知，或者说我清楚的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曾讨论过，也不曾上升到自觉意识的创作理论高度。对抗战的前途，有着必胜的坚强信念……”
“大约正是因为《进行曲》是在这种背景和心态下创作出来的，所以才不只为当时的抗战军民所传唱，而且到了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反攻时它更发挥了战斗歌曲的威力。”
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此后几经易名，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樊希安、石丽侠著《军歌的诞生——词作者公木、郑律成传》
臧克家曾说：“歌词，在某些崇拜艺术至上的人的眼中，是低下的，不肯写。而公木同志写了，发生了普遍的影响，几十年来起的作用很大。但自己并不以此炫耀，只觉得为革命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除去《八路军大合唱》之外，公木还创作有《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插曲）及电影《白毛女》《豹子湾战斗》等插曲，整理定型《东方红》歌词等。进入晚年之后，公木创作了《吉林大学校歌》《东北师范大学校歌》等歌词。
早在中学入学的第二年，公木就开始热衷写诗。十七岁那年，他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了诗歌《脸儿红》，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而及至公木前往北平求学，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选择真正走上文学道路，是因为他有着厚实的文学功底、他对现实的深刻感受，更是因为感受到了革命事业的召唤。
1933年，公木在他参与创刊的《文学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号上，发表了两首诗歌《父与子》和《时事打牙牌》。《时事打牙牌》是利用民间流行的曲调，宣传反帝爱国内容的诗。公木与同学古万川、李树藩、杨殿珣合作创作《时事打牙牌》四百多首，这些诗歌在一·二九运动中被广为传唱，对民众奋起抗日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晋绥军区时期，他开始启用“公木”作为笔名，并终生沿用。他把名字“张松如”中的“松”字拆开，把“公”字前置，含有“此木为公”、“公在木前”的意思。
在公木看来，自己“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他说：“我也曾经思考，经过怀疑，经过悲欢离合，经过检验抉择，最后才认定了要做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一颗‘铺路石子’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我们一代人，追随着我们的前辈，面向着屠刀和战火，蜂拥地走到这条政治道路上来的。”
1983年5月，公木与艾青（左）、冯志（右）谈诗
公木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诗创作与臧克家、艾青齐名，著名诗篇有《我爱》《哈喽，胡子！》《鸟枪的故事》等，先后出版过《我爱》《人类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黄花集》等十多部诗集。
《哈喽，胡子！》创作于1942年3月15日，是他在延安时期的重要作品，写出了三十年代在革命斗争中成长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境。该诗首先发表在《部队文艺》上，后由周恩来带到重庆，发表在由胡风主编的《希望》（重庆版）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也是公木诗歌创作的重要篇章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公木由长春到沈阳参加东北局会议，他加入街上潮水般的队伍，呼喊口号，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在当天晚上回长春的火车的小茶几上，他激动地写道：
我们走上了宽阔的
通往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底大道。
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
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
新中国底太阳披着彩虹，
从灿烂的东方底地平线上，
轰响着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
后来，二百零三行的抒情诗《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刊登在《东北日报上》，晚年的冰心女士读到这首诗，还特意写信来，称赞诗意“大气磅礴”。
公木曾说，一生最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最看重“教师”这个称呼，“我一生应该来说是一个教员。写诗都是业余的。”
在学术研究方面，公木的起步很早，又长期在大学任教，著述颇丰，在诗论、老子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首创“第三自然界”理论范畴。他出版了《中国文字学概论》《老子校注》《老子说解》《诗论》《商颂研究》《毛泽东诗词鉴赏》等，与杨公骥合写《中国原始文学》、与朱靖华合著《先秦寓言选释》等。他还担任全国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诗歌史论》的学术带头人，主编《中国诗史》《中国诗歌史论》等多卷本专著。
公木在20世纪70年代末
在教学方面，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师范和中学教过书，抗战期间又曾在延安承担过抗大、鲁艺的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吉林大学的教学和领导工作。在鞍钢工作时期，他也是从事职工教育。他的大半生都是在讲坛上度过的。公木热心教书育人，传道授业，不仅是对自己的学生，对于那些喜欢写作的、前来讨教的，也都认真给予帮助和指点。
学生梁莹说，“当我在吉大外文系学习时，就已听说中文系有位张老师。一次偶然机会，我有幸旁听了张老师教的文史课。去听课的学生达到几百人之多。我记得当时的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有很多人坐在窗台上，更多的人挤满过道、走廊。可以想象，张老师的知名度何等之高。这些事虽然发生在很多年以前，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使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1993年，公木给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解答问题
学者金恩晖说，“我不是公木授业的弟子，但他却是我永远的恩师。”一次，金恩晖要写一篇关于美国小说《飘》的评论，为此去请教公木。公木将意见满满写在两张稿纸上，还附了五张摘抄书中某些段落的卡片，并在信中写道：“书已读完，也略写了几句感想，极草草。卡片中所引数则，可做参考。书中所描绘的事例尚多，不曾一一摘录，有的曾划出一点标志，请翻阅。”
曾任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福贵教授回忆了1978年的一则往事：“我和一群同学发起成立全校性的文学社团——‘桔梗’文学社，想请公木老师题写社名。作为社长，我给公木老师写信，但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回信。后来收到老人寄来的很厚的信件。信中说，他出国刚刚回来，回信晚了很抱歉。信中他用大字写了十个‘桔梗’，说是让我们挑选。”
樊希安、石丽侠著《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词作者公木的多彩人生》
早在延安时期，公木就注意团结、帮助周边的诗人。1954年，公木调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所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指导年轻诗人，“一旦发现一株新苗，就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写评介文章。”他还把一些佳作推荐给报刊，许多作者因此而成名。诗人邵燕祥说，“我国当代诗坛人才辈出和公木老师的精心浇灌分不开，我的成长和公木老师的热情培育分不开。”
1987年，公木接到从江西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写道：“1957年9月您曾写过一篇《漫谈天才、技巧与生活》的评论。您通过那篇文章，对那个叫春刚的学生说：‘……这些诗出自一位少年之手，是难能可贵的，我看见才华在闪耀发光……’老师，那个叫春刚的少年就是我呀。”
1983年，公木与臧克家一起参加全国新诗评奖
在家里接待青年和后学，是公木晚年一个重要社会活动。平日里向他求教的人很多，每天他都要接待来访者和阅读大量信件。即使在病中，家人为“保护他”在门口贴上了“有病勿扰”的纸条，凡有来访，他也是有来必见。1998年，在他因病去世前夕，他还坚持帮后学写书的题词，写了一个不满意，又写了一个。
公木对教育的重视与奉献令人感佩。曾有一位中学生在聆听了公木的教导后，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时光可以流失，记忆却难泯灭，留在心底的爱，漂浮出依恋的烟渺，唱着一位平凡而高大的老人。他，送给了我燃烧起诗情的第一次握手；他留给了我一晕生活的明媚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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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樊希安、石丽侠著《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词作者公木的多彩人生》及樊希安、石丽侠著《军歌的诞生——词作者公木、郑律成传》改写而成。
